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吴飞 杨建娟:理解“生活在别处”的“边际人”?

——兼谈帕克的学术研究的底层关怀意识

更新时间:2016-01-14 22:10:50
作者: 吴飞(浙江大学) (进入专栏)   杨建娟  

  

   2010年,广东东莞警方开展了“创平安、迎亚运”的扫黄行动,其中一组卖淫女赤脚游街的照片在网上引起热议。从相片所见,两名穿着时尚的涉嫌卖淫女,不但赤脚,且戴着手铐,背后还被幼绳牵着,像是在指认现场。相关的图片传于网上,一时引得众人非议。后当事方清溪公安分局接受媒体采访,称图片现场就是出租屋门口。在相关的新闻报道中,记者发现,“犯罪嫌疑人被拘留或指认现场时不穿鞋、手被牵警绳,已经是规则中的业界常态”。[1]

   2011年8月28日,在番禺打工的小红(化名)等一行8人去服装批发广场买衣服,出来时被保安当成小偷捆绑殴打,之后更被绑住双手在市场内游街示众。[2]

   2012年4月6日,一名妇女在晋江安海镇中山中路盗窃两个面包时,被店主当场抓住,为警示、防止她再次作案,店主林先生将小偷绑在电线杆上,并在其胸前挂上写有“我是小偷”的纸板。

   这类新闻实在太多了,广州某医院的保安在抓获一名正在行窃的“小偷”后,在其脖子上挂上写有“小偷”的牌,押着他在医院里“游街”示众长达一个小时;武汉一处建筑工地的保安将一名盗窃电话线的小偷抓住后,用手铐将其铐住,并在他的额头上写上“我是小偷”的字样,命其面对大街;在深圳宝安区,一名粘贴“疏通厕所管道”广告的男子被保安发现后被浑身贴满“疏通厕所管道”、“清理化粪池”的广告单,在闹市区当街示众达6小时;而在浙江台州,一女小偷被抓,随后被扒光游街示众……

   底层意识在精神内涵上是一样的,即对社会底层生存状况的关注与揭示,意在唤起社会对社会底层命运的重视,为社会底层遭遇不平等、不公正待遇鸣不平,对社会改革中出现的相对贫困和暂时困难给予关注,对社会底层前途的改变与未来路向充满着忧虑与同情。

   底层写作中城市已由过去的隐在背景走向前台。随着民工潮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涌向城市,他们一方面为城市建设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也依赖着城市开始了他们的另一种人生。作为城市的边缘人,他们无法认同城市,但又离不开城市。林坚《别人的城市》中打工仔段志在城市中受挫后不得不离开城市回到故乡,在他眼中这城市属于别人,但他因在城市住过后回到乡下又再不能适应传统的生活,最后又不得不返回城市。[3]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史学界有一个“向下看”的方法论转型,这种取向更加注重基层经验和生活细节的“小历史”,并从细微事件和平常人物重构历史,以使人们更加了解历史基层的实际情况。

   柳东妩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到:“这个世界只有两种声音:强势群体的声音和弱势群体的声音。前者强大宏亮,后者弱小低哑;前者齐整彰显,后者参差不齐。”

   此类新闻一出,多半会有网络上形成短期的论争,但相关的事件却一再重复出现。这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反射的是我们如何看待现代社会中人员跨国、跨省、跨社区的流动所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映射出了我们对行走于文化边缘的各种类型的“边际人”的态度和价值观。这样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出现的时间并不长,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开启的时间不过百年,人员的大规模流动更是在近三十年左右才出现。因此,移民问题(在中国大陆主要是农民工和基于大型的工程——如三峡工程——而出现的移民问题)、文化融合与冲突问题,今天才真正成为一个问题。

   媒体的报道和学术界,已经就这样的问题进行过激烈的讨论和深入的思考,西方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也越来越多地介绍进来。但这仍然有深入讨论之必要:一方面是因为边际人现象是当今社会发展越来越重要的社会问题,不过相关的研究还不深入;另一方面,透过对帕克的关于“边缘人”思想的分析,也能让我们感悟到一个优秀的社会科学家应该有怎样的学术追求与学术品位。

  

   一、从帕克的老师齐美尔的陌生人理论说起

   齐美尔是“最重要的现代社会理论家之一”[4]1908年,60岁的齐美尔写了一篇题为《陌生人》的文章,在文中,齐美尔指出:“这里陌生人不是此前常常接触过的意义上的外来人,即不是指今天来、明天走的流浪者,而是指今天来、明天天留下来的慢游者——可以说潜在的流浪者”,“陌生人是群体本身的一个要素……它的内在的和作为环节的地位同时包含着一种外在和对立……进行叛逆的和引起疏离作用的因素在这里构成相互结合在一起和发挥作用的统一体的一种形式。”[5]

   齐美尔指出:“天狼星的居民对我们来说并非是真正陌生的——至少不是社会学意义考虑上是陌生的,而是他们根本不是为了我们而存在的,他们处于远与近之外,没有远近之分,无所谓远近”。[6]可见,陌生人与我们的关系的意义,在就于这种若即若离、不即不离的特殊关系,这使得我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发生互动。若距离太近,则便成了熟人,谈不上什么陌生了。由于他们不是熟人,所以我们对他们有一种特殊的信任,可以把不便对熟人倾诉的事情向他倾诉。正是这种特殊的距离决定了我们之间的特殊互动,也就是说,在齐美尔的概念框架中,“陌生人”不是一类特殊的人,而是一种特殊的互动形式。

   对此,吉登斯解释说,在齐美尔看来,在传统社会,“陌生人”指的是来自其他地方、不与当地人进行对话交流的人。从这一角度而言,在现代性社会,人们无时不与陌生人擦肩而过。但吉登斯发现,在现代生活中,人们当面遭遇陌生人时,大多以纯仪式性的客套与寒暄,表现出礼貌的疏远(politeestrangennent)的刻意控制。这些方面与戈夫曼的论述存在类似之处。当你在大街上遇到素不相识的人时,你不会对他们产生多大的兴趣,但你知道他们的确在那里。在那些更加传统的文化中,内部与外部有着严格的划分。如果你是一名来自“外面”的人,他们可能目不转睛地盯着你,或者对你指指点点,这是因为陌生人不经常出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他们对陌生人也不信任。同时,他们对大规模机构也不怎么信任,因此,农民经常不把钱存入银行,而是把它们换成金子埋在床底下。他们相信的是另一种抽象机构,因为如果把钱存入银行,就如近来所能见到的那样,产生了严重的信任问题,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出现了问题。[7]

   按照拉文(Levine)对于“陌生人”的分类研究,“陌生人”是一个很复杂的分类系统。究竟属于哪一类分类,由两个大的维度决定:陌生人试图与当地社区建立的关系与本地人对陌生人的反应。将这两个维度交叉,就可以得出一个陌生人的两种主要的模型:[8]

   第一种类型是“过访者(visitor)”,这样的过访者,多半是抱着好奇之心,来这里的,他们没有在当地定居的计划。因此,他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形成“地方性知识”,对当地社区的欣赏与批评标准都是外来的。这也是为什么人类学研究强调在田野调查时,必须呆比较长的时间。目的是达到可以与当地人沟通,掌握丰富的地方知识,甚至可以用当地人的思维进行思维。不过,如果做到了这一点,人类学家的“访客”身份就会发生一定程度的转化了。

   第二类型和是陌生人是指“新来者(newcomer)”。这样的人也是一种外地人,不过他们虽然也是陌生人,然而却是一个试图理解当地文化,加入到当地人行列的“新来者”。[9]这种陌生人对于本地文化以及本地人生活的态度与本地人在很大程度上有重合的地方。

   在笔者看来,陌生人至少还有一种类型,即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一个空间的外来者,他们因为文化背景不同,沟通仍然存在很大的障碍。如在缅甸、在爪哇,这些地区人种的混杂——欧洲人、中国人、印度人和土著人。这是在最严格意义上的一种混杂,因为他们尽管混合在一起,却没有互相融合。每一群体的构成都有自己的宗教、文化和语言,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只有在市场上,在买卖关系中,他们才作为个人相遇。这是个存在于同一政治单元中的多元的社会,社区的各个不同部分并存,却又彼此隔离……。[10]

   对进入城市生活空间的农民工,城市的“主人”往往很难得放下身段真诚面对他们的“访客”和“新来者”,他们以一种防范和蔑视的矛盾心理拒斥着外来者。当然,这样的拒斥是双向的,即彼此之间的不认同。是以齐美尔写道:“生活的本质,如果说不是固定在社会环境的某一个地域空间的位置上,那么它就固定在社会环境的某一个思想的位置上。”对于外乡人来说,“只要他自己感到是外乡人,那么,在其他人的眼里,他就不是‘土地所有者’”。[11]

  

   二、从陌生人到边际人——帕克对老师的超越

   记者出身的罗伯特·帕克(RobertPark)一生保持着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密切关注之热情,并努力寻求解决方案。他当时生活的城市——芝加哥,是一个新起的工业化城市。大量的移民从世界各地汇聚于此,寻找自己的梦想,自然导致的社会“边缘人”的出现。因为大多数移民在家乡是农民。在他们那个小而封闭的村庄,生活是固定而平静的。习惯和传统提供了日常生活应急所需的一切。行为建立在面对面关系的基础上——也就是谈话和邻里间的闲话。在美国,他们很可能成为体力劳动者,或多或少参与到我们现代工业城市喧闹的大都会生活之中。这里人们关系疏远,缺乏传统,人口流动快,所有事情都在变动之中,在这里,农夫抛弃了原来的习惯获得了“思想”。显然,这些移民们,不过是美国土地上的陌生人。尽管他们的后代,将会成为美国人,但在那个年代,他们只能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如何让这些移民尽快地融入美国社会,如何减少移民社区的社会偏失问题,就成为帕克的后半生的重要学术关怀。

   1928年,罗伯特·帕克提出了“边际人”(marginalman)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他的老师关于陌生人的论述。帕克在《人类的迁徒与边缘人》一书中指出,“边际人是一种新的人格类型,是文化混血儿,边缘人生活在两种不同的人群中,并亲密地分享他们的文化生活和传统。他们不愿和过去以及传统决裂,但由于种族的偏见,又不被他所融入的新的社会完全接受,他站在两种文化,两种社会的边缘,这两种文化从未完全互相渗入或紧密交融。”[12]国内学者周晓虹曾将“边际人”划为两种类型:其一是处在两种社会形态的转折点或者说是两种时代交界处的特定人格,就像当年恩格斯称但丁是“中世纪最后一个诗人和新时代最初一位诗人”,这是所谓历时态边际人;其二是处在两种文化接壤处的特定人格,他们由于国际联姻、出访、留学、移民等原因而生活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中,因此又称共时态边际人。[13]

   不过,这种边缘性,不仅是一种负担,同时也是一种财富。因为“相对于他的文化背景,他会成为眼界更加开阔,智力更加聪明,具有更加公正和更有理性观点的个人。‘边缘人’相对来说是更为文明的人类。”“正是在边缘人的思想中,由新文化的接触而产生的道德混乱以最显著的形式表现出来。也正是在边际人的内心──那里正在发生文化的变迁和融合──我们可以最佳地研究文明和进步的过程”。[14]

   费孝通认为,乡土中国是“熟人社会”,而“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无论我们是否愿意与陌生人发生交往,但他们就在我们身边,因为现代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陌生人不断地涌人我们的生活,人们要花费大量时间与他们打交道。而这些陌生人,与我们的利益休戚相关,关乎我们的情感投向并构成生活意义的一部分。因此,如果现代生活要持续下去,就必须保持和培养陌生关系(Strangehood)。[15]

帕克分析说,“随着城市的发展,社区中人与人的联系中,间接关系或称次级关系(Secondaryrelation)已经取代了原来的直接关系、面对面的首属关系(Primaryrelation)”。(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chenpia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6326.html
文章来源:《新闻界》 2012年第10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