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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北土非吾愿,东林怀我师」--回想姚从吾老师(二)

更新时间:2018-06-14 11:29:43
作者: 李敖  

   我从小在北平长大,文化古城与幼时环境使我在智力上趋向早熟,我在六岁时已能背「三字经」,十岁时已遍读「水浒传」等旧小说,十一岁时已看过「黑奴魂」(「黑奴吁天录」)等翻译小说,小学六年级时我已有了私人的理化实验室,并做了全校图书馆馆长。

   我从小就养成了重视课外书的习惯,也养成了买书藏书的癖好。三十八年到台湾时,我的全部财产是五百多本藏书,(其中有许多东北史地的材料,因为那时候我不自量力,竟想着一部「东北志」!藏书中还有李玄伯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是我初一时买的,我万万没想到在七年以后,我竟在李先生的课堂上,用这书做了教本!另外还有一册郑学稼先生的「东北的工业」,是我小学六年级时买的,我也万万没想到在十四年后,我竟被这书的著者大骂,直骂到我的「令尊堂」!)这些早熟的成绩,使我很早就对教科书以外的事务发生极大的兴趣,使我很早就有了「忧宗周之陨」的孤愤。 初二以后我就读台中一中,我的大部分时间全部消耗在这个中学的图书馆里。这个图书馆的藏书相当丰富,我以义务服务生的资格在书库中泡了四年之久,使我对一般书籍有了不少的常识。最使管理员们惊讶的是,我甚至可以闭起眼睛,单用鼻子就可以鉴定一本书是上海那个大书店印的,这是我在teen-age中,最得意的一门绝技。

   在制式教育中,我慢慢长大,也慢慢对中学教育不能容忍。就客观环境来说,我总觉得我所经验的中学教育赶不上我在北平时的残余记忆,在残余记忆里,我认为北平的中学生不像台湾这样呆板、肤浅、缺乏常识与性灵;就主观感受来说,我读的课外书愈多,我愈觉得中学教育不适合一般少年的个性发展,更不要提IQ较高的学生了。中学的教育制度、教授法、师资、课程分配等等都有着极严重的缺陷与流弊,我在十年前高一的时候就给「学生」杂志写过一篇四千字的文章--「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它」,在那篇文章里,我曾对杜威那种「进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有着极强烈的憧憬,这种憧憬使我在有着强烈对比的中学里面非常痛苦,到了高三,我已完全不能忍耐,我决心不想拿这张中学文凭。

   以「在野」之身,我开始向往台大,向往大学教育会带给我一点补偿或安慰,一年以后我走进这个学校的校门,呼吸着远比中学自由的空气,我一度感到满足。

   可是,很快的,大学的生活使我深刻了解所谓高等教育的一面,它令人失望的程度比中等教育尤有过之,尤其是我身历其境的文法学院,其荒谬、迂腐已经到了不成样子的地步,六七个大学外文系的大一英文的教师甚至搞不清William Saroyan是谁;而法律系的一些师生,却连Hugo La Fayette Black都不知道!

   我都在学院里生活,可是却对学院的空气感到十分不满,大学教育带给人们的不该是读死书、死读书甚至读书死,它应该真正培养出一些智能的才具,培养出一些有骨头、有判断力、有广博知识、同时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但是,事实上,大学教育在这方面可说是失败的。今天的大学生很少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特立独行。他们只会抄抄笔记、背背讲义,然后走进教堂或舞会,在教堂里,他们用膝盖;在舞会里,他们用脚跟,他们的神经系统已经下降,他们不会用脑筋!

   带着失望的心情我走出大学,进入军队。一年半我从戎投笔的生涯在我的生命里掺进新的酵素,它使我在突然间远离了学院,远离了书卷,远离了跟民间脱节的一群。在军队生活里,我接触到中国民间质朴纯真的一面,而这些质朴与纯真,在我出身的「高等学府」里,早已是教科书上的名词。这段经验使我愈来愈感到大学教育的失败,在退伍归来,我写着:

   「教育好象是一架冷冻机,接近它的时间愈久,人就变成愈冷淡。太多的理智恰像泰格尔形容的无柄刀子,也许很实际很有用,可是太不可爱了!」

   ﹡ ﹡ ﹡

   不论我怎么苦恼,我毕竟是学院出身的人,学院的影响在我身上留下了巨大的烙印,使我的职业与方向不能有原则性的修改。所以在一年半的民间生活之后,我又回到学院里,翻开了「大藏经」,摊开了「宋会要」,找出了「东方学报」(ACTA ORIENTALIA),想用坐拥百城的丹铅方法,掩埋我内心的波澜与寂寞。

   多少次,在太阳下山的时候,我坐在姚从吾先生的身边,望着他那脸上的皱纹与稀疏的白发,看着他编织成功的白首校书的图画,我忍不住油然而生的敬意,也忍不住油然而生的茫然。在一位辛勤努力的身教面前,我似乎不该不跟他走那纯学院的道路,但是每当我在天黑时锁上研究室,望着他那迟缓的背影在黑暗里消失,我竟忍不住要问我自己:「也许有更适合我做的事,『白首下书帷』的事业对我还太早,寂寞投阁对我也不合适,我还年轻,我该冲冲看!」 于是,在寒气袭人的深夜,我走上了碧潭的桥头,天空是阴沉的,没有月色,也没有星光,山边是一片死寂、一片浓墨,巨大而黑暗的影子好象要压到我的头上来,在摇撼不定的吊桥上,我独立、幻想,更带给自己不安与疑虑。但是,一种声音给了我勇敢的启示,那是桥下的溪水,不停的、稳健的、直朝前方流去、流去,我望着、望着,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我眼前的溪水已变成稿纸,于是我推开「窃愤录」,移走「归潜志」,拿起笔,写成了投给「文星」的第一篇文字--「老年人和棒子」。

  

   「老年人和棒子」

   「老年人和棒子」文中一开始,就提到姚从吾老师:

   王洪钧先生在二十五卷第七期「自由青年」里写了一篇「如何使青年接上这一棒」,政大外交系主任李其泰先生读了这篇文章很感动,特地剪下来,寄给他的老师姚从吾先生,还附了一封推荐这篇文章的信。姚先生坐在研究室里,笑嘻嘻地连文带信拿给我看,向一个比他小四十三岁的学生征求意见,我把它们匆匆看过,然后抬起头来,望着姚先生那稀疏的白发,很诚恳地答他道: 「王先生在文章里说得很明白,他说『首先不必谈如何使青年接上这一棒,倒要看看如何使老年们交出这一棒』。站在一个青年人的立场,我所关心的是:第一、从感觉上面说,老年人肯不肯交出这一棒?第二、从技巧上面说,老年人会不会交出这一棒?第三、从棒本身来说,老年人交出来的是一支什么棒?我耽心的是,老年抔不不肯把棒交出来,反倒可能在青年人头上打一棒!」 姚先生听了我的话不禁大笑,我也感到好笑,但在我们两个人的笑脸背后,我似乎看到果戈里(Nikolai Vasilievitch Gogol)的句子,我感到我们两个人的笑都该是「含着泪水的」!

  

   不准时发薪,活不下去了

   「老年人和棒子」投给「文星」,在第四十九期(十一月一日)发出。写作期间,我正给姚从吾老师做研究讲座教授助理。当时做助理的最大苦恼,是不准兼差,又不准时发薪。做助理的人与研究讲座教授们不同,他们有教授的本薪,补助的钱对他们是「安定费」,是本薪以外的「补」与「助」,可是「助理级」的就不同了,早几天或晚几天发薪对我们所生的影响,是不能跟他们比的,每月唯一的一千元,它是本薪,迟迟不发,对「专任」两个字,自是一种讽刺。在这种情况下,我颇有改专任助理为兼任助理的意思。八月二十七日,我写信给姚从吾老师: 老师:

   有一件事我一定得听听您的意见。

   马宏祥在大陆杂志社的事他想让给我,业务不忙,同时可增加点编辑经验。

   生活方面,如果兼任助理五百元和〔研究生〕研究费四百元没有变化,杂志社六百多元的薪水,可以帮助我改变一些现状:可以买几本书(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大量买书了),同时还可以还还我几笔数目不算小的债务。 此事即使赵先生同意,我也一定先取得您的赞同,您如果觉得不合适,我就决定不做,您能费神替我定夺吗?

   学生 李 敖敬上

   五十、八、二七。

  

   一、严复像徐高阮已替赵先生找到。

   二、岭北纪行我正赶阅,周六前可交卷。

   五天以后,姚从吾老师回信如下:

   李敖同学:

   多日未见,为念。礼拜六来,亦未值,甚怅! 岭北纪行校正各点,均佳,备见用心,识卓。您再拿去,仔细的加添标点,使成完璧若何?可即日来取(除礼拜四外,上午均在研究室);因若送登香港大学五十年纪念特刊,本月中旬前即须寄去,不能再迟。

   王德毅应留在台北,慢慢想办法。他去新亚恐无书可读呢!大陆事颇不简单,须多次畅谈,方能定。我倒想约赵先生到您那里消暇半日,但不知他有无工夫耳!吾弟应志其大者、远者:「不受三年苦,难得人上人。」幸多加自审,大原则能守得着,自可听从,唯不能太随便耳。一切面谈后,再说。专此即问

   近好!

   从 吾

   五十年,九月三日晚。

  

   胡适寄钱赎当

   到了十月六日,我忍不住了,决定不使姚从吾老师为难,直接「通天」了。--我写信给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负责人胡适。说你们这个不准时给助理钱的制度,已「使我个人不好意思再向姚先生借钱,使我三条裤子进了当铺,最后还不得不向您唠叨诉苦,这是制度的漏洞还是人谋的不臧我不清楚,说句自私话,我只不过是不希望『三无主义』在我头顶上发生而已。」胡适收信后,在七日就限时信寄到我新店乡居,他写道: 李敖先生:

   自从收到你七月四日的长信和那一大盒卡片之后,我总想写信请你来南港玩玩,看看我的一些稿件,从吾先生说:「等他考过研究所再找他吧。」后来我见报上你考取了研究所的消息,那时我又忙起来了,至今还没有约你来玩。

   过了双十节,你来玩玩,好不好?

   现在送上一千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赎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

   你的信我已经转给科学会的执行秘书徐公起先生了。他说,他一定设法补救。祝你好。 胡 适

   五十、十、七夜

   这张支票可以在台北馆前街土地银行支取。

  

   副本给姚从吾老师

   我在十月十日回信给胡适,表示我对他的感谢。信中细述了「李敖先生」的一些身世,其中包括我跟我中学的共产党老师严侨的关系,和在严侨被捕后、死去后,我如何受到胡适自由主义的影响,因而在思想上得到新的境界。这封信写得很长,有五千字,写得很动人。我听说胡适收到信后,深受感动。他拿给几个人看,其中真巧,在十月二十八日叶明勋、华严夫妇去南港看他的时候,他把信又拿出来,因而从这对夫妇口中,得知了一个惊人的大消息--严侨并没有死,他还在世,不但在世,并且已经出狱了!十一月一日的早上,姚从吾老师在研究室中,从皮包里拿出一封信,当面交给了我。信是胡适十月二十九日写的,告诉我严侨没死的事。胡适在信封上写「敬乞姚从吾先生便交李敖先生」字样,他不把这封信付邮,显然是怕被国民党邮政检查,对我不便。他真是细心的人,细心得不露痕迹,真是老到感人!

   在我十月十日写长信给胡适后三天,我做了一个副本,给姚从吾老师,并附了一信:

   从吾老师:

   这是我给胡先生的一封长信,详述我个人的历史演变,我特地做了一份副本,呈给老师看。

五年来,老师对我的赏识、指导与帮助,不论是无形的或有形的直接的或间接的,也不知有多少,最使我感谢的,乃是老师对我那一些「使老年人看来不顺眼」的行径能够容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baifu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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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李敖大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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