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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林:中国社会学的历史担当

更新时间:2016-10-17 20:43:32
作者: 李培林 (进入专栏)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了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意义重大。本文从中国社会学的历史担当入手,阐述了中国社会学“问题导向”的中国风格,并从我国当前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中选择了五个突出议题进行了细致分析,包括中等收入陷阱、社会结构转型、创新驱动、社会公正和创新社会治理。作者强调社会学应关注和研究这类重大问题,并形成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理论。

  

1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小康社会”是改革开 放初期邓小平提出的一个关于中国式宽裕社会的概念,是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阶段性目标。自197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小康”目标(邓小平,1978:64)以 来,近40年已经过去。就数量指标而言,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初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人均GDP 800美元。2015年,中国人均GDP实际已达到约8000美元,是800美元的10倍。按照从现在到2020年我国GDP每年增长6.5%计算,大约 在2022-2024年中国将迈入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门槛(目前的标准是人均GDP约1.27万美元)。按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数据划分,2015年 国家收入分组标准为:人均国民总收入低于104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1045-4125美元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 4126-12735美元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高于1273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World Bank,2016)。在2015年世界银行统计的215个经济体中,高收入经济体有80个,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有53个,中等偏下收入经济体有51个, 低收入经济体有31个。像中等收入国家一样,高收入国家之间也有很大差异。如果上不封顶的话,最高的卢森堡人均GDP高达11万多美元。如果排除最富的七 八个特殊国家,发达国家包含了人均国民总收入两万多美元到五万多美元的几十个国家。

   沃勒斯坦曾提出“世界体系”的概念,并把世界各国分为核心国家、半边缘国家和边缘国家。他认为,一个国家要从边缘进入半边缘,或从半边缘进入核心,都是 非常困难的(沃勒斯坦,2013)。纵观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史,真正从边缘和半边缘进入核心(发达国家)的经济体,也就只有东亚四小龙、拉美个别国家、 东欧少数新兴经济国家和少数石油输出国,总共加起来覆盖大约1亿多人口。相当一批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在人均GDP 8000-10000美元这个水平停滞了很长一个时期。    

   那么,该怎样认识中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呢?首先,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全世界发达国家的总人口也就只有十几亿,如果中国实现现 代化,那将是世界史上的壮举,会在很多方面改变整个世界的经济政治社会格局,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巨变。其次,中国的现代化仍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 程,即便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或迈入高收入经济体门槛,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是发达国家,在很多方面、很多领域达不到发达国家的标准。最 后,中国具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许多有利条件,比如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还具有很大的变动弹性,特别是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在持续增强,区域发展的梯度格局 形成雁形方队。2015年,中国已经有十个省市跨越了人均GDP 1万美元的门槛。另外,中国人力资本增长的潜力仍然巨大,还有推动未来发展的广阔空间。但是,我们也不能轻言中国没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毕竟一 个世纪以来从边缘进入核心的大国十分罕见。

   中国即将迈入高收入国家门槛的这个统计上的事实,与我国民众的现实感受可能有较大抵牾。这种抵牾也反映了我国在很多方面与现代化国家还有较大距离,中国 的现代化还有很艰难的路要走。中国社会学要理性、冷静、全面、准确地研究和判断我国当前发展的历史方位,要有一个分析我国现实发展中各种社会现象的总逻辑。

  

2经济新常态和“社会结构转型”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快40年 了,而目前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世界经济自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似乎进入了一个漫长的低增长周期。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概念来说,这 是“新平庸”(new mediocre)时期的到来,而这个时期究竟会持续多少年,短期内并无定论。就国内经济来说,原以为在长达30年的GDP年均约10%的增长时期结束之 后,我国还会经历一个持续约20年的GDP 7-8%的增长时期,但没有想到7%以下的GDP增长时代到来得这么快。

   实际上,这样一种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除了受国际形势的影响,背后更深刻的原因还是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从十几年前就开始了,但变化的压力从来 没有像今天感受到的这么强烈。产业结构升级的大势,让人感到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与此相适应,我国的社会结构转型也进入一个新阶段。    

   中国社会学界大概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才开始讨论社会结构转型问题,尽管这个问题其实是社会学研究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经典问题。当时,学 者们就讨论过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关系,并且认识到相较于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结构转型是一个更加漫长、坎坷和艰难的过程。所谓社会结构转 型,实际上就是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过程,它暗含的假设是这些巨大的结构性变动具有一种连带的相关性。根据这种相关性,漫长的现代化过程可以分成几个 大的阶段,比如工业化初期,对应人口大规模地向城市集中;工业化中期,对应城市的郊区化扩展;工业化后期,对应所谓“逆城市化”等。目前,虽然经济增长的 下行压力加大,但社会结构转型的大船并没有因此而减速或停滞,仍在破浪前行。只不过,这种转型不再是以脚手架铺天盖地、厂房密布、高楼林起等为符号特征, 它更像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换言之,大量的来自社会经验层面的资料和数据显示,我国的社会结构并没有像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已经固化,相反,我认为它仍具有 非常大的变动弹性。国际上一些国家的发展经验也表明,即便是在经济增长较慢的时期,社会结构仍然会发生深刻变化。    

   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结构转型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城乡之间的社会流动仍在快速进行,以各种形式表现出的非农化、城镇化走势依然强劲,无论是在经济 产出、就业、居住等方面,还是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取向等层面,都是如此。二是职业之间的社会流动也在快速进行,现代服务业呈现出最为强劲的增长, 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不仅超过了工业,也超过了工业和农业之和。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转折,一个新的、庞大的所谓“白领”阶层正在形成。三是以创新为驱动力 的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正在兴起。如果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波社会大流动是资本驱动的,第二波社会大流动是城镇化驱动的,那么现在的第三波社会大流动就是 创新驱动的,这三种社会流动是当前中国仍然充满活力的重要基础。社会流动的走势是提高社会产出、提高社会效率、增强社会成员的能力。如果非要用什么指标来 阐释的话,这个大变化可能一直要持续到我国城镇化水平达到75%、第三产业人员比重达到6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0%以上才会逐步稳定下来。    

   当然,要准确把握社会结构转型这样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需要不断研究新的阶段性特征,要把这样一个宏大的课题进行层层递进的具体化。我们所面对的现实问 题和未来挑战,与改革开放的前30年相比,已经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在城乡一体化进程、劳动力供给关系、职业结构变动、收入分配格局、老龄化社会等方 面,都出现了一些具有标志性的“转折点”。换句话说,改革开放以后前30年的发展,与我们正在进行的后30年的发展,似乎是两个具有不同特征的大阶段。我 曾经用“经济起飞阶段”和“新成长阶段”来概括(李培林,2012),但还不能说非常准确,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社会学需要研究这种大的阶段性变化,以便 我们在变化万千甚至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中寻觅出一些规律性、规则性的东西。有的学者认为,当代社会学研究的分化和细化会使“宏大叙事”失去意义,我认为这 种观点有些偏颇。但研究“碎片化”也是要避免的一种格局,研究的突破要从聚焦和细化两个方面用力。

  

3新发展理念与创新驱动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 国际形势和国内发展阶段性特征的重大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特别是在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的基 础上,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实现了我国发展理念的与时俱进。践行新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是指引我们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发展实践的行动指南。   

   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发展理念中,相比较而言,社会学对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研究已经有不少,但对创新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创新这个概念,实际上与社会学一直在研究的“社会动力”有密切联系。    

   人们逐渐意识到,观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发展现状和发展前景,除了用一组指标来评价其发展水平,更重要的是看其是否具有持续推动发展的“社 会动力”。这种“社会动力”决定了发展潜力和发展前景,说到底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创新能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现在说“创新是引领发 展的第一动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2016)。“社会动力”(social dynamics)是社会学的核心概念。但社会学中所说的“社会动力”,还不能说是一个规范的科学概念,而且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社会学,对创新的研究都还十 分匮乏。   

   经济学试图用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些指标来测定创新能力;科技界则习惯用R&D投入强度、发明专利授权数、高新技术产业比重等指标衡量创新能力;社会学则用创新精神、社会流动频率、结构变化弹性等来描述社会动力和创新能力。

   我们所说的创新,并不仅仅指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也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的创新,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要使创新成为社会成员普 遍追求的行为,必须有鼓励创新的制度保障和文化氛围。如果一个社会的制度总让创新者吃亏,让标新立异者受千夫所指,那么创新的萌芽就很容易被扼杀在摇篮 中。    

   就社会群体来说,企业家精神、科学家精神和知识分子精神也许是最能集中体现创新意识的。企业家每天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对无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特 别是在产业结构升级和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不创新就是死路一条。但创新也不仅仅是社会精英的事情,“企业家精神”所对应的是“工匠精神”。工 匠把一项小技术做到极致,这也是一种创新精神。瑞士的工匠可以把钟表做得出神入化,德国的工匠可把吃饭的刀叉做得世界闻名,日本的工匠可以为拧一个螺丝钉 列出六道工序。没有这种“工匠精神”的依托,“天使投资”和“企业家精神”也会成为泡沫。所以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蕴含在理论、制度、组织、文化 中的一整套创新体系。   

“社会动力”是比“创新”更加宽泛的概念。我觉得社会学应当从“社会动力”这个问题入手,展开对创新驱动的一系列研究,特别是在政府、市场、社会这样一个三维框架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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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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