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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凌云: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的标准化

更新时间:2016-11-08 22:56:29
作者: 余凌云  

      摘要:  尽管道路交通事故情境各异,案件形态多样,但还是可以从纷繁复杂、千差万别之中找寻到一定规律,并诉之以标准化。标准化不能仅止于责任认定,应当延伸到保险赔付和民事赔偿,彼此的标准化之关联性应该清晰可见,又便于操作,和解、调解乃至裁判才有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  道路交通事故 责任认定 保险 赔偿 标准化

  

一、引言

   我国已迎来了汽车时代。[1] 汽车时代赋予了“衣食住行”中的“行”更多现代化色彩,人们出行更加便捷,时空距离骤然缩短,出行安全日益突出。可以想见,人的出行,离不开路,更撇不下车,道路交通事故频发也就自然不过的了。如何快速公正地解决事故纠纷,成为一个无法回避、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日本早于我们,在上世纪60年代进入了汽车时代。但是,诉至法院的案件却不多,根据Takao Tanase的研究,涉及伤亡的交通事故,每百起还不到1起提起了诉讼,而在美国,却平均为21.5。[2] 对于这种低诉讼率,很多人都觉得像Takeyoshi Kawashima的研究里所说的,[3] 是非讼的日本文化的产物(this is a product of a non-litigious Japanese "culture"),日本人的基本价值观就是和谐、一致(fundamental Japanese concern for consensus and harmony)。[4] 但是,上述观点受到了颠覆性批判。

   从Foote、Tanase、Ramseyer和Nakazato等学者的实证研究看,真实的原因不在文化,也不是司法制度耗时费力之痼疾,而应当是日本推行的标准化,可以极大地提高当事人对案件处理结果的预测能力(predictability),从而实质性减少了诉讼需求。这种以标准为主导、积极化解纠纷的路径,Tanas称之为“管理模式”(management model)。在他看来,“‘管理,而不是诉讼’的态度或制度栅栏,对于日本人为何极少诉讼的缘由,给出了最好的解释”。[5] 因此,诉讼案件极少,并不奇怪,这是当事人理性选择的结果,也恰好说明了日本的“制度在执行法律规则上惊人的好”(the system enforces legal rules amazingly well.)。[6]

   日本的标准化实践对我有强烈的触动,与我近些年鼓吹的指南、手册与裁量基准颇为接近,[7] 有异曲同工之妙。从本质上讲,它们都是将裁量结构建构起来,把专家知识外化为社会知识,不再由公共机构独占,而广而告之,为社会公众所普遍知晓,从而提高了对结果的预测、对行为的规范。从日本的经验看,主要是在过错认定、保险与赔偿上实现标准化,这三个环节无疑是解决道路交通事故(以下简称交通事故)的关隘,本文的关注点也在于此。首先,我将尽量详细地介绍日本是如何实现标准化管理的。然后,对我国较为零散的、片段式的标准化实践进行梳理。当我们将目光来回逡巡之际,很自然就会知道进一步完善的方向,以及应当注意的问题。毫无疑问,标准化的引入,对于加快解决日益攀升的交通事故纠纷,尽快满足受害人赔付诉求,促进诉前和解以及提高司法效率,都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日本的标准化管理模式

   二十世纪60年代初,日本交通事故开始频发。为了应对急遽攀升的交通事故,1962年东京地区法院(the Tokyo District Court)创设了第27民庭(Civil Section No. 27),专门审理交通事故纠纷案件。其他地区法院也陆续设立了类似的法庭。但要说起标准化实践,就绕不开东京地区法院第27民庭。可以说,标准化实践发端于第27民庭,波及全日本。

   1、缘由

   第27民庭之所以会想到标准化,也是因为不堪讼累。东京地区法院创建第27民庭之初,原先预计受理案件300起,没想到当年案件就达到428起,来年升至587起,1966年超过1000起,1969年差不多翻番,达到1995起。[8] 法院感到越发吃力了。为了加快案件的审理,更为了在诉讼之前就能够积极促成当事人的和解,及时地保护受害人,他们发现标准化是一个可行的路径。因为在他们看来,交通事故案件有着特殊特点(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比如大量近似的案件,以及清晰的类型(the clear typology),这使得它们成为特别合适的样本,可以通过类型化、标准化加以解决,从而减少诉讼。[9]

   2、实践与成效

   第27法庭的标准化实践首先是从赔偿入手的,每月定期开会,比较彼此判决,目的是不断修正计算公式,并获得更大的确定性。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当赔偿标准变得越来越详细具体了,便编辑成手册(the handbook)。[10] 法官们都遵循手册指引,裁判的偏差出入就不大了。

   为确定过错大小,提高法官的认同率,第27民庭还做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先由两位法官Kurata和Masahiko Fukunaga将最常见的交通事故情形(the most common accident scenarios)绘制成图表,然后让庭里的所有法官就不同情境的过错程度分别打分,当法官们给出的分数很接近时,他们就绘制一系列图表来标明判断过错程度的标准。然后,通过撰写论文,以及案件报告等通常路径,与其他法院交流,迅速地形成了全国审判的统一标准。[11] 所以,我们说的责任认定,在日本,是由法院负责,并基本上实行了标准化。

   法院还积极与保险企业(the insurance industry)、法律援助协会(he legal aid society)、律师协会等组织商谈,并得到了后者的响应与支持,尤其是律师团体,对标准化公式的发展与执行(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formulae),不仅默认(acquiesce),还积极配合。[12] 通过各方共同努力,上述标准不断得到统一和完善。

   第27民庭对标准公开的推动,是由间接发展到直接。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法官们总结出来的标准,仅提供给处理案件的律师、保险公司,并通过这些渠道向外扩散,让外界了解法官的基本看法。到了1967年,通过保险险率确定委员会(the Insurance Rate Determination Committee),向整个保险行业公开。但是,仅向争议一方的保险公司公开,有失偏颇。所以后来,干脆在Hanrei Times上向社会公开有关标准及说明。[13] 当然,由法院公开标准的做法也招来了批评,被指责司法有扮演准立法功能之嫌。于是,现在法院一般不直接发布标准,而是与律师协会(the bar associations)举办定期会议,由后者编制和发布他们自己的标准。[14]

   起步于第27民庭的标准化实践,很快就得到了日本最高法院的鼎力支持。后者通过法官的轮岗,召开全国法官会议等形式,让其他地区法院也能迅速分享有关的标准。[15] 因此,对于很多案件的处理,日本法官是用详细的、清晰的,而且是公开的公式来算计相对过错的比例以及受害人的损失,连判决赔偿多少也是标准化的。[16] 在Foote看来,这是“自觉的、有意识的司法能动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例子” (one of the foremost examples of conscious and deliberate judicial activism in Japan)。[17]

   在日本,标准化的思路还有意识地渗入到保险赔偿之中,不仅清晰界定,并一致适用强制机动车保险上的赔偿标准(clearly defined and uniformly applied standards for compensation under compulsory automobile insurance),而且,选择性保险的赔偿也同样是标准化的(similar standardization for payments under optional insurance)。只要收集到受害人的基本信息,比如,医疗花费、年龄以及年收入等,便能自动计算出赔偿的额度。因此,保险上的赔付也是中规中矩的。

   与此同时,标准化的推进,还辅之以广泛的免费咨询制度。遇有个别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专业知识,当事人也可以向有关咨询机构咨询。在日本,警察、保险公司、法院、律师以及政府中的咨询机构都能提供类似的服务。当事人在谈判过程中可能还会再来咨询,或者多走几个机构,货比三家(shop around),以获得更多的有利信息来讨价还价,至少,得在狡诈精明的对手(a shrewd opponent)那里讨回自己该得的那份权益。[18] 但是,一致的标准能够产生相同或近似的咨询意见,有助于消弭当事人之间的认识分歧,打消过分的期许,迅速和解。

   经过一番努力,日本逐渐形成了标准化的精细管理模式。日本的标准化是一个完整的、内在协调的、成体系的标准化,包含了强制或选择性保险的赔付标准(standards for compensation under compulsory automobile insurance, similar standardization for payments under optional insurance)、法院判决赔偿的标准(standardization of court awards in the cases that do go to trial)以及计算相对过错的标准公式(standardized formulae for calculation of comparative negligence),[19] 贯穿了交通事故处理的整个过程,彼此呼应,协调统一,浑然一体。固定的公式,同样的推算,得出相差无几的答案,略显呆板,却又不偏不倚,颇符合日本人的行事风格。对当事人来说,对诉讼结果,对问题的解决,也就有了很强的可预测性(predictability)。对于大多数案件,依循这些标准,在有关咨询机构的帮助下,当事人无需诉诸法院,无需雇请律师,就能止诉息争。

   成效也很明显。1970年交通事故纠纷案件为2300件,达到一个高峰,随后陡降至1977年的600件,经过70年代早期之后(after the early 1970s),诉至东京地区法院的案件多为非典型的案件(atypical cases),不能通过标准解决。[20] 涉及人身伤亡的案件,诉讼率也不高,1981年为0.7%,1986年为0.8%。[21]

   3、利弊分析

当然,这种标准化实践也招致一些批判,认为,一致性的要求不适当地遮蔽了案件之间的差异(the quest for uniformity unduly masked differences among cases)。这显然是基于个体本位的诉讼观(an individualistic orientation to litigation)。具体而言,一是主张所有案件都是独一无二的(unique),当事人有权要求个别裁判(an individualized determination)。(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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