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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岚:孟郊与贾岛:寒士诗人两种迥然不同的范式

——试论闻一多的中唐诗坛研究及其学术意义

更新时间:2015-11-23 14:05:34
作者: 赵晓岚  

   在闻一多所有的唐诗专题研究中,属于中晚唐作家的只有三篇,大历十才子与盛唐接壤,孟郊属中唐,贾岛则与晚唐相交。与闻一多对初盛唐诗歌的研究工程相比,他的中晚唐研究规模似乎太小,而就在这有限的篇幅中,著名的两大流派领袖韩愈和白届易几乎未占席位,而向来并称的“郊寒岛瘦”却各有专论,自有辨析,从其文学史家的角度而言,是颇有深意的。

   欧阳修《六一诗话》认为:.“孟郊、贾岛皆以诗穷至死。而平生尤喜为穷苦之句。”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甚至将孟郊贬之为“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而闻一多却指出孟郊诗歌的主要特点在于两方面:一是“写实”,二是“敢骂”(1),对孟郊之穷愁,他揆之以“真”而颇多肯定。一般的文学史论著,都多奉“现实主义”之说,而以白居易接武杜甫,闻一多却敏锐地指出杜、白之异,从而也发现了孟郊作为继承者、师法者的特有取向。他认为孟郊的写实颇同于杜甫而异于白居易。闻一多在谈到《箧中集》作者时曾经指出:

   他们首先调整了文学与人生的关系,认定了诗人的责任,这种精神在中国诗坛是空前绝后的。……中唐承继这派诗风的有孟郊和白居易两人。但白居易仅喊喊口号而已,《新乐府>之外,其他作品跟人生关系无多大联系,他的成功是杂体诗(如《长恨歌》和《琵琶行》)和闲适诗而不是社会持。只有孟郊是始终走着文学与人生合一的大路。(2)

   白居易亦有大量反映现实,表现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由于讽喻诗的创作是旨在“为君、为臣、为事而作”,其“干政”的理性意义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故而闻一多认为它们只是“在朝居官任内写的一些宣扬政教的政治文献而已”,是有意的创作而非感情的自然流露,虽不乏尖锐深刻,却毕竟隔靴搔痒,总缺乏一种有血有肉的感人的力量。而“孟郊并没有做过成套的‘新乐府’,他如果哭,还是为他自身的穷愁而哭的次数多,然而他的态度,沉着而有锋棱,却最合于一个伟大的理想的条件”(3)如用白居易本人所拟的“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定义,其讽喻诗固以义见长,却终乏感同身受之情;而孟郊一生穷愁潦倒,历尽酸辛,他的诗歌却是穷愁生活的实录。如《答友人赠炭:“青山白屋有仁人,赠炭价重双乌银。驱却坐上千重寒,烧出炉中一片春。吹霞弄日光不定,暖得曲身成直身。”欧阳修评之曰:“非其身备尝之,不能道此句也。”(《六一诗话》)极确。又如《秋怀》其二;“秋月颜色冰,老客志气单。冷露滴梦破,峭风梳骨寒。席上印病文,肠中转愁盘。疑虑无所凭,虚听多无端。梧桐枯峥嵘,声响如哀蝉。”写自己毕生奔波仕途的失意遭遇和晚境的穷愁困苦,极为凄凉哀怨。其他如“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借车》),“秋至老更贫,破屋无门扉。一片月落床,四壁风人衣”(《秋怀》)等等,皆为“身备尝之”之语。即使是代百姓立言的诗也因有亲身体验而写得格外动人,如他的《寒地百姓吟》写寒地百姓在冻馁难熬之际的反常心理:“寒者愿为蛾,烧死彼华膏。华膏隔仙罗,虚绕千万遭。到头落地死,踏地为游遨。游遨者谁子,君子为郁陶。”为取片刻温暖居然愿意变为扑火飞蛾,可见生不如死之惨痛!然更惨痛者是求死竟不能!将贫苦百姓生死两难的可悲命运写得如此人木三分,悱侧动人,试将之与韩愈《苦寒行》中对鸟雀受冻心理的描写作一比较:“啾啾窗间雀,所愿晷刻淹。不如弹射死,却得亲炮燖。”构思亦可谓新颖奇僻,却不如孟诗表现得那么悲愤,那么能引起人们共鸣,原因即在于寒地百姓的感受,孟郊亦曾身备尝之,就象杜甫那些出于颠沛流离的生活感受和自然流露的真实感情的诗歌一样,孟郊的诗也不是有计划地“做”出来的。曾讥笑孟郊为“寒虫号”的苏轼倒是说了几句实在话:“我憎孟郊诗,复作孟郊语。饥肠自鸣唤,空壁转饥鼠。诗从肺腑出,出则愁肺腑。”(《读孟郊诗二首》)正因为如此,闻一多对于唐代写实诗的发展提出他的看法:

   孟郊是以毕生精力和亲身感受用诗向封建社会提出的血泪控诉,他动人的力量当然要超过那些代人哭丧式的纯客观描写,它是那么紧紧扣人心弦,即使让人读了感到不快,但谁也不能否认它展开的是一个充满不平而又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真实世界,使人读了想到自己该怎么办。所以,从中国诗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我认为最能结合自己生活实践继承发扬杜甫写实精神,为写实诗歌继续向前发展开出一条新路的,似乎应该是终生苦吟的孟东野,而不是知足保和的白乐天。

   闻一多对白居易的评价或许偏低,但却强调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感情是诗歌创作的命脉,并以此作为判断诗人创作成就的标准,肯定了感情抒发之“真”要高于理性制约之“善”,也坚持了文学的本原在于情,而非“干政”之偏于“理”,正是他“求真”原则的体现。

   然而孟郊的写实又不同于杜甫,因为他“敢骂”:

   孟郊一变前人温柔敦厚的作风,以破口大骂为工,句多凄苦,使人读了不快,但他的快意处也在这里,颇有点象现代人读俄国杜斯妥也夫斯基的那种味道。

   孟郊的敢骂仍源于他生活的穷苦,“惟其生计艰难,故入世最深,深情进发,形成他愤世骂俗的突出风格”。他咒骂世道不古:“因冻死得食,杀风仍不休。以兵为仁义,仁义生刀头。刀头仁义腥,君子不可求。波澜抽剑冰,相劈如仇雠。”(《寒溪九首》其六)他骂人心险恶:“今人表似人,兽心安可测。虽笑未必和,虽哭未必泣。面结口头交,肚里生荆棘。”(《择友》)或怨天尤人:“古若不置兵,天下无战争。古若不置名,道路无蹊欹倾。太行耸巍峨,是天产不平。黄河奔浊浪,是天生不清。”(《自叹》)或怒斥今古:“古詈舌不死,至今书云云。今人咏古书,善恶自宜分。秦火不爇舌,秦火空爇文。所以詈更生,至今横氤氲。”(《秋怀》)皆能对人情世态作大胆揭露和激烈抨击。“韩昌黎称他这种骂风叫‘不平则鸣',可见他在继承杜甫的写实精神外,还加上了敢骂的特色,它不仅显示了时代的阴影,更加强了写实艺术的批判力量,这和后来苏轼鼓吹的‘每饭不忘君父'的杜甫精神显然是对立的”。

   闻一多论证了孟郊诗敢骂的原因、特点和作用,它既不同于白居易出于改良社会之目的而作的理性分析,也不同于杜甫出于致君尧舜之目的而发的感叹劝告,而颇类于十八、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由愤懑不平而发泄、批判。闻一多对这种批判力量给予很高评价,他曾在鲁迅先生追悼会上说:“唐朝的韩愈跟现代的鲁迅都是除了文章以外还要顾及到国家民族永久的前途,他们不劝人作好事,而是骂人叫人不敢做坏事。”(4)这种战斗反抗的态度正是批判现实主义的精华,也是孟郊始终坚持“文学与人生合一”,并“沉着而有锋棱”地“为写实诗歌继续向前发展开出”的“一条新路”。一般论述韩孟诗派多从其奇险寒涩处着眼,闻一多却看到了奇险寒涩的深层原因,并肯定了以“敢骂”的冷峻笔调揭示社会丑恶的力量:

   谈到孟郊,我于是想起所谓好诗的问题。孟郊的诗,自从苏轼以来,是不曾被人真诚的认为上品好诗的。站在苏轼立场上看孟郊,当然不顺眼。……苏轼可以拿他的标准抹杀孟郊,我们何尝不可以拿孟郊的标准否定苏轼呢?即令苏轼和苏轼的传统有先权占用“诗”字,好了,让苏轼去他的,带着他的诗去!我们不要诗了。我们只要生活,生活磨出来的力,象孟郊所给我们的。是“空螯”也好,是“蛰吻涩齿”或“如嚼木瓜,齿缺舌敝,不知味之所在”也好,我们还是要吃,因为那才可以磨练我们的力。

   此乃1933年7月为减克家新诗集《烙印》所作序中一段,并非古典文学专论,对苏轼的评价也非学术定评,自然有其特定时代和环境的要求、认识和意义,但仍可反映出闻一多对生活与诗的关系的一贯主张,如果说,强调真生活、真感情是其“求真”原则的体现的话,那么,强调对现实批判力,生活磨练出来的力,未尝不可看作其“求善”原则的运用了。

   除了“写实”与“敢骂”的主要特点之外,闻一多还注意到了孟郊诗中显示出来的宋诗的先兆,他从唐音和宋调转接的角度,论述了孟郊诗的创新之处。

   一是写实炼意的诗境。闻一多指出:“古今中外诗境当不脱唐宋人所造的两种境界,前者是浪漫的,后者是写实的;唐人贵融情而宋人重炼意,所谓炼意,即诗人多谈哲理的作风。”他举孟诗《听蓝溪僧为元居士说维摩经》:“……空景忽开霁,雪化犹在衣。洗然水溪昼,寒物生光辉”云:“此写雪景,亦反映孟郊的心境,东坡等喜学此格。”又《访嵩阳道士不遇》句“日下鹤过时,人间空落影”云:“是双关语,宋诗格调发源于此,”又《桐庐山中赠李明府》句“千山不隐响,一叶动亦闻”云:“写极静境界妙极。”皆已具宋诗融理于境的特色。

   一是上一下四的句法。杜甫已有“以文为诗”之举,韩、孟继之,其表现之一就是改变诗的组合结构和节奏而汲取散文句式,上一下四的句法即为代表。孟诗《怀南岳隐士》颔联云:“藏千寻瀑布,出十八高僧。”‘闻一多指出:“在句法上创上一下四格,打破前例,使晚唐和宋人享用无穷。黄山谷(庭坚)赞东坡有句云:‘公如大江楚,吞五湖三江。,即用此格。”这又是在寻求江西诗派最重视的句法源头了。为造成瘦硬拗峭之美,江西诗派亦常打破诗的自然节奏,而孟郊这种“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韩愈《荐士》)的硬语之力,正好成为这种语言取向之先导。黄庭坚即喜用此格,除上引诗外,《题竹石牧牛》中“石吾甚爱之”亦是。

   一是丑中求美的手法。闻一多指出孟郊《怀南岳隐士》第二首颈联“枫梩榰酒瓮,鹤虱落琴床”云:“这又是向丑中求美的表现,后来成为宋诗的一种重要特色。”

   这种丑中求美的手法乃中国艺术的最大特点之一,其实在《庄子》中即已存在。庄子认为美丑具有相对性,《齐物论》说:“厉与西施,恢恑忄矞怪,道通为一。”《山木》中则有“逆旅小子”以丑妾为贵,美妾为贱的寓言。由美的相对性进而发展为“臭腐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知北游》)的相互转化论。他也确实创造了一系列化丑为美的形象,如《人间世》中的支离疏,形体支离不全,却与丑木一样得“终其天年”;《德充符》中有鲁国的兀者(被刖足)王骀及另一兀者叔山无趾、卫国的哀骀它,都属“才全而德不形者”。哀骀它“丈夫与之处者,思而不能去也。妇人见之,请于父母曰:‘与为人妻,宁为夫子妾'者,十数而未止也。”原因在于“非爱其形也,爱使其形者也。”这种丑中求美的手法发展到中唐韩、孟等人,常将一些丑陋可憎不宜入诗的事物写得想落天外,生动有趣,如韩愈的《陆浑山火》、《苦寒》、《嘲鼾睡》等等,给人以极强烈的印象。孟郊亦早在建中元年所作的《往河阳宿峡陵寄李侍御》诗中即已表现出以丑怪求美的倾向,他的写景状物皆不以圆融为美,而颇见怪怪奇奇。但相对于韩愈的狠重怒张、神奇鬼怪、匪夷所思而言,孟郊的丑中求美更具枯好槁瘦劲、阴僻冷峭的特色,也更贴近日常生活。如《秋怀》之五:“病骨可剸物,酸呻亦成文。瘦攒如此枯,壮落随西曛”、之九:“冷露多瘁索,枯风晓吹嘘。秋深月清苦,虫老声粗疏”、之十三:“日中视餘疮,暗隙闻绳蝇。彼嗅一何酷,此味半点凝”、《吊卢殷》之九“久病床席尸,护丧童仆孱。故书穷鼠啮,狼藉一室间”《偷诗》“饿犬酢枯骨,自吃馋饥涎”、《戏赠无本》之一“瘦僧卧冰凌,嘲咏含金痍……有时踉跄行,人惊鹤阿师”、《京山行》“众虻聚病马,流血不得行”等等,日常生活中琐屑不雅的情事在他笔下得到较为广泛的关注,这自然与孟郊坚持以真生活真感受为诗,多抒其穷愁困苦有密切关系。恰恰是孟郊这种贴近日常生活的丑中求美的手法在宋人诗中得到更广泛的运用。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等人将这块唐人还未及充分开拓的领域大大扩展,尤以梅尧臣为突出。钱钟书曾指出:“他要矫正华而不实、大而无当的习气,就每每一本正经的用些笨重干燥不很像诗的词句来写琐碎丑恶不大入诗的事物。”(5)诸如破庙、丑妓、虱子、跳蚤,甚至乌鸦啄食厕中蛆等等,宋诗好为新奇,力避陈熟的风气恰恰在韩孟诗派的丑中求美中找到了一条可供发展的途径。

孟郊已如上述,对与之并称的贾岛,闻一多从另一新的角度给予评价。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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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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