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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鸿飞:论民法典法人性质的定位

更新时间:2016-01-17 21:28:55
作者: 谢鸿飞  

   一、问题:法人性质理论有无意义?

   罗马法的卓越贡献之一,是实现了自然人与法律人格的分离,自然人以外的多种事物,如动物、船只和组织体等,都可以享有法律人格。但是,经过自由意志哲学和人文主义观念的洗礼后,各种物不再具有人格,法律人格中最复杂的问题就成为——法人何以成为民事主体?拉德布鲁赫就指出,法人应否和自然人处于同一价值位阶,在法哲学上至今依然悬而不决。[1]

   哈特甚至认为,“什么是团体”这一“永远使人困惑的问题”不应讨论。[2]

   大陆法系第一个使用“法人”术语的学者是胡果,但法人性质理论源于萨维尼提出的拟制说。在德国,法人性质理论争议始于1868年,以基尔克对拟制说的批判为标志,在德国民法典制定时期达到高峰。在英美,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欧陆法学问题,像法人性质理论一般被热捧。1900年,梅特兰迻译了基尔克有关团体法的作品,激发了英美学者对法人性质的热议。[3]从彼时法学家的揶揄中,可窥见其盛况之一斑实在说的追随者拼命夸大法人性质的重要性,以使自己像立法改革者那样担当重任,将法律世界从中世纪迷信的奴役中解放出来。”[4]

   然而,德国民法典通过后,这一争议逐渐淡出。1920年前后,这一学说在美国亦尘埃落定。[5]德国与英美的主流学说均对法人性质存而不论,法律实践也改采实用主义态度。德国将“法人”理解为民事权利义务的归属主体,是一个纯形式的、工具性的法技术概念,[6]法人性质理论甚至也被视为全然“无益”的。[7]日本学者也有类似观点,认为法人性质理论只是在个人主义法制的特定历史情景中有意义,在法人如火如荼发展后,到底哪种法人性质理论正确的设问,“只会误导对法人的理解”。[8]美国一度也不再依据公司性质的学说来决定案件的结果,转而主张公司人格取决于个案情境,[9]因为抽象的公司性质理论对解决具体问题毫无意义,[10]公司性质的每种理论都可以服务于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宗旨。[11]我国学界亦受“无益论”影响。[12]凯尔森的纯粹法学甚至完全消解了法人性质的法律意义:法人与自然人人格化的基础都是法律构造,两者均系“法”人,[13]任何有关法人的“本质承诺”都没什么价值。

   “无益论”的另一个理由,是很难用单一本质阐释各种类型的法人,即使勉强提炼一种学说,其解释力也相当有限:“如果有人用一个统一的概念涵摄国家、自治社区(Gemeinden)、教会、资合公司、基金会、运动协会等实体,意义何在?”[14]

   但是,法人性质理论不仅关乎法教义学体系的构建,而且对法律制度和规则的设计也有重要影响。在我国制定民法典之际,法人性质理论的澄清与取舍是法人立法的前提。首先,法人性质是法人立法体系化的前提,民法典若对法人性质定位不明,就无法从各种法人形态中提取公因式,进一步作出一般规定。德国民法典没有法人制度的一般规定,缘由之一就是对法人性质没有达成共识。[15]另有学者认为,对法人机关与法人的关系,《德国民法典》第26、27条采以拟制说为基础的“代理说”,而第31条却采以实在说为基础的“机构说”。[16]其合理性虽可通过法人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的区隔来解释,但同一法律对法人机关与法人的关系采不同学说,毕竟有违潘德克顿法学的体系要求,这到底是别无选择还是可另辟蹊径?其次,法人性质的定位将直接影响具体制度。如法人是否享有人格权(尤其是一般人格权)和宪法基本权利、法人自身可否成为侵权主体、公司本身可否成为买卖的客体、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有无法律基础等。近年来,美国法人性质理论中兴,渐有复兴实在说、拋弃合同说之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用法人性质说为理据,认定法人有无宪法权利,[17]以便将政治领域内的价值问题转化为相对中立的法技术冋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也受实在说的影响,在2010年的Citizens United v? FEC案中,判决对公司政治自由的限制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因为公司也是“人”。[18]

   可见,法人性质问题在大陆法系国家虽渐成明日黄花,但它“于解决法律问题时,作为提供法理前提的解释论,仍有其重要作用”,而且是立法论的基本前提。[19]民法典作为市民社会的组织法,必须为社会的自我组织、管理与创新提供基本法律资源,并为法人的特别立法提供制度框架。很难想象,对法人性质定位不明的民法典可堪此任。

   对法人性质的既有研究路径,弊在两端:一是几乎将其封闭为法学问题,无视法人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和社会行动者,深受政治、经济、社会甚至文化因素的强烈影响。严格的专业槽不仅限制了对法人性质的深入认识,也使法人规则的正当性完全源于规则自身,形成了正当性论证的循环和悖论。二是很大程度上缺乏历史维度和时代意识。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在大陆法系国家,法人性质理论从萨维尼年代以来,一百多年来几乎没有什么明显变化。两者共同导致了法人的理论模糊和实践混乱。

   为矫此弊,本文拟首先采用法律历史社会学方法。法人性质理论不可能只是纯粹逻辑推演,亦不可能脱离语境。正如霍维茨在分析美国法人制度时指出,大多数重要的抽象法律问题都源于特定的历史情境,理论选择不是随意的,而是深受历史的制约。学者不可能在真空中争论。[20]与萨维尼和基尔克时代相比,百余年的沧海桑田,法人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尤其是公司力量壮大和非营利组织兴起,对国家、社会与个人三者的关系影响深远。本文将分析各种法人性质理论的法律意涵、提出和传播的时代背景,并结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分析未来民法典法人性质取舍应权衡的诸因素。其次,本文将运用法教义学方法,推演不同法人性质理论在法律制度和规则设计上的差异。

   法人性质理论有拟制说、实在说和否认说三种。在法人与自然人并行,成为独立的法律主体之后,否认说已不具有任何法律意义,且其根本内容与拟制说并无实质差异。此外,受法经济学影响,美国公司法领域盛行“合同束说”,将公司定性为以公司活动为中心的各种法律主体之间的合同关系,系拟制说的变体。[21]限于篇幅,本文均不单独讨论。

   二、法人性质理论的历史社会学与法教义学分析

   (一)拟制说

   1.缘起与传播

   拟制人格是很古老的法律技术,古代法普遍将动物、植物等人格化。但发达的拟制技术源于罗马法,主要是因为它第一次将组织拟制为“人”。“拟制”正式得名于13世纪。教皇英诺森四世(Pope Innocent IV)在教会法中援引罗马法时,首先提出了拟制说,理由是公司没有灵魂,没有原罪,不受惩罚也不被救赎。[22]

   通说认为,法人拟制说是萨维尼创设的。萨维尼区分了三类法人,一是“自然法人”,如国家、社区、城市、农庄等,它们源远流长,是法律上的实体。其中,国家在私法上作为国库,是最大、最重要的私法主体。二是封建行会,法律承认其习惯法上的效力。三是“人为法人”,即自然人自由联合组成的法人,是“人为的、意定的”,其成立需要国家特许,其权利也不由成员享有,而由观念中的法人享有。[23]萨维尼的拟制说源于罗马法,与日耳曼的共同体观念迥异,很快就遭到日耳曼派法学家猛烈抨击。

   在1850年之前,英美亦盛行拟制说。1840—1870年,美国各州的公司法逐渐废除对公司成立的特许,到1875年左右,拟制说开始哀洛。[24]但是,它至今亦有一定影响,如美国法院将其用于论证公司与个人的法律处遇不应相同,[25]特别是在否定公司享有言论自由权时。[26]

   2.理论内核

   拟制说的理论内核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要点:

   第一,法人并非实在体,而只是“想象的共同体”。在法律创设之前,法人并不存在,不过是人或物的分别聚合、或人和物的聚合。在法律承认其人格后,法人也并非实体存在,而只是观念中的整体,团体人格也并不吸收个人人格。在著名的达特茅斯案中,马歇尔法官就将公司特征归纳为“人为的,其存在是不可见的、不可感知的,只能存在于法律中”。[27]

   第二,创设法人的条件完全取决于国家。既然法人是由法律拟制的,立法者就可以依据其意志,规定法人创设的条件,并进一步调控法人的行为。如在公司出现的初期,通常只有必须取得立法机关或国王的特许,公司才能成立。

   第三,法人的法律能力相当有限。首先,法人仅具有财产权利能力,不享有公法上的权利能力。其次,法人也不具有意思能力和行为能力,其行为必须由自然人代为实施。自然人的意思和行为也不能转化为团体自身的意思和行为。

   3.历史社会学分析

   拟制说试图解决的问题,主要是社会工业化和商业化后公司兴起的挑战。它并非理论创造,而是对历史素材的提炼和对当时社会观念、权力实践的总结。它体现为如下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

   (1)国家集权传统。在根源上,拟制说并不承认社会具有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权力,而是认为社会将所有社会事务的管理权力让渡给了国家,相反,各种社会联合体和组织体必须获得国家认可,才具有合法性。依拟制说,法人制度的基础不是结社权,亦非个人自治,而系国家认可。国家可以基于自己的好恶创设法人,法人成立后也必须服从国家意志。哪些人可以设定法人、法人需要符合哪些条件、法人应遵守哪些行为规则,概由法定。更关键的是,拟制说只是将法人视为民事权利义务的承载者,且仅限于财产权利,剥夺了法人的公法权利能力。由此,拟制说维护了国家全面管控个体和社会的权力,限制甚至排除了社会组织的权力。以拟制说为基础制定的法人组织规范和行为规范,即便在民事领域,也是公法规范而非私法规范,拟制论“不是私法理论,而是伪装在私法概念下的公法理论”。[28]因此,拟制说虽然看似关切个人理性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其践行结果,却不仅忽视了个人联合他人的天然意愿和自由,而且导致了国家高度集权。

   学界多将拟制说归于人本主义思潮与尊重自然人理性的康德主义。[29]确实,拟制说主张只有自然人才拥有自由意志,才是社会的行为者,团体成员的意志在团体中依然是自由的、独立的,不受团体支配。这似乎就尊重了自然人的理性自主自决,但它恰好忽视了自然人结社的自由,不仅并未尊重人本主义,反而还背离了人本主义的要求。因为承认“人作为人”、“人是目的”的康德律令,就不应只尊重个人的个体性(个体理性),也要充分尊重其社会性(集体理性),即与他人联合的权利。此外,若纯粹从理论推演,拟制说的优势就在于它避免了团体决议过程中的“多数人暴政”,因为各成员的意志独立自主,任何法人成员的意志都不可能凌驾于其他人。然而,这仅仅是理论逻辑。所有的自由都永远存在“我想做”和“我能做”的张力,在一个团体中,不可能所有人的意志都自由,法人要形成意志,唯有遵守“少数服从多数”规则。就此而言,拟制说和实在说并没有什么区别。

   (2)国家对法人的怵惕。拟制说保留了国家对法人全方位的控制权,这源于国家对社会各类组织由来已久的恐惧与怵惕。原因有二:一是公司和非营利组织的规模都没有法定上限,其经济力量和社会动员能力可能相当强大,将对国家的控制能力提出挑战。二是在现代社会,法人的管理人并非民选,若法人深度介入政治,可能损害民主制度。[30]

法律史也印证了国家对法人的怵惕之心。近代以前的法制,均以国家和个人为中心,并没有社会组织作为缓冲地带,因为赋予团体以人格,“不免有妨害国家目的及拘束个人自由之虞”。[31]1804年法国民法典未对法人制度作任何规定,表面原因是一切中间社会团体都被视为特殊利益的代表,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了等级、产生了隔阂,与大革命的自由、平等精神格格不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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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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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外法学》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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