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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伟:陈元晖先生的教育学家之路

更新时间:2016-09-03 23:12:09
作者: 于伟  

   2013 年, 是我国著名哲学家、 心理学家、教育学家陈元晖先生 (1913—1995年) 诞辰一百周年。 “一生布衣, 半世坎坷。唯读书是好,非真理不从。 ” 陈元晖先生的夫人赵洁珍女士亲自撰写在陈元晖墓碑上的文字, 生动地概括了陈元晖先生波澜壮阔的教育与学术生涯及其与教育的不解之缘。他的思想、品格和精神是我们今天办好教育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对于深化教育改革、 积极开展教育学研究、 构建具有中国气派的教育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 “薪灭火也传,光前复耀后”的教育学思想

   坎坷的人生历程和丰富的教育生涯,历练了陈元晖不屈的性格和坚毅的教育研究品性。陈元晖戏称自己为 “杂家” 。他不断地从多学科视域为教育学寻求研究思路和发展出路, 正如公木先生在陈元晖挽词中所概括的:“生得其所久, 死而不亡寿; 薪灭火也传, 光前复耀后” 。而最应得到传承、 “耀后” 的便是陈元晖丰富的教育学思想。

   (一) “先办好附中,才能办好教育系”

   1950 年, 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张如心延请陈元晖创办教育系, 陈元晖认为: “先办好附中,才能办好教育系” 。陈元晖强调, 教育理论一定要和一线实践紧紧捆在一起, 因为教育理论有鲜明的应用性, 时刻离不开一线的实践。离开一线的实践, 理论就变得苍白枯萎、 缺少活力, 教育思想是在实践的田野中火热地生成、 提炼出来的, “组建师大附中是东北师范大学为国家培养师资力量的教育实验和教育实习基地”[1] 。陈元晖首先从三中选聘优秀教师, 并另从东北师范大学毕业生中招聘了一些优秀学生, 开始创办东北师范大学附中 (以下简称附中) 。面对初创的艰辛条件, 陈元晖说, “你们现在所看到的学校条件很差, 但是将来一定会好的, 国家刚刚解放,陈元晖先生的教育学家之路 *于 伟[摘 要] 作为我国当代著名的教育学家, 陈元晖先生历经不平凡的学术生涯, 始终没有放弃对教育学的执着探索。他提出 “先办好附中, 才能办好教育系” , 倡导 “教育家” 而非 “教书匠” 执教, 明确了教育学是 “使人聪明之学” , 强调要 “善于总结自己的优秀遗产” 、建设中国的 “新教育学” 等, 这些宝贵的教育思想与其丰富的教育实践、 长期积淀的哲学和心理学素养密不可分。[一切都是百废待兴。我们的任务是要办好师大附中, 完成好党交给我们的任务”[2] 。陈元晖就是以这样的教育情怀率领这批教师筚路蓝缕、夙兴夜寐,将自身积淀的教育经验、教育理论不断地应用于附中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当中。陈元晖80岁寿辰时,附中送给陈元晖书有 “创建附中, 功在百世” 的条幅。显然,陈元晖先生所创立的 “百世之功”不仅在于创办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科,更在于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切实强调发展教育科学的实践取向,为教育学科的后续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引领、 示范作用。

   (二) 附中老师 “要当教育家, 不要当教书匠”

   陈元晖曾明确指出,“外国教育理论也是从他们的观点出发, 对他们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3],不一定会适合中国本土的教育实践。为了突破理论束缚,培养优秀教师, 陈元晖要求附中教师 “要当教育家,不要当教书匠” 。要求教师有先进的教育理论, 更要有创造精神, 敢于突破传统教育的窠臼。在陈元晖看来,“使学生闻一知一的教学, 是一种 ‘教书匠’的教学,‘匠’ 的含义是墨守成规, 不敢发挥创造性; 而闻一知十的教学, 则是启发学生积极思维, 是 ‘教育家’ 的教学。教育家的教学和教书匠的教学, 区别就在于能否启发学生积极思维。 ”[4]“启发学生思维” 、 培养具有创造力的学生是陈元晖眼中 “教育家” 的重要标志。附中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和影响力, 源于几十年来附中积淀的 “培养教育家”的浓厚氛围, 超过四十多位教师先后被评为特级教师、 国家级骨干教师等, 这在全国基础教育界并不多见, 而这与陈元晖创办、 发展附中的理念和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 教育学是 “使人聪明之学, 不是记问之学”

   陈元晖鲜明提出,教育学是“使人聪明之学,不是记问之学”,教育学不是一门让学生死记硬背的学问, 而是一门让人学会思考、学会动脑、 提高思维能力的学问。1990年, 陈元晖回到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 在学术报告中对自身的教育学研究进行了反思。他说:“这几年我强调培养学生, 是为了使学生聪明, 不是使学生记住好多东西, 重点应该放在培养思考力, 不是培养记忆力……所以, 我是主张废除考试, 或者要考试, 就是开卷考试。出教科书里的问题,这就可以比较,你读这门课, 和人家的见解不一样, 考出他不同的思考能力。高考怎么考呢?高考也是主要考你的学生记忆力。所以, 我们教师不是创造性的教师, 培养学生不是具有创造性的学生。 ” 对于当时已经78岁高龄的陈元晖而言, 这段表述直白而寓意深刻的教育学言论, 的确能够代表陈元晖毕生的教育学思考。教育学既不是 “实践科学” , 也不是 “群众科学” , 更不是“独立科学” , 而是以培养学生思考能力为重点的科学, 是一门 “使学生聪明之学” 。 “你有什么教育思想, 你应该实践, 才能得出结论。教孩子, 不在于教他记多少东西, 学多少东西, 而在于把他教聪明了, 有自学能力, 自己懂得怎么去学习。 ”[5] 这些深刻地折射出陈元晖作为一代教育学家所具有的学术态度和学科信念, 也恰恰印证了陈元晖积极为教育学寻找 “彩云” 的生命意义。

   (四) 中国教育学要“善于总结自己的优秀遗产”

   作为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史研究专家, 陈元晖一直在积极处理中国教育学 “中” 与 “西”的辩证关系。陈元晖认为,“学习外国的教育理论和教育经验与学习中国古代的教育理论和教育经验都是需要的,他山之石,可以为错,以古为鉴,可知得失, 现在所说的 ‘洋为中用、 古为今用’ 就是这个意思。但我们可以看到: 对某一位外国教育学家的介绍好的就是绝对的好, 就是无所不好, 不去分析这一位教育学家, 他的经验用在何时, 用在何地, 在什么条件下使用这一经验, 无条件地接受他的经验, 无条件地崇拜他, 这也是违反辩证法的。”[6]陈元晖以辩证的观点审视中国教育学发展过程中的开放与保守之间的关系, 强调中国教育学既要处理好自身的教育思想传承与创新问题, 又要以正确的态度面对外来教育思想文化的影响问题。陈元晖十分重视教育史尤其是中国古代教育遗产的深入挖掘, 他编著的 《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 , 将书院这一中国传统教育机构放在了教育发展的平台上来审视, 强调书院这一特殊制度形式的教育机构带给现代中国教育的思想遗产是需要引起重视的; 而 《卓越的教育思想家 — —孔子》 、《孔子的德育思想》 和 《孔子的美育思想》 等则奠定了陈元晖在孔子研究方面的重要地位。陈元晖倡导中国教育学要 “善于总结自己的优秀遗产” 。陈元晖认为, 《礼记》 、 《论语》 、《孟子》 、 《荀子》 是中国教育思想的四个源头。陈元晖将 《礼记》 看作 “儒家的教育学说的集大成的专著” , 是中国教学论的重要发端。 “ 《学记》 是一本教学论, 是 《礼记》 中的教学论专文, 而 《礼记》 全书则应称为 《大教学论》 的教学论专著。 ”[7]《学记》 为中国本土化教育学的发展理路提供了思想史的线索。

   (五) 建设中国的 “新教育学”

   “善于总结自己的优秀遗产” 是构建本土中国教育学的重要路径, 建设中国的 “新教育学” 则是提升我国教育发展水平的未来指向。在陈元晖看来,“新教育学” 之 “新” 正在于它摆脱了传统教育学范式,破除了凯洛夫《教育学》 的束缚, 强调中国本土教育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现代阐释。“新教育学应该是总结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著作, 它不是 ‘进口教育学’,是自己二千年的宝贵经验的结晶。 ”[8“只有在总结了我们的教育学的丰富的宝贵的遗产后, 才能真正摆脱 ‘进口教育学’,而有‘出口的教育学’。” 在学术上,“中国学者应为教育学发展做出世界性的贡献”[9] 。而这种 “世界性的贡献” , 首先是 “对中国古代的教育学理论遗产的继承, 不是以引用古人的只言片语为标志, 应该是一种系统的总结。当我看到某一本教科书中引了几句中国古人的名言, 来证实外国某一种理论时, 常有喧宾夺主之感”[10] 。对教育学研究的执着追求, 让陈元晖首先想到的便是要系统总结中国现代教育学的现状、 不足与发展趋势。为此, 陈元晖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系统总结了新文化运动以后70年来我国当代教育学的发展历程, 对蔡元培教育思想、 凯洛夫教育学在中国的本土化演进以及列宁主义教育思想等当代教育学重大命题进行了审视, 科学预测了中国 “新教育学” 的发展趋势。他认为, “新教育学应该是辩证法的”,“教育学要与未来学相结合” ,“人类是面向未来的,但没有教育的未来, 也就没有人类的未来” 。陈元晖尤其重视自然科学与教育学的内在关系, 强调自然科学研究成就对教育学的重要的借鉴意义。 “新教育学” 不是封闭的, 而是 “仍须开放门户, 吸收最新的其他部门的科学成果, 充实它, 丰富它, 来巩固它的科学地位, 孤立无援, 将难以使其地位牢靠”[11] 。“我感觉教育学的突破, 还得靠自然科学, 要重视自然科学, 要研究数学能不能用在教育学上。 ”[12] 对科学前沿命题的不断追索, 切实深化了陈元晖的教育学研究, 使 “新教育学” 不仅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教育遗产, 而且更积极关注新近的学术研究成就, 教育学之 “新”正需要研究者切实认清当下所处的这种时空维度。

   二、 “唯读书是好,非真理不从” 的教育学家之路

   教育家首先应当是教育学家。陈元晖先生酷爱读书、 杂涉百家。陈元晖博古通今, 学贯中西。他能够在教育学研究领域达到很高的水平, 离不开持之以恒的自学和读书。他一生积攒了一万多册书, 文、 史、 哲各类图书— — 70均有收藏。陈元晖自己说, 仅 《史记》 一书他就能背下来不少篇。很长一段时间, 陈元晖写文章时基本上不用查资料, 因为很多文献都已熟稔于心。这种对基本文献的占有特别值得教育学研究者学习。一生力求从多学科的视域转换中为教育学寻找 “科学” 基础, 其探索未知新理与开拓新兴边疆的学术生涯启人深思、 慰人至深。陈元晖所走过的教育学家之路, 无疑对当代教育学研究者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价值引领, 激励教育工作者朝着 “教育家” 的理想迈进。

   (一) 深厚的哲学素养

成为教育学家、办好教育事业, 需要有良好的哲学思维。 “教育学如果不同哲学结合, 就失去理论基础, 缺乏理论基础的学科就不成其为科学” , 而 “教育学之所以长期处于贫困的境地就是由于它忽视哲学。 ”[13] 陈元晖堪称表率: 他精通中国哲学、 西方哲学和马克思哲学, 并坚持在这一基础上进行教育学研究。他曾在 《哲学研究》 上发表过 《实用主义的真理论》 、 《严复和近代实证主义哲学》 、《王国维的美学思想》 等有影响的论文。20世纪 80 年代, 我国出版了一套 《中国大百科全书》 , 其中哲学卷编辑委员会主任是胡绳,陈元晖是四个副主任之一, 并亲自参与起草了其中的 “外国哲学” 条目。陈元晖从延安时期开始便撰写批判西方哲学的著作, 撰写了多部批判实用主义、 实证主义、 马赫主义的专著, 分别在三联书店、 商务印书馆、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陈元晖还是国内屈指可数的康德哲学研究专家, 曾两次代表我国哲学界到德国参加康德哲学方面的国际学术会议。在陈元晖看来, 当时中国教育学研究的弊病之一, 就是千人一面、 缺少特色。虽然已出版了教育学教科书多达一百多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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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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