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泮伟江:谁是陌生人?

更新时间:2018-08-06 23:16:46
作者: 泮伟江  

   谁是陌生人?对许多人来说,这或许是一个很突兀的问题。陌生人就是那些我们不认识的或者不熟悉的人。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常识。但常识未必能够经受严格的学术眼光的打量与审视。例如,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如下问题,上述的常识往往就有些不敷应对了:“陌生”与“熟悉”各自的具体含义是什么?陌生与熟悉仅仅是一种心理的感受,还是有着更客观的依据与内涵?在何种意义上,陌生人可以被转化成熟人?陌生人究竟是一个程度性的概念还是一个构成性的概念?在秩序构成的意义上,陌生人意味着什么?学术思想史上许多重大的突破,恰恰是从对许多习以为常的概念的质问与反思开始的。就此而言,用一种严格的社会学的眼光来观察陌生人,在概念与理论的层次思考陌生人问题,恰恰并不是多余的。

  

一 作为定居流浪者的陌生人

  

   最早将“陌生人”这个词概念化,并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学现象来研究的,是具有传奇色彩的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西美尔一九〇八年出版的《社会学》在“社会空间与时间秩序”的章节中专门写了一篇以“陌生人”为主题的论文,通常被看作陌生人研究的奠基之作。与我们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常识性感受不同,西美尔用某种相对更客观和中立的方式来定义陌生人。西美尔说,陌生人是那些“昨天来,但明天不再走的人”,也就是不再流浪的流浪者。在西美尔的这个定义中,陌生人身上有着某种突出的矛盾性:他虽从远方来,但他却选择留下来居住。他虽然留下来居住,却也随时有可能离开。就他是我们中间一分子而言,他反而处处显现出自身的差异性:“他并非历来属于这里,而是带着本地人不了解的神秘的过去”与我们居住在一起。在陌生人身上,有着某种“既远又近”的奇怪混合。

   陌生人具有的这种奇怪的既远又近的混合气质,给原本的熟人共同体秩序带来了某种根本性的变化。最初,对陌生人的排斥与厌恶是难免的。通常而言,本地人会选择通过同化或者驱逐陌生人来消除因陌生人而带来的种种不快的感觉。西美尔关于陌生人的研究本身的一个经验的基础,就是犹太人杂居在欧洲的历史现象。犹太人就是那些来自远方,而最后选择留在欧洲社会的陌生人。与其他来自远方的陌生人不同的地方在于,其他人种一旦选择留在本地聚居以后,都会逐渐被同化,但犹太人却拒绝被同化,顽强地保存着自身的传统与生活方式,由此与当地的社会礼俗之间产生了文化的“冲突”。西美尔对身为犹太人的此种陌生人处境,体会不可谓不深刻。才华横溢的西美尔一直要到教授资格论文通过三十一年以后才获得教授职务,就与西美尔本人的犹太人身份息息相关。

   除了对陌生人既内且外的矛盾性质的揭示之外,西美尔的另一个贡献,就是揭示了陌生人在结构上对整个共同体秩序可能带来的积极影响。西美尔认为,这种影响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体现在陌生人的流动性。已有的以土地为基础的生产单位并不能给陌生人提供养家糊口的岗位。因此,陌生人就不得不在既有的经济单位之外,为自己创造出工作的岗位,为本地人带来他们依靠土地所不可能收获的成果。大多数陌生人都只能投身商业之中,具有流动性。另一方面,由此种流动性,又进一步带来了陌生人的客观性。由于陌生人不像本地人那样固定在各种具体的关系之中,因此也就“不受习惯、孝敬与偏见的约束”,能够更加自由地用一种普遍与客观的眼光来看事情。施蒂希韦将西美尔的陌生人形象比作社会科学的研究者,确实有几分道理。

   西美尔对陌生人的深刻洞察,基本上规定了此后陌生人研究的基本框架与视野。作为西美尔的美国学生、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帕克(Robert E. Park)的“边际人”研究,就深受西美尔陌生人研究的影响。作为一个移民社会的社会学家,帕克对移民现象尤其敏感,既从宏观层面强调了人口迁移与融合导致的移风易俗和文明发展的意义,同时也在微观层面揭示了人口迁移对个体人格产生的影响。帕克注意到,移民既将个体从其出身之地的神圣习俗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同时也使得他们学会了用陌生人的眼光来观察周遭的新世界,从而拥有了一种智识的偏好,并多多少少地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和世俗主义者(secularism)。帕克也注意到,犹太人是典型的陌生人,同时也是典型的两种文明之间的“边际人”。但边际人并不仅限于犹太人。除了犹太人之外,美国的黑白混血儿与亚洲的欧亚混血儿,以及亚洲与非洲的基督徒也是此种边际人。很多时候边际人都处于很尴尬的处境,因为无论是在原生族群还是新加入的族群,他们都被看作陌生人。但帕克同时也强调,恰恰是边际人的这种双重陌生人的处境,赋予了他们独特的资源,能够通过个体的调整与适应来解决文化的紧张与冲突,从而给文明创新与演变提供新的方向与可能性。施蒂希韦形象地将帕克的边际人形象类比如今广为流行的“交叉学科研究者”。

   与帕克一样,现象学社会学代表人物舒茨(Alfred Schutz)也把人口迁移所导致的“混居”看作陌生人的典型处境。舒茨关心的问题是,陌生人如何解释主流人群的文化模式并适应它。在舒茨看来,熟人的生活世界往往会形成一种稳定的文化模式,出身和成长于其中的人们将该文化模式看作“理所当然的”。他们不需要对这个文化模式形成系统和融贯的理解,而是根据自身日常的需要取用其中的各种片断化资源。通常来说,对生活于同质性社群的人们来说,这些文化模式就是一个个“窍门”:如果要达到某个效果,就应该如此做,反过来说,如果你如此做了,就是想达到某个效果。这种群体文化模式,当然是历史形成的。而陌生人,作为一个新加入群体的成年男性,尽管可以了解这段历史,却并不参与这个历史,因此陌生人本质上是一个“没有历史的人”。陌生人当然有自己的历史,但陌生人的历史是与陌生人自己的“家群体”联系在一起的,而与他新进入的社群却没有关系。陌生人刚进入新社群时,他不得不将新社群的话语体系“翻译”成自己的“家群体”的话语体系,才能够理解周围发生的现象。但在翻译时,会发现两种文化模式之间往往缺乏对应的词汇,即便意义能对应,由于在本地口语中还附着各种难以捉摸的特殊语气和音调,陌生人还是难以理解本地人的真实意思,更不用说用本地话表达自己的复杂和细微的感受。舒茨认为,恰恰是由于个人“生平情境”(biographical situation)的此种本体论差异,才导致了陌生人所特有的客观化效果与信任缺失的后果。

  

二 被建构出来的陌生人


   帕克和舒茨所做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在西美尔提供的分析框架中,就某些特定和重要的面向,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做进一步的展开与发展。例如,他们都把陌生人看作“异乡人”,也就是从远处迁徙而来的,试图进入群体的人。只不过,帕克对陌生人脱离原有“家群体”后的效果非常感兴趣,强调了横跨两个“文化族群”的“边际人”所蕴含的在边际上创新与演化的资源与能量。舒茨则对陌生人进入新群体之后人格遭遇的震荡很关心,因此更关注陌生人如何调整自身,学习与适应新群体的文化模式。

   关于陌生人的经典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缺陷是,在他们那里,陌生人都是外来的异乡人。但他们没有注意到,陌生人并不仅仅是人口迁移的附带现象,而有着社会本身的内在基础。更直白地说,陌生人很可能并不是外来的,而是社会自己制造出来的。

   舒茨之后,陌生人研究沉寂了约半个世纪,在二十世纪末又突然复兴起来。开创陌生人研究复兴之先河的就是英国社会学家鲍曼。鲍曼的研究,现象基础仍然是外来移民的定居化。但鲍曼从中看到了更深层的意涵。陌生人意向一直或隐或显地出现在鲍曼的研究之中。在《现代性与矛盾性》中,鲍曼援引了西美尔关于社交关系的社会学分析,指出熟人社会的内部架构其实是一种社交关系,而社交关系的基本结构,其实就是敌人与朋友关系。哪怕再紧密的社交共同体都同时包含着敌意与善意。而自从陌生人渗入社交共同体并留下来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在原有的社交共同体的分类体系中,陌生人无法被归类。他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或者反过来说,陌生人既可能是朋友,也可能是敌人。在《后现代性及其缺憾》中,鲍曼进一步深化了这个方向的思考,将陌生人看作“不符合认知的、道德的和审美地图的”那一类人,因此本质上是一种无法被归类的人。西美尔的陌生人身上的既远又近的矛盾性质,在鲍曼看来,本质上就是陌生人在社交共同体中无法被归类的本性。陌生人的此种难以被归类的性质,导致了世界的无序性,因此也导致了恐慌与焦虑,以及对陌生人的憎恶。陌生人因此被看作“不洁的”,是“污点”(戈夫曼),像黏液一样令人感到不安全与不自由(萨特)。

   鲍曼认为“所有的社会都产生陌生人,但是,每一种社会都产生自己的陌生人,并且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产生它们”。陌生人模糊了作为秩序基础的分类学体系,因此被秩序所排斥,变成了秩序的外在者。但同时,秩序恰恰又是通过对外在者的划定与标识,建构起一套自我认同。如果陌生人试图跨越陌生人∕内部人这个界限,试图成为内部人的一部分,由于其难以归类,“污染”了秩序的纯净性,模糊了秩序内部所设置的各种差异的界限,就会引起内部人的恐惧与排斥。

   作为陌生人的犹太人之所以在欧洲的历史上遭遇如此之多的仇恨与排斥,就与此相关。鲍曼也用相同的框架来解释后现代流动社会中的陌生人。对鲍曼来说,虽然后现代社会尊重差异,这似乎意味着对现代社会的那种整齐划一的秩序模式的超越,但由于后现代社会以消费能力为检验标准,因此那些没有通过消费能力检验的人,就变成了模糊该标准的新污点,也就是新陌生人。后现代社会制造了新陌生人,就是未能通过消费能力检验的新穷人。他们是“有缺陷的消费者”,是“游戏的废品”。当这些新穷人大量涌现在消费人所熟悉的周末的街道、海滩与公园之中,就会引起消费人的恐惧与不安。因此,陌生人被限制在城市的平民区之中,被限制在工厂的车间里,而内部人则通过建构篱笆、防盗门、监控系统、富人区,来将自身与陌生人区隔开来。如此一来,陌生人既可以带来各种具有异域情调的美食与故事,同时又不至于侵害到消费人的生活空间。

  

三 陌生人与陌生人社会

  

   鲍曼的陌生人研究带着批判的激情与道德的义愤。尽管这种批判激情包含着对陌生人的深深同情,但它同时也使得陌生人这个概念失去社会科学的严格性,有变成一个道德概念的危险。尤其是,鲍曼的陌生人研究强化了古典陌生人研究隐含的一个框架,即主流人群与陌生人群之间的某种“主—客”或“主流—边缘”的二分框架。这样一种划分框架,基本上把陌生人看作某种有着特定范围的少数人群,而与陌生人相对的则是普遍的主流人群。无论是西美尔还是帕克与舒茨,在他们关于陌生人的描述与观察中,陌生人的此种边缘性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同时,这也与人们日常生活经验中形成的陌生人形象是比较一致的。从比较历史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历史大多数社会的陌生人都是作为边缘人群而存在的。

虽然西美尔关于陌生人的研究,最初确实是从移民现象切入的,但西美尔的社会学研究的志趣,从来都不是对具体历史现实的解释。多数研究者都更关注西美尔陌生人研究与犹太人历史处境的关系,感兴趣作为定居陌生人的既远且近的关系,同时也注意到了陌生人的流动性与客观性。但他们的研究层次基本上都局限于抽象层次比较低的移民框架中。这就丢失了西美尔陌生人研究的理论深度。重读西美尔的陌生人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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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18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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