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翟学伟:信任与风险社会

——西方理论与中国问题

更新时间:2016-03-04 10:07:50
作者: 翟学伟  

   【内容提要】 信任作为一种被社会关注的现象是现代性的产物。随着工业社会与现代化的来临,人类对自身的生活方式感到了焦虑与不安。经验和熟悉不再是信任的保证。于是西方社会学理论在对社会形态的分类中看到了现代社会的风险,他们希望通过建立一套信任制度来保障人类的安全,产生了一系列的理论论述。但一种社会能否建立起一套现代信任机制涉及到该社会的文化根基。中国社会的文化根基在于家庭生活,它限制了社会信任的范围。而当今中国经济的单面发展,非但没有建立一种新型的信任机制,反而其传统根基也受到动摇,这是中国信任危机的根源。

   【关 键 词】信任/风险社会/脱域/诚信危机

  

   “信任”大体上是上个世纪70年代后在西方学术界兴起的一个研究领域,而在此之前只有一些极为零星的研究。一些西方学者发现其研究价值后,[1] 给予了它前所未有的重视,将其比喻成“阳光”、“雨露”、“鸡汤”等等。显然这类比喻想说的是,信任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但在很多情况下,越是重要的东西就越容易被人们忽略。信任长期没有得到重视不是说它不重要,而是因为它过于重要,已被当成了理所当然的前提。

   但这个理所应当的前提在社会发展中,特别是现代化进程中遇到挑战,成为整个社会面临的一个大问题,继而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要想厘清信任作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如何出现的,首先牵涉到西方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现代性。其实,社会学本身也是面对现代性的一个产物。而现代性一旦成为一个概念,遂成为许多社会科学家乃至人文学者概括现在社会特征的一种方向,甚至成为回答与解释许多社会诸多问题及其复杂性的挡箭牌。也正因此,现代性概念本身歧义丛生,莫衷一是。学者们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格等不同的方面对其进行界定,所引起的话题也大相径庭。但在其核心意义上看,一种简化了的含义是,以工业化为主要标志的社会变迁引发了人类社会生活的“不安”,而所谓现代性就是“寻求一种对不安的答案”。[2] “不安”主要来自于社会在自身变迁过程中的断裂,因为工业化所带来的现代生活导致人们离开或放弃了所熟悉的生活,并与过去保持一种隔离的关系。这时,现代性是作为传统性的对立面而形成的,它们之间没有构成社会变迁的连续体特征,人们活在现代性社会就意味着同过去生活的告别与决裂。但当人们一旦进入现代性状态,也就进入了一种生活的不确定性,并产生了心理上的焦虑。只是这种心理感受开始会有一段时间的潜伏期,对新型社会的新鲜、好奇、兴奋以及一种喜新厌旧的情绪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左右着人们的意识,尽管人们或许对现代社会生活的不适应会有一些抱怨,但人们并不愿意回到过去,没有什么让人舍得放弃现代工业文明的物质成果。美国思想家爱默生写道:

   谁会愿意生活在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或铁器时代,或是生活在山林湖沼之中?谁不希望所处的时代拥有钢铁、黄金、煤炭、石油、棉纺、蒸汽、电力和分光镜……试想一下这样的时代有着何等品类繁多的出版发行,何等数量巨大的国营和私营企业,何等的科学天才,何等卓越的管理,何等实用的技术,居住于各自身份内的何等大师,尚有何等的铁路、电报、矿山、内陆和海洋勘探,独创和雄健的慈善事业和农业,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制造业、发明创造。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全国范围内取得的![3]

   不想回到过去与现代社会的不适应性之间构成了现代性的张力,这就是所谓的不安的来源。而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更多的学者看到的是人们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美好的未来在等待着他们。于是乎,不安与焦虑只是在缓慢地积淀着,等待着爆发的时刻。

   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尤其是整体性的反思大多是由社会学家完成的。面对社会这种巨大的转型,一些早期的社会学家对社会的传统与现代之间进行了各式各样的分类尝试,诸如孔德(A. Comte)的从神学、形而上学到实证主义、斯宾塞(H. Spencer)的军事(militant)对工业(industrial)、梅因(H. Maine)的身份(status)对契约(contract)、藤尼斯(F. Tonnies)的社会(Gemeinschaft)对社区(Gesellschaft)、拜克尔(H. Becker)的神圣(sacred)对世俗(secular)、雷德弗尔得(R. Redfield)的乡村(folk)对城市(urban)、涂尔干(E. Durkheim)的机械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对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等等,在这一系列的社会类型比较中,涂尔干的分类对上述各种分类具有统合性的意义,并引出了现代性的一个关键性问题: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上述所谓宗教、军事、神圣、身份、社会、乡村等含义中都意味着一种社会联系的纽带是建立在集体意识的相似性或一致性基础上的,其中体现了一种集体共有的、习俗上的与信仰上的统一,而实证、工业、社区、契约、世俗、城市等则表明了社会在分化,它导致了集体统一性的减弱与劳动分工的专门化。可见社会分工化与专门化改变了人们联结起来的方式。但在涂尔干看来,虽然人们的社会关系改变了,但社会分工也会使人类为了自身生存与发展而彼此依赖,构成一种有机的整体。这种有机体的形成使我们有理由认为社会在分化的同时也在促进社会整合,或者说分化与整合之间具有平衡的关系。只是令涂尔干深感忧虑的是,社会分化之后,特别是经济要素上升为社会生活的核心后,社会主要由各种职业群体、法人团体所组成,它们往往是利益冲突的根源,造成了社会的失范和失序,而一种原有的道德体系不可能在这种有差异的职业和群体中获得权威,由此他的一切讨论最终将回归到道德的问题上来,尽管他并不承认社会道德的败落是社会分化的自然结果。而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也许就是通过法人团体来确立一种职业道德与法律准则。[4] 社会分化的理论命题到帕森斯(T. Parsons)那里,变成了一种社会行动模式的五对变量,以讨论人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特征;而社会整合的概念也转变成为一种社会系统理论,从而建构出他的宏大理论体系——结构—功能主义。最终,涂尔干的职业道德与法律准则演化成为帕森斯反复强调的社会规范。一旦社会规范成为社会运行的保证,价值与行为的善恶与是非、社会稳定与平衡等就都有了判断的标准。但是,这种逻辑较为严谨的宏观理论构建只不过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理想,或是建筑在沙滩上的房子。它一方面脱离了具体而真实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从理论上掩盖了社会学家们沿着涂尔干思路继续讨论道德的危机与重建的可能。

   但无论如何,经过一段时间,人们对现代性生活方式的新鲜感与好奇心已褪去,而“不安”开始凸现出来,因为无论人们愿不愿意如此,现代性几乎不可控制地使得社会自身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不断增加。时至上世纪70年代以降,德国社会学家卢曼(N. Luhmann)对社会系统内部的各层次与部分是否会像帕森斯说的那样协调与稳定开始表示怀疑。他敏感地意识到要想探讨社会系统是否稳定,不应该是一种社会结构上的探讨,而是社会意义上的探讨。这一层面的思考不是像结构功能主义那样简单地把人放在一种地位和角色的安排上去认识,而是应回到行动者自身来讨论自我与他人发生互动的偶然性与可能性。这就涉及到了个体的经验与熟悉,进而引出了信任的主题。众所周知,经验与熟悉总是在时间的维度中得到的,它们意味着个体的过去与现在。所以在卢曼看来,熟悉是信任的前提。人们在一种熟悉的环境中,由于大家持有共同的世界观,其相识的方式则具有熟悉与存在者的自明的特质。他说:

   ……在人际交往中,这种熟悉中只有一部分要说出来,其余的则被预先设定为理解的基础,道德评价从善和正确的角度确保其为自明的。关于“谁”在经验的问题,关于意义建构的主体的问题,真诚的、熟悉的存在者本身没有追问的动机……[5]

   即使我们在现实社会感受到了一些类似不道德的或身份不同的问题,它们在已达成共识的意义世界中依然失掉了差异的重要性,进而也不会在个人的经验中引起疑虑并产生不确定性。这就是涂尔干的机械团结的特征。但是,信任作为一种问题意识在现代社会出现就在于个人的过去不再成为推断未来的理由,它超越了它所收到的信息,指向未来。卢曼指出:

   ……当一种社会秩序变得更加复杂多变时,整体上讲,它趋向于失去其理所当然的品性,及其众所周知的熟悉,因为日常经验只能以片段的方式设想或回顾它。不过,正是社会秩序的这种复杂性创造出更大的需要:协作,从而也创造出对于决定未来的需要,这就是说,对于信任的需要,这种需要现在越来越不迎合熟悉。在这些环境中,熟悉和信任必须寻求一种新的相互加强的关系,这种关系已不再是建基于一个即刻经验到的、为传统保证的、邻近的世界上。对这种关系的保证不可能再是通过把陌生人、敌人以及不熟悉的人排除在某些界限之外来提供。[6]

   由此一来,熟悉导致的信任是有限的,是人际关系上的,而随着现代性的到来,任何一种人际关系上的努力都已经不能适应这样的社会。如果要包容那些未来的不确定性、不安全感与难以预测的事件,社会需要一种系统信任。它包括作为一种有意识的冒险,放弃某些可能深一层的信息以及对结果的持续的控制。这时,信任的含义便成为一种冒险和风险投资。

卢曼的这一思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吉登斯(A. Giddens)对信任的思考。在吉登斯看来,风险和信任是交织在一起的。[7] 现代性由于表现为现代与传统的断裂,进而一种人们在其生活的具体场景中的思维、习惯与知识已无法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作用。因此世界的变化与突发事件使得人们无论行动与否都处在一种风险之中,而人们应对变化与实践的知识也是“不完全的归纳性知识”,包括科学也不再是一种不变的真理。虽然风险是不可回避的,但人们化解或预防之道就是使用信任。既然今天的人们不是依赖于具体生活环境来取得信任,那么脱离了具体情境的信任就会走向虚拟的时间和空间中去,即在一种脱域(disembeding)的机制中来建立起社会制度中的信任。脱域的信任包含着两种机制,一种是象征标志(symbolic tokens),一种是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所谓象征标志指的是脱离了特定场景的交流媒介。吉登斯给出的一个例子是货币,其特点是现在的市场交易不是一种物与物之间的交换,而是一种在任何时空中都可使用的交换媒介。这就使得它具有了交换的普遍化与一般化特征,而现代社会的人们所追求的正是这种脱离了时空的象征标志,表现出对货币的信任,即使我们对货币的相关信息一无所知,也一样信任它。专家系统也不再是人们日常所熟悉的社会关系,人们对他们的信任来自于他们拥有技术成就(职称)和专业知识,这点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人们预期中的对风险的回避,比如坐飞机是危险的,但人们不担心它的危险性不在于他们本人认识专家或了解飞机安全,而是在于他们相信飞机是由一批拥有专业知识的人制造与操控的,因而它是安全的;再比如人们并不懂得文物的知识,但人们之所以相信古代艺术品是价值连城的完全是由鉴定专家声称的,尽管这些专家经常会看走眼或者犯严重的错误。由此卢曼所谓的社会系统性信任在吉登斯这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让人们看到了一种风险社会的保障机制是建立在现代性的,即对时空的拓展、延伸,乃至会走向虚拟的过程中。一旦这种推导是合理的,那么其中便隐含了卢曼原先所担心的时间维度所引发的预期性与不确定性依然不会存在风险,从而也就在理论上阐明了现代性所带来的不安是可以缓解与消除的。如果脱域概念可以作为研究现代社会的信任的基础,吉登斯在宏观上便看到了全球化的可能,因为商品、市场、品牌、专家、专业知识等所构成的制度系统都不看重具体的时空,那么这就等于说信任处在抽象体系当中;而在微观层次上,吉登斯还力图说明风险的存在之所以没有让人们失去生活的信心,来自于个人自幼成长时所形成的本体性安全,这种安全即是埃里克森(E. Erikson)提出的儿童的自我认同中所具备的“基本信任”(basic trust)。(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7543.html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研究》(成都)2008年4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