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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天魁:做学问也是一种修炼

更新时间:2020-08-17 10:19:12
作者: 景天魁 (进入专栏)  

  


   简历

   景天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政法学部副主任,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43年4月8日生于山东蓬莱,1967年8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1年和1987年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得硕士、博士学位。1992年评为研究员, 1995~2006年先后担任社会学所副所长、党委书记、所长,1996年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998~2005年任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2001~2005年任国际社会学会(IIS)副会长。为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社会学首席科学家。2006年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主要研究领域:社会发展理论、福利社会学、时空社会学。

   独著:《打开社会奥秘的钥匙——历史唯物主义逻辑结构初探》 (1981年), 《社会认识的结构和悖论 》(1990年), 《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2002年),《底线公平:和谐社会的基础》(2009年),《底线公平福利模式》(2013年);合著:《福利社会学》(2010年)、《发展社会学概论》(2011年)、《时空社会学:理论和方法》(2012年)、《普遍整合的福利体系》(2014年)等。

   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普遍型社会福利体系的基础和设计研究”、民政部委托课题“中国社会服务体系建设研究”等十余项课题。

   1993年,专著《社会认识的结构和悖论》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首届优秀著作一等奖,专著《底线公平:和谐社会的基础》获得2012年度社会学所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陆学艺社会学发展基金会第二届社会学优秀著作奖、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八届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时空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合著)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2015年度优秀著作一等奖;2004年,论文《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五届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一、学术历程

   我于1981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并留哲学所工作,1995年调到社会学所工作至今。回顾以往35年的学术历程,我在哲学研究方面先后致力于社会本体论、社会认识论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提出了劳动起点论、认知系统论、科学基础论;在社会学研究方面,涉足了时空社会学、发展社会学、福利社会学和社会政策研究,提出了时空压缩论、超越进化论、福利社会论、底线公平论。前一时期的哲学研究,为后来的社会学研究奠定了哲学基础;在从事社会学研究时,我又致力于其在社会政策上的应用性研究。这样,我就先后涉及了哲学、社会学和社会政策三个层次。现在回顾起来,似乎对这三个层次及其相互关系多少有了一点感悟。

   (一)关于劳动起点论

   恩格斯说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一生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列宁认为它是科学思想中最伟大的成果。但在后世的若干教科书中,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内容却被归结为那么几对范畴,显得很单薄。而这些范畴又被孤立地加以抽象地规定,忽视甚至割断了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样做的结果,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单化、公式化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对历史唯物主义恣意割裂和曲解,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我读研究生正值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已经开始批判“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展生产就是唯生产力论”等错误观点,但并没有触及到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问题。我在《哲学研究》1980年第8期上发表的“历史唯物论的逻辑起点”一文认为,“历史唯物论不应该是几个范畴和原理的简单罗列,而应该是各范畴、原理之间有着必然的有机联系的严密结构。每个范畴都是这个科学认识之网上的纽结,这些纽结不是杂乱的,而是有顺序的。这种范畴的体系是作为一门成熟的科学所应有的存在形态。”《哲学研究》在发表该文时,专门开辟了“哲学学论坛”专栏,对历史唯物主义体系问题的提出和讨论予以支持。《哲学研究》在发表拙文时,特别注明我是一名研究生,那时哲学界大师云集,我一个二年级的硕士生能在国内顶尖的哲学期刊上发表文章,是罕见的。这表明《哲学研究》编辑部高度肯定历史唯物主义体系问题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而他们奖掖后学的精神令我至今不忘。

   我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研究的切入点,借鉴黑格尔《逻辑学》和马克思《资本论》的“概念演进”方式,以劳动在不同时期主要历史形态的演变,来解释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后又在《哲学研究》1981年第7期上发表了“建立历史唯物主义逻辑体系的基本原则”一文,进一步探讨了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方法论问题。在此基础上,我的硕士论文《打开社会奥秘的钥匙——历史唯物主义逻辑结构初探》,于1981年11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的核心思想是“从劳动理解社会”。我以“劳动对象化——劳动分化——劳动异化——劳动社会化——劳动自主化”等劳动的展开过程来阐述其与社会和人的发展过程的统一。把劳动视为形成社会有机体的机制,以对劳动的逻辑展开为线索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结构,并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以劳动运动呈现出来。该书从劳动出发,具体探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诸如构成生产方式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等。这一研究对于当时深受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束缚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钥匙》一书一经出版,就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反响,并引起了中央领导和主管部门的关注。当时,在有的大学图书馆,借阅该书需要预约排队。我也因为该书而于1982年受到了时任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接见。当然,我的观点,有些习惯了前苏联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的人是不愿接受的,那一波争论大约持续了五年时间。

   (二)关于认知系统论

   我从1983年攻读博士学位开始研究社会认识论,此后数年间,我先是与几位系统论和控制论专家交流与合作,继而参加钱学森教授亲自主持的系统学讨论班,深受他关于科学系统的卓越思想的影响。那时我精力充沛,又心无旁骛,而且兴趣广泛,潜心阅读了大量有关科学技术哲学、思维科学、数学哲学、宗教学和文艺理论等等方面的著作。例如,为了探究人是如何认识宏观世界的,我读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若干著作,在对微观世界的认识方面,我读了量子力学和物理学史;为了探究宗教和艺术是如何把握世界的,我不仅读了不少书,还拜访了有关领域的专家。大量阅读,不仅开阔了我的视野.也启发了新的思路。我的博士论文《社会认识的结构和悖论》,迟至1987年才完成并顺利通过答辩,答辩委员会将它推荐列入胡绳主编的第一批“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出版。无论是答辩委员会还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并未提出修改建议,但当出版社准备付梓时,我却把书稿要回来修改加工,这一修改就持续了2年多,到1990年该书才面世。我一拖再拖交稿日期,出版社不仅耐心等待,时任总编辑郑文林还多次在社里表扬我,这种宽容和尊重作者、鼓励严谨治学的态度,对我的教育也很深刻。

   我在社会认识论领域的主要观点和主要工作是:

   1.建立了社会认识系统的模型

   贝塔朗菲依据对生物系统的研究,建立了“一般系统论”;钱学森致力于将“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新三论”(耗散结构论、超循环论、协同学)以及当时最新的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和如航天等巨型工程技术学综合起来,创立“系统学”。我在系统学讨论班中是一个外行,人家讨论的许多话题我不懂,我就把心思聚焦在社会认识能否建立一个系统模型的问题上。《社会认识的结构和悖论》一书把整个社会认识看作一个系统,把社会认识划分为七种认识方式:科学认识方式、技术认识方式、艺术认识方式、价值认识方式、宗教认识方式、日常认识方式和哲学认识方式。过去总是认为,这些认识方式旨趣和性质迥异,根本没有什么内在的统一结构。其中,诸如科学和宗教、哲学和日常认识是对立的;价值认识是主观的,科学认识是客观的,二者正相反。我却把它们都归结为某种主客观结构,区别是在于结构方式各异。并且探讨了诸种认识方式相互联系和相互过渡的机制,由此建立了社会认识系统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人的认识正像太阳有七色光一样,由这七种认识方式而形成一个连续的谱系。

   2.提出了社会认识系统的悖论

   以往,悖论研究和社会认识论互不相干,悖论被看作纯粹的思维现象,甚至把它的产生归结为主观错误,不从社会认识论上思考悖论问题。另一方面,在社会认识论中也缺少悖论研究的视角.而是用“矛盾分析”取代了悖论研究。

   我认为,尽管悖论表现为一种思维现象,但它却有深厚的社会根源。社会生活和社会认识中自我涉及性的循环现象,在一定条件下就会产生悖论;悖论也不是逻辑错误,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形而上学思维的产物。悖论确与形式思维和形式化方法的局限性有关,但不一定就是形而上学。悖论发生在人的思维想要明确、固定地把握事物的辩证本质的时候,它是确定性与非确定性、清晰性与模糊性、变动性和静止性之间的矛盾的一种特殊表现。在社会认识论研究中引入悖论研究,有利于揭示社会认识因主体自我相关、主客体相互纠绕和相互转化而引起的特殊性质,有利于通过分析社会认识的综合性、概括性和多层次性的悖论,而使社会认识的本性以更尖锐、更集中的形式暴露出来。从而展示出社会认识论研究的一条新思路。

   3.提出了整合性思维概念

   我认为整合性思维将是符合现代科学本性的一种辩证思维的新形式:(1)社会认识论并不是一般认识论在社会认识领域的简单推广,社会认识论也不再局限于研究认识的来源、认识和对象的关系、社会客体的一般特征之类的传统的认识论问题,而是要研究与当代科学和社会实践的需要联系更为密切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不再是一般地把社会当作客体来研究,而是从主客体的统一出发或者就是研究主客体统一本身。(2)它不再是纯粹思辨的研究。而是努力在哲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之间、在哲学抽象和具体实践之间建立起紧密联系并相互过渡的中介或桥梁,从而发展为新的综合性学科。(3)“整合”(integration)是相对于分化、分解而言的,在近代科学长期分化发展,各门科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概念语言、理论定式、对象范围的情况下,要实现整合,就必须解决各种概念语言的相互沟通、各种认识方式的相互转换以及不同学科视角的重合和交叉等问题。这也就是我致力于研究社会认识的七种认识方式的结构及其相互转换的机制的原由。

   整合性思维的特征是:(1)综合统摄分析,即综合贯穿于认识的全过程,但每一步综合都伴随着分析;(2)分析和综合不是分别进行的,而是相互渗透、融为一体的。分析不以失去对象的整体性为代价,而是以综合为指导的;综合也不以失去对各个部分的精细考察为代价,而是以分析为基础的。(3)在表现形式上是形式化和非形式化相结合、科学和经验相结合。(4)在表现形态上是从抽象到具体的理论形态和从理论具体到具体实践的应用形态的统一。

可以说,在社会认识论领域的艰苦开拓,构成了我的学术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从哲学领域转移到哲学和具体科学、哲学和生活实践的过渡地带,从依靠抽象思辨转向依靠广泛的具体科学知识基础。这一转折促使我“朝着‘哲学——专门科学——社会技术学’的方向努力,建立纵深的研究层次。……脚踏实地,上下(不同研究层次)贯通,虚实相应,似亦应为当今治学之道。” (《社会认识的结构和悖论》第11~14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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