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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飞舟:论社会学研究的历史维度

更新时间:2016-04-14 23:45:53
作者: 周飞舟 (进入专栏)  

   社会学研究面对的重大问题不是如何清除这些“非正式”的社会因素,而是如何理解这些社会因素。我们如果将这些因素上升到行动伦理的高度,就会发现,它们之所以难以消除,是因为这些因素与传统社会中的核心价值即“仁”“义”观念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些行动伦理不但在现代社会难以完全实现,即使在传统社会也更多的是一种获得认同但却没有能够完全付诸实践的理想。理想不能实现,不等于不能影响现实,理想正是以一种不能实现的方式影响现实社会的。

   社会学研究与历史的关系,历来是社会学学科内部的一个重要议题。与其他学科诸如哲学、政治学等相比,社会学与历史的联系不够紧密,这与社会学产生的社会背景、发展和繁荣的路径以及所运用的研究方法等有关。社会学学科本身的历史所造成的社会学与历史的隔膜是一个被普遍意识到的问题,也是社会学家们努力引入各种“历史维度”“历史视角”并进行“历史转向”努力的主要原因。这其中理论和方法论上的问题异常复杂,并非本文所要面对和进行处理的内容。本文力图从社会学经验研究的角度入手,以社会学的经验研究领域之一——地方政府行为研究为例,从研究中遇到的具体困难来说明引入历史维度的重要性,并对中国本土的社会学经验研究中的历史维度进行一些正面的讨论。

  

   地方政府行为研究是目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中都有大量的学者从各自学科的角度入手对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政策和行为进行理解和解释。从社会学的研究来看,当前对地方政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在中央地方关系框架下的“项目制”研究,另一个是在组织社会学框架下的政府治理行为研究。虽然主题有所差异,但是这两类研究都体现了社会学研究注重实际运作过程的特点。其基本的研究思路是将政府行为放到一个“结构”的背景中进行考察。其中,“项目制”的研究主要借助的是中央地方关系的“纵向”结构框架,追踪项目资金在政府间由上到下的流动过程,在权力—利益的分析模式下透视政府间关系的互动方式,从而对政府如此行为的原因进行一种分析性的解释。政府治理行为研究主要借助的是政府间关系的“横向”结构框架,政府部门间存在不同的权力—利益关系,这些关系及实际运作中形成的互动模式构成了我们对政府治理效率的理解。这些研究在规范性研究的意义上是相当成功和深入的,但是如果我们将其研究的结果与实际的经验现象对比,就会发现还存在着一些缺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用于政府行为分析的“结构性”框架过于正式化和制度化。比如中央地方关系作为分析“项目制”的结构框架,主要借助于财政的分权和集权进行理解。财政的分权和集权的程度则主要依赖于收入、支出和转移支付的制度性分析,这种分析是一种典型的以权力—利益为主导的政治经济学色彩浓厚的分析。但实际上,这种分析得出的分权或集权的结论与现实有着相当的差距。中央地方关系的演变呈现出一定的规律,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权力收放的程度和范围在进一步扩大,逐步变为所谓集权—分权,这与市场转型的发展有关系。但是除此之外,中央地方关系似乎也有一些自身的逻辑和规律,并不能只用权限和责任的分散或集中来加以测量。例如,对于所谓“诸侯经济”危险性的判断、对威胁稳定的形势判断,中央政府自身和学者的研究性结论就不够一致,中央政府似乎更加敏感一些。这种敏感是来自于制度分析之外的东西。就好比一个外人靠经验证据来判断一个家庭是否会离婚经常会很不准确一样。再比如,政府间的动员激励机制和讨价还价机制比我们研究的要复杂一些,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对政府内部部门间的理解偏于科层化和制度化所致。就动员机制而言,动员的严厉性和高效率是容易被外部感知到的,但是内部人则知道这种严厉性和高效率事实上经常与下级政府或部门的隐瞒谎报或浮夸联系在一起。这种感知能力的不足不只是因为我们是“外部人士”,还与我们目前的研究框架有很大关系,对政府行为过于制度化的理解导致我们“捕捉”不到或者遗漏掉了政府运作中的一些关键信息。

   社会学的政府研究中的另一个缺陷在于,当分析政府行为时,使用了过多的组织学或者管理学的假设,这导致当前的政府研究范式过于“公司化”了。中国地方政府的行为被认为是高度“公司化”的,以追求绩效为目标,这基本上是学者间的共识。但是政府行为的“公司化”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以“公司化”的视角去看待政府,也就是说,“公司化”是政府行为的结果,但是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并不一定是政府按照公司的运作方式展开行动而实现的。我们都知道,地方政府的一些重要目标恰恰是靠纯行政的方式才能实现,以与公司不同的方式去实现纯绩效的目标,是许多地方政府最为擅长的地方。当前社会学的政府行为研究,对行动的理性假设和绩效取向都很明显,容易将政府行为的问题实际转化为“公司管理”的问题来进行研究。

   用组织学或管理学的思路来理解政府行为,容易将实际的政府运作过程简单化或技术化。例如,看上去十分复杂的委托代理问题,在组织学或管理学的分析逻辑中是相对技术化的,可以用基于“信息不对称”的行动模型来理解。但事实上,在这些形式化的分析中,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是经常被夸大了的。从对组织结构的制度分析来看,信息是沿着科层制的构架流动的,比如通过各种文件来往、工作总结和汇报、各种会议和上级的调研等。但在实际的政府运作中,重要的信息则是沿着各种所谓“非正式”关系渠道流动的,比如各种饭局、聚会、聊天和八卦消息,一个领导了解真实的情况或者最重要的信息时并不一定是通过会议和调研,而是通过秘书、“死党”、自己的被保护人或者自己的派系来了解,不但上级对下级如此,下级对上级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只考察正式的科层结构,哪怕对其做出极为精致深入的机制分析,我们仍然离事实很远。因为这些领导在正式的分析中,看上去对于重要的信息知道得很少,但他的决策却没有严重脱离实际。而学者们如果单纯依靠正式的制度和政策分析并由此提出政策性建议,却有可能更加脱离实际。

   在已有的社会学研究传统中,上述社会关系被看做是“非正式”的,这经常意味着它们是次要的、补充性的,甚至是落后的、干扰性的,在组织和制度的逐步健全和完善过程中会被逐渐清除掉的。但实际上,这正是当前社会学的政府行为研究有所欠缺的关键所在。例如,在关于政府间隐瞒行为的研究中,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救荒行为为例,我们从正式的文件和材料中看不到省级政府行为间的巨大差异,只有从粮食购销的数量变动上推测省级政府有无救灾和隐瞒行为,结果发现,政府对上隐瞒、对下救助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模式。但是,对于一个多级政府体制来说,这种判断本身是有逻辑矛盾的:如果下级普遍对上级隐瞒的话,上级的对下救助却有何依据?这种情况下,一些重要的信息会通过“非正式”的渠道进入上级政府救助行为的正式决策考虑之中,并会成为关键性因素,但很少会出现在政府的正式文件和会议中。再例如,在对项目制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了各种对项目申请、项目管理、资金使用和审计监督的研究,更加重要的是对项目制度中的关键一步,即为什么要申请这个项目、谁来申请这个项目也有了一些实质性的研究进展。有研究揭示了项目申请和实施中的“打包”行为,更有研究揭示出甚至在“打包”之前基层政府上下级之间有过一些“非正式”的沟通、交流行为,在被研究的案例中称为“撮合”过程。这个过程虽然是“非正式”的,但是对于决策来说是最为重要的过程。因为缺少“正式”的仪式性约束,上下级之间、下级政府之间的沟通和信息交流可能更为充分,各种社会关系也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这决定了项目申请和实施的整体思路,在保证项目切合地方实际、实现项目的目标方面比那些正式过程更加重要和必不可少。

   当前的社会学研究也普遍注意到了这些“非正式”社会关系的重要性,但是在分析和讨论它们时,经常存在一种还原论的危险,即把这些关系和关系网络看成行动者的权力和利益的交换网络。这样一来,政府中实际上就存在着两套并行的权力—利益网络:一套是正式的制度安排,由于带有正式性和公共性,所以其中的权力和利益交换可以受到各种规范的制约,使得这些交换更加偏向于“公共”目标,是一种“公共”行为;另外一套则是非正式的社会关系,是以个人关系网络为中心的权力和利益交换体系,更不容易受到规范、制度和法律的制约,因此经常用来满足个人的或者私欲驱使的权力和利益要求。在这种思路之下,许多社会学研究就变成了批判私人的、不正当的个人关系对正式制度的侵蚀,或者是致力于通过实地研究去揭露正式的制度实际上是建立在非正式社会关系之上的海市蜃楼。这种还原论导致的研究困境是极为明显的:一方面社会学的研究发现了非正式关系的强大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存在,另一方面又将其看做是受到更少约束的权力和利益的私人表达,是一种与正式关系相比更加缺少正当性的关系。一种缺少正当性的关系何以是必不可少的?或者说,我们在研究中不断地发现所谓“关系”是重要的时候,同时又是在不断地证明这些关系是应该被公共的、正式的关系所替代或消除掉的。实际上,当我们将非正式社会关系完全看做是权力—利益交换网络的时候,已经预设了它的不正当性。其次,如果我们只是用权力—利益网络来理解这种非正式关系的话,最终仍然会用技术化手段来处理这些关系,比如我们可以用人际网络模型而不是组织架构模型来讨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还原论的思路会引导我们顺着一条看上去不同的路重新回到问题的起点。

   如果我们要摆脱这种思路,就必须去正面讨论这些所谓“非正式”社会关系的性质。事实上,如果这些关系是完全以权力和利益交换为内容,以个人私欲为主导,那么去除或者代替它们只是一个制度建设、监督和执行的问题。但是如果这些关系在社会的意义上仍然具有一些正当性,那问题就更加复杂一些,因为这些关系中内含的正当性来自于历史。

  

   中国自秦代开始实行郡县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按照韦伯的理解,这是一种以传统支配类型为主的家产官僚制,与西方理性化的现代科层制相去极远。在中国近现代化的过程中,虽然消灭了帝制,但是并没有建立起西方意义上的宪政体制,其整个官僚体制构架虽然在制度上与西方的科层制相似,但是在内部运行的原则和规律方面,即上一小节所强调的社会关系方面,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传统的。或者说,一个官员在官僚制内要推动完成一件事,从动员到实施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其内部的关系结构,而支配这些关系的原则并非现代科层制的原则。

   传统官僚制的核心是官员选拔体制。从汉代的察举制到唐宋的科举制,选拔体制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到明清时期达到了科举制的顶峰。作为选拔最关键的要素,科举考试的内容越来越偏向“经义取士”,选拔出来的进士可以直接选任为州县官员的一把手。这些人既无行政法律知识,又无施政治民经验,对地方行政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外行人”。同时,由于必须在家乡五百里之外做官,这些官员对于其治理对象来说又是地地道道的“外乡人”。我们可以将这种任用“外行人”和“外乡人”做行政长官的体制称为“二外政治”。这种选拔体制的用意是什么?这样选拔出来的官员与我们所看重的政府内部运作的原则和关系结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二外政治”虽然是传统官僚体制发展的结果,但也的确给当时的官员带来了许多困惑。因此在明清时代,官场上盛行一类专门教人怎样做官的书,总称为《官箴书》。这些书大多是退休的州县官员写出自己的为官经验,给自己的子弟等一些青年官员传授“秘笈”所用。《官箴书》较早见于北宋,成熟于明代,盛于清代,按照狭义、广义等不同的分类法,少说有八十多种,最多的说法有五百多种。这些书种类驳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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