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景天魁:中国社会学源流辨

更新时间:2016-10-17 20:42:03
作者: 景天魁 (进入专栏)  

   [摘要]对实现中国社会学崛起这一目的而言,只有重新认识西方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学的关系,明辨何者为源何者为流,才能找到实现中国社会学崛起的路径。中国社会学应以“群学”所代表的本土社会学传统资源为“源”,将本土学术传统之“流”与近代以来传入的西方社会学之“流”展开流与流之间的会通,立足于中华复兴的现代社会实践,进行概念提炼和理论创新,方能迎来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社会学的崛起。

   [关键词]中国社会学 本土化 学术源流 中西会通

  

一、关于“中国历史上有没有社会学”的疑问

   长期以来,我们不假思索地相信社会学只在西方有,中国传统学术中没有,即使有也只能叫“社会思想”。笔者以为未必。在中国社会学的重建过程中,费孝通一再提到20世纪30年代在燕京大学讲授社会学的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的论断——中国早在战国时代已由荀子开创了中国社会学,比西方的孔德和斯宾塞要早2500多年,①就是证明之一。

   与费孝通年龄相仿的丁克全早在1940年在日本帝国大学学习社会学时,就思考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为什么是西方首先创立的,难道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就没有“社会学”吗?汉语中的“社会学”一词以及在日语中的含义是什么?他查阅大量资料,构思了《汉字“社会学”各单字和“社会”复合词的本义及其引申义》一文,并在帝国大学社会学部作了一次报告,引证大量古代文献,证明中国是最早使用“社会”一词的国家,在古汉语中“社会”就是群居会合之意。②

   青年丁克全敢于独立思考,他所提出的问题,在当时是很少有人想到的,就是在今天,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也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究其原因,在基本概念的理解上确有需要辨识的地方。

   第一,关于“学”的时间界限。说“由荀子开创了中国社会学,比西方的孔德和斯宾塞要早2500多年”,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学”并非始于文艺复兴以后。“学”也未必只能从西方学科分化算起。说一门科学、一门学术,只从学科分化始,是不恰当的。科学、学术有分门别类的形态,也有浑然一体的综合形态。有长于分析的,有长于综合的,绝不能说长于分析的是科学、是学术,长于综合的就不是科学和学术。笼统地说,西方学术长于分析,中国学术长于综合。只要翻一翻经史子集,就不难看到大部分都是极为丰富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成果,只不过采取了古代的形态而已。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提问,为什么与西方的学科形态不同就不能称为“学”?中国之“学”历来与西方之“学”有所不同。为什么中国社会有那么丰富的“社会思想”,有那么多的思想和学说的派别,却不能称为“学”?我们不能像许多西方国家不承认中医是医学那样,对中国古代学术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

   同样的,在学科起源问题上,“欧洲中心论”者的地域性偏见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现代考古发现已经证明,世界几大文明各有独立的起源,包括学术,在后来有条件实现交流与会通之前,很多学科都各自形成了,并且形态各异。更重要的是,与“欧洲中心论”者所宣扬的相反,在从野蛮到文明的变革中,中国的道路和形态不仅与西方不同,而且更早、更为主流。哈佛大学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指出:“中国文明起源形态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一个主要形态,而西方的形态实在是个例外。因此社会科学里面的自西方经验而来的一般法则不能有普遍的应用性。”③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变革,遥遥领先于欧洲,早已形成了规模巨大、结构复杂的文明社会,我们的先人又特别重视社会关系和人际交往,说荀子(其实不仅仅是荀子)的社会思想也可以称为“学”,是“中国社会学”的“早熟”形态,④是有据可依、站得住脚的。

   第二,关于“学”的用法和学科化问题。中国古代对“学”的用法,与近现代西方确有不同。中国古代,确实学科分化不足,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分化。所不同者,是中国古代所谓“学”,多指“学说”、“学派”,如“儒学”(儒家之学说)、“老学”(道家、老子之学说)、墨学(墨家之学说),以及经学、玄学、理学、实学,等等,但也有地道学科意义上的“学”,如“算学”就是数学。从严格学科分化的意义上看,所谓“群学”并没有与政治、历史、文化诸学科明显区分开,这是事实。比较而言,西方社会学确实是学科分化意义上的一个学科。然而,一门学问实质性的内容是其理论和方法,当然它也有表现形式问题。在19世纪的欧洲,出现了学科分化的高潮。但是,能够说在大学里有了讲授一门学问的职业之前,有了一门课程之前,这门学问就不能算“有”?或者不以一种职业、一种课程出现,一门学问就不能以别的形式出现?

   社会学如果作为专业、作为职业,确实在中国出现较晚。在学科化的社会学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社会学并没有完全学科化,但这主要指的是形式的方面,不等于“中国社会思想”中就没有社会学的内容。

   对于一门学问来说,专业化是重要的,但同时,综合化、非专业化也是重要的。专业化有利于一门学科的发展,非专业化其实也有利于一门学科的发展,因为任何一个学科都需要从别的学科补充知识、获得启发、开阔眼界。如果一个人,单纯到只有社会学的专业知识,没有其他学科的知识,例如历史学、人类学、法学、哲学、地理学和许多自然科学的知识,那对社会学的专业知识其实是理解不好甚至掌握不了的。各门知识归根结底是相通的。在学校里,知识需要一门一门地学,但出了校门,面对复杂的社会现象,任何一门专业知识都是不够用的,综合知识和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可能更重要。常常见到在学校里专业学得好的人,工作以后成就不一定大,也许可以由此得到一定程度的解释。

   第三,关于“学”起源的条件。从各个学科的情况来看,有一些“学”的出现,是依赖特定技术、特殊事件的,例如,量子力学、微电子学之类,我们不具备那种技术前提,当然这种学科就不可能在本土产生。对于这类学科来说,它从异域的传入,也就是它在本土的开端,这是一致的。但是,像哲学、数学、法学,也包括社会学这样的学科,它们的起源不依赖特定技术和特殊事件,实践发展到一定程度,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单单是生计、沟通和交流的需要,就能够促使知识积累到比较丰富的程度,就可能刺激一门学问的产生。这样,我们才能承认和理解世界文明的多元性、多向性、多样性。

   我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了丰富的学术实践。孔子在教学中已经划分了“专业”,他的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六艺”相当于六个专业;墨子办学,“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他划分了谈辩、说书、从事三科,每科又有许多专科。其中,“说书”一科,培养各类学者、教师;“从事”一科,培养农、工、商、兵各种实用人才。⑤到了荀子的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齐国的稷下学宫,创办于公元前4世纪中叶,止于秦灭齐即公元前221年。它是战国时期最著名的正规高等学府,大师云集,有孟子等杰出人物,荀子三次出任“祭酒”;教师有职称,如“上卿”、“客卿”、“上大夫”、“大夫”等;学生数千,有学制、学规、学生守则(《弟子职》);设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博士制度,培养出了不少名震天下的学生,如李斯、韩非等。其论辩之自由、思想之碰撞、学派之林立、影响之深远,引得梁启超盛赞“非特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学史之伟迹也”。⑥一个稷下学宫就能够鼎盛到如此程度,学术发达的盛况在当时的世界上应是无与伦比的。其百余年间热烈展开的大辩论,诸如义利之辩、名实之辩、天人之辩、王霸之辩,等等,即使不单单属于社会学的议题,也明显具有社会学的面向,事实上产生了许多现在意义上的社会学概念和命题。

   再退一步,就说“社会学”是孔德1838年在《实证哲学教程》中正式提出的,我们在现代社会学的研究上是落后了,这是事实,但只能说严复译书《群学肄言》是中国介绍西方社会学的“开端”,不好说是整个“中国社会学的开端”,因为中国社会学实质性的内容早就存在了,不然,严复也不会刻意把它译为“群学”。

   以上几条,可能给人以称谓之争、用词之争的印象,其实不然。这是对社会学这个学科性质的理解问题。在孔德等人那里,是在实证主义的意义上理解“社会学”的,但是社会学讲实证,也不是唯一的,甚至在许多流派那里不一定是主要的,也不是可否称为社会学的必要条件。

   其实,何止对社会学,何止对社会科学,对中国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众多学科的否定,并不少见。西方人曾经说中国古代没有数学。获得首届国家最高自然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吴文俊院士曾经证明了“从记数、以至解联立线性方程与二次方程,实质上都是中国古代数学家的发明创造,早就见之于中国的九章算术甚至是周髀算经等书”。⑦《九章算术》完成于公元50-100年,《周髀算经》更是成书于公元前100年前后。而很多成果西欧迟至14世纪才出现。尽管比中国少说晚了1500年,但却硬说中国古代没有数学。

   偏见是与无知相伴的。欧洲人就不说了,回头反省自己。吴文俊院士写道:“西方的大多数数学史家,除了言必称希腊以外,对于东方的数学,则歪曲历史,制造了不少巴比伦神话与印度神话,把中国数学的辉煌成就尽量贬低,甚至视而不见,一笔抹杀。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生活过来的一些旧知识分子,接触的数学都是‘西方’的,看到的数学史都是‘西方史家’的,对于祖国古代数学十分无知,因而对于西方数学史家的一些捏造与歪曲无从辨别,不是跟着言必称希腊,就只好不吭声。”⑧对于社会学,对于今天的我们,是否需要对号入座?

   总之,说社会学产生于19世纪中后期的欧洲,那是说的西方社会学。换言之,对于西方社会学来说,那是一个公认的事实。说西方社会学是研究现代社会的,它的主题是关于现代性的,甚至说它的出现是对现代性的回应,它本身就是“现代性的方案”,西方社会学家都这么说,也有合理性。说西方社会学是19世纪末才传入中国的,这也是一个历史事实。但不能把西方社会学的传入与中国社会学的产生简单地画上等号。中国学术自古以来就不是踩着西方学术的“点”(节奏)走的。不同文明自有其起源,其中的不同学术,有不同的概念、不同的形式、不同的传统,是很正常的,不是什么奇谈怪论。

  

二、关于“中国社会学”之“源”

   笔者认为,中国社会学之“源”,是以荀子“群学”为代表的本土社会学传统资源。它是以墨子“劳动”(“强力”、“从事”)概念为逻辑起点,以荀子“群”概念为核心,以儒家“民本”概念为要旨,以礼义制度、规范和秩序为骨架,以“修齐治平”为功用,兼纳儒墨道法等各家之社会范畴,所构成的中国社会学“早熟”(早期)形态。

   提出“中国社会学”之“源”问题,意在争取中国社会学的崛起。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以及梁漱溟等先辈,都曾经预言中国学术、中国文化的复兴,其中也包括中国社会学的崛起。这是清末引入西方社会学的先贤们抱持的期许。他们引入西方社会学不是为了用来替代和终结中国学术,而恰恰是为了复兴中国学术,由学术复兴,而带动文化复兴,而促进社会复兴,而实现中华复兴,这一思路不论今天作何评价,争取中国社会学的崛起总是题中应有之义。

   以荀子“群学”为代表的本土社会学传统资源,作为现今中国社会学崛起的源头,理由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一门学科之“源”,不仅仅指学术本身,根本之“源”当然是社会实践、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国社会学崛起,根本原因是中国的崛起,中华民族的复兴,如果没有这个巨大的实践动能的推动,恐怕所谓中国社会学“崛起”很可能可望而不可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1745.html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5年第2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