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翟学伟:为什么社会学本土化要“窄化”?——对周晓虹教授的几点回应

更新时间:2020-10-07 22:47:06
作者: 翟学伟  

   【内容提要】 社会学本土化的“窄化”并不是社会学心理学化。依照西方社会学的划分,“关系”研究或许处于微观研究层面,但在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框架下,它们既是微观研究,也是宏观研究。本文认为,所谓社会学本土化需要“窄化”,是期待能把本土化的成就限定在“学理性”的范围内,而不是对这一门学科的引进过程,包括各种学术活动、专业规模及服务于社会等进行叙述。社会学即使不本土化也可以在其研究和实践中做很多事情,但不能据此就把本土化的含义加以扩大,而只能限定于知识贡献。虽然社会学在中国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从现有的学术积累上看,“关系”研究更加凸显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且以国际社会科学的研究、引用和评价来看,中国社会学的亮点也更多地聚焦在“关系”方面。当然,社会学本土化的内容不限于此,任何学理性的探讨都值得尝试和鼓励。

   【关键词】 本土化,心理学化,微观理论,知识,学理性

   当我在《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0期)上发表了《社会学本土化是伪问题吗?——与谢宇商榷》一文后,我没有想过再继续写此方面的争论性文章,或许是因为我在社会学本土化的“窄化”方面还有很多具体研究工作要做吧,自然没有精力来思考“道路”或“方向”上的“大问题”。坦率地讲,这也非我所长。后因周晓虹教授在《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1期)上发表了《社会学本土化:狭义或广义,伪问题或真现实——兼与谢宇和翟学伟两位教授商榷》(以下简称“周文”),并在一些学术会议上做过相关演讲且在微信群中流传,又听他转告亦有重要期刊准备转载,考虑到此文已经或又将拥有更多读者和听众,我就动了再啰唆几句的念头。显然,如果我不回答其中的一些论断,商榷也就成了独角戏。另一个还想多说几句的动因是自我的论文发出后,又跟进了一些相关讨论,比如有学者乐观地认为,本土化是“不是问题的问题”,①我也借此回答,“不是问题的问题,为什么会成为问题?”以及为什么当这些问题解决之后,中国社会学缺乏主体性②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看起来,相关讨论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但都不约而同地回到了此文想阐述的基本观点上。此时,再做些延伸性讨论已必不可少,否则让一些观点就这么过去,会导致沉醉于此的人多过投身其中的人。特别是周晓虹本人见到我,也提及希望能看到我的回应。

   一、“心理学化”的说法不成立

   在这里,我想先具体回应周文中批评我的几处,然后从此展开对他及其他相关观点的不同看法。

   首先,我想说明一下我的学术处境以及周文对我学术研究的归属问题。他认为,我的本土化是“心理学化”的。我认为这个判断是不成立的。在我求学的道路、所学过的专业及所受的学术训练中,不曾有过心理学的专业训练。我承认,在当年报考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班时,我的确考过心理学这门课程,但这是考试科目之一,当然会复习到《心理学概论》之类的书籍,但自考上后因为所学专业是社会学,自然没有可能受过此方面的进一步熏陶。或者说,如果我把写过的一些学术论文拿给心理学专业人士看的话,无论从视角、路数、方法乃至于写作格式上都很难得到他们的认可。说得再直白一点,我的论文在心理学专业类的杂志上是发不出来的。庆幸的是,由于某种特定的机缘,大家都想共同讨论“本土化问题”,那么我对包括心理学在内的(即所谓社会与行为科学)本土化阐述也会收录在相关的刊物和书籍中。也许,他的意思不在于此,而是认为我因为上过一期杨国枢等台湾地区的教授在大陆开办的社会心理学暑期班,便可以说明我是心理学化的,但这点我也不认可,因为他自己也早于我上过这个班,为什么他没有窄化,而我就窄化了。我猜测他还有一个理由是我因为和台湾地区部分心理学家一直有学术交流,所以很容易心理学化,这点还是不能成立,因为台港地区的社会与行为科学本土化不只是心理学家在推动,还有不少其他学科学者的参与,比如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或者一些人文学科等,包括周文中提及的台港地区本土化言论也有不少出自非心理学家。为什么不能是我只对“本土化”的议题感兴趣,而一定要判断我对“心理学的本土化”感兴趣?或许他还有一些证明,比如我是台湾《本土心理学研究》的编委,还当过南京大学心理学系的主任。作为前者,该杂志的编委会中也有社会学学者,乃至其他学科的学者;至于后者,也是在他当院长时希望我能出任第一任系主任,等待从事心理学专业的学者就位,我就可以退出。可见这是他的工作安排,而非我的研究专长。所以平心而论,如果说我有心理学化的倾向,也不应该由他来做这一判定,而应该是我本人希望能被中国心理学界接纳。可我知道这不现实,因为那是一种“很高级”的科学,崇尚那个学科的学者们大都埋首于手上的各种实验和数据分析,抑或正在编制各种量表,我是学不来的。当然,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也对其中的一些研究方式、方法有些外行的见解。

   我为什么要把此一问题讨论得这么琐碎?其实,琐碎中隐藏着我后面要讨论到的关键问题:一是由本土化研究引发的“问题意识”已经使我并不在意我的学科归属了,二是研究人情、面子和关系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说这里可以先给出一个结论性的看法,那就是我不同意研究人情、面子和关系等是一个心理学化的方向,甚至这样的观点会使社会学忽略它们的重要性。当然,周文中也提到了微观社会学。这点我比较认可,至少可以先确定这是一个微观社会学的领域(是不是真的微观,我下文还要讨论)。那么,为什么微观社会学的本土化很重要呢?从以往我们学习西方社会学理论及历史来看,我发现微观社会学更容易产生真正被认可的社会学理论。这不是一个需要争论的问题,而是事实。每一个学习过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学知识体系中相对经典的理论大多集中在微观社会学。当然,我们也会学习到几个宏观理论,但除了马克思所奠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关系的理论框架外,其他相关理论都未能成为其理论知识中的中坚,比如达伦多夫(Ralf G. Dahrendorf)的冲突论建立于对结构-功能主义的反对之上,谈不上多少建树,反倒是因为科塞(Lewis Coser)将其微观化了,才更受学习者的青睐;再如,帕森斯(T. Parsons)的结构-功能主义几乎被抛弃,经其弟子默顿(Robert K. Merton)将其下降为中层理论后才得以继承,这也是微观化的一个表现,更不要说大家耳熟能详的理解社会学、符号互动论、交换理论、戏剧理论以及近来被中国社会学关注到且大加套用的社会网络理论等,都是我们学习西方社会学理论的重点。为什么要学习这些微观理论,因为社会学理论的搭建基础往往是从微观开始的。布劳(Peter M. Blau)也许是一个同时跨越了微观与宏观的社会学大家,但是他的宏观社会学理论也是从自己所建立的交换理论开始的。③

   回到一个更加一般性的问题上来,讨论本土化为什么非要谈理论问题呢?这就涉及周文对我的第二个“窄化”含义的批评了,我想这才是正题,就是我的社会学本土化观点是希望将其限定于“学理”方面。是的,我上一篇是这个意思,现在还是这个意思。我坚持认为社会学本土化在此方面的确需要窄化。这涉及一个比较重要的议题,即当产生于西方的社会科学进入中国之后,我们如何定义社会科学的本土化。

   二、本土化不是历史过程与事件,而是学理上的提升

   依照周文引用的在他看来重要的几个人物的观点,我也同样想讨论一下。

   比如,孙本文和吴文藻是如何讨论社会学的中国化的呢?我不翻阅更多的材料,就周文给出的原话是,他们关注“这一外来的知识体系是否具备说明中国社会的可靠性即解决中国问题的有效性”④,好吧,我这里对这一关注给出两种可能的答案。一种是具备说明。既然具备,那么不就可以直接照搬外来的社会学了吗?但他们提倡了“中国化”,说明不具备。好,问题来了,不具备怎么办?这就是本土化持续争论的焦点,比如是修订,还是改良,还是创新,是类比于自然科学那样,不承认有什么中国的社会学,还是重视社会科学自身的特点,同意有各个不同地方的社会学⑤等。

   很多时候,学者在此争论中,会以吴文藻当年所建立的人类学中国派为例,那么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人类学可以做到,社会学不可以。我想其间的原因之一,就是人类学的研究不受现成的理论左右,更不考虑什么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或者直接说,人类学就是考察特殊性的。如果各个不同社会和民族地区的文化都是一样的,那么人类学这个学科也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人类学只强调直接进入田野考察,其存在的价值就是更多地展示不同的具体的文化形态。那么毫无疑问,中国文化有自己的形态,而且还有各民族的多种形态,如果研究得好,自然会有中国学派。可见,人类学家从田野调查或当地口传及历史文献中提炼出一种契合当地的文化学派或者理论模式是完全可能的。比如费孝通的“差序格局”,就是他在乡土中国的考察中,结合了儒家思想(当然受到潘光旦对“伦”研究的启发)提出来的,⑥而没有拘泥于当时已经可以使用的什么西方人类学或社会学理论,具体而言,也没有在“内群体”和“外群体”的概念区分中打转转。如果那个时候费孝通依赖于群体的内外之分来解读中国乡土社会,差序格局也就提不出来了。如果说差序格局的概念建构是一个很好的社会学中国化的例子,那我有部分的理由认为,它因摆脱了西方理论并脱颖而出,正是中国社会学研究沾了人类学研究的光。即使我们此时坚决认定费孝通是社会学家,也没有关系。我下面还要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再来看一看在民国时期一些社会科学家们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乡村建设运动算不算社会学的本土化实践,可以存疑。以梁漱溟在《乡村建设大意》(1936)⑦中对其含义的总结来看,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与我们今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脱贫攻坚的含义很接近,只能说有社会学方面的参与性实践,但不完全是社会学家的事情。不过,就算社会学家参与的那一部分也要运用社会学知识指导和解决中国问题,也说得通,只是这样被当成本土化的事迹给我们带来的知识点在哪里呢?如果说也有,那么我们一方面就需要从事这些运动的学者本人提供一些由此而生的知识性内容,比如费孝通在《乡土重建》中发现了“双轨政治”,⑧另一方面也需要今日社会学家再从中提炼出一些本土知识点来,比如渠敬东写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双轨治理体系——封建与郡县之辨》,⑨这就是学理上的工作了,而不只是叙述这场运动本身。如果作为一个事迹就算成本土化,那么的确如周文提及的,我们可以算上社会学是如何进入中国的,何时进入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中的,有哪些学者为之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以及南北方的社会学学会如何成立又如何办刊的之类。但显然这些离本土化的讨论还有很大的距离。

   “广义”意义上的社会学本土化步入改革开放以来,周文重点提到了金耀基和费孝通。他引用的金耀基原话是:“社会学中国化至少含有两个不同的层次的意义:一是指建立中国的社会学,即要赋予社会学以特殊的中国的性格;二是指使社会学充分地在中国发展,使它与中国的社会发生关系,为中国所用,在中国生根。”⑩我找来金文阅读后,得知他重点表达的意思是第一种。而第一种含义主要是知识论的讨论,其文章列举了社会学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上的区别,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以及目前已经形成的多种典范,但没有告诉我们中国社会学的典范是什么,此文只暗示在中国社会学中产生典范是可能的。比如,他在结尾处说的一句话是“在中国的社会学虽然不必会出现一种‘中国社会学’,但中国社会学者所从事的社会学研究将无可避免的会多少反映中国的文化社会的性格。在这个特定意义下,‘社会学中国化’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11。我想,这里的社会学本土化的性格正如此文的副标题(“一个社会学知识论的问题”)一样明显是指学理上的,而反衬出第二个含义也许未必是学理上的。

我这里先回到第一层含义上来,如果我们想赋予中国社会学中国化的“性格”,该如何做呢?一旦实施起来,那面临的知识搭建工作是很复杂的,比如引进、翻译、培养、课程设置等,但这些复杂最终是要回到学理上去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3114.html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5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