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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云霞:论罗伯特·白英的闻一多书写

更新时间:2021-12-08 10:10:53
作者: 汪云霞  

   摘要:罗伯特·白英旅华期间与中国知识阶层,特别是西南联大师生交往密切。在白英的跨文化叙事中,闻一多是“伟大的学者”“最受欢迎的教授”“觉醒的中国”的探索者。白英通过一系列鲜活的历史场景与细节叙述,建构了具体而丰富的闻一多形象,并从他者视域出发来理解、反思和评估以闻一多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传承文化、教育民众和唤醒国民等方面的重要贡献与地位。在1940年代的战争背景中,白英与闻一多的交往搭建了一座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桥梁。它不仅显示了两个独特个体之间的情感相通和心灵契合,而且折射出东西方文化间的理解与对话。在闻一多其人其诗,乃至中国现代诗人诗作的海外传播过程中,白英的跨文化叙事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罗伯特·白英;闻一多;跨文化叙事;西南联大;中国知识分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罗伯特·白英跨文化叙事中的中国形象研究”(18BZW152)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11-0060-07

  

   罗伯特·白英(Robert Payne,1911-1983)于二战期间旅居中国多年,对革命战争语境下的中国社会有着深入的了解,与中国各阶层民众有着广泛的接触,与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西南联大师生有着密切的交往。在华期间及定居美国后,白英用英文编撰出版了大量中国题材的作品,包括日记、游记、回忆录、诗歌、小说、译介等,展示中国经验,传达中国声音①,被誉为“现代的马可波罗”②。在白英的中国叙事中,西南联大时期的知识分子形象尤为突出。他曾将战时中国比作艾略特笔下的“荒原”,而知识分子则是荒原上傲然绽放的“丁香花”③。在白英塑造的中国知识分子群像中,鲁迅之外④,闻一多形象最为具体而丰富。在1940年代出版的旅华日记《觉醒的中国》与《永恒的中国》,以及1970年代修订再版的《中国日记(1941—1946)》和反映二战经历的回忆录《目击者(1937—1946)》等作品中,白英记录了他与闻一多的交往经历,并对闻一多进行了诸多观察与评价。

  

   白英早年秉持非个人化和客观化写作原则,将日记与自我的关系比拟为“镜子”与“持镜的手”,希望自己“持镜的手”能够始终平稳,让“镜子”与“自我”保持着适度的距离,从而使作品客观呈现中国“变革时代的颜色”和不断“流动”“变化”的风景。但是,20多年后,白英重读旧作,意识到自己“太过于注重非个人化写作了”,“对那些最亲密的人,写得还是太少”,“当我写到诗人闻一多时,我总是尽力保持中间距离看待他,尽管我们亲如兄弟”。⑤ 或许是意识到这种刻意回避“最亲近的人”的写作方式难免有一定的缺憾,在《中国日记》和《目击者》等作品中,白英对他们的事迹进行了适当的增补和扩充。例如,有关闻一多的日记条目在《觉醒的中国》中有15处,《中国日记》则增至20多处,且在相同条目中还添加了对话、细节、环境描写等。虽然目前还难以判断,这些添加的材料是来自于白英1940年代的日记手稿本身,还是1970年代他凭借回忆进行的再创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白英的跨文化叙事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⑥ 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若干鲜活的历史场景与细节,充实和丰富了闻一多的传记形象⑦,而且推动了闻一多的海外传播,促进了东西方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交流对话。⑧

  

   一、“他的时代最伟大的学者”

  

   借用拿破仑的“睡狮”比喻,白英在《觉醒的中国》序言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睡梦中的狮子,一旦醒来,将震惊世界。”而中国的“觉醒”在于知识分子,在于联大教授和学生。因此联大“应该让世人知晓”,这是“闻一多的愿望”,也是其出版日记的初衷。白英将闻一多视为中国觉醒的象征,毫不掩饰他的欣赏与赞美:“本书内容不可避免地涉及他,我们对他充满巨大的爱。他一定程度上预感到自己会被杀害,然而,只要伟大祖国可以幸存,死亡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⑨

  

   白英称闻一多为“他的时代最伟大的学者”,这个充满强烈个人情感色彩的评价在《觉醒的中国》和《中国日记》中多次出现。当白英与闻一多参加联大教授会议时,他称闻一多是所有人中“最伟大的一位”⑩;闻一多生病时,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慌:“我知道没有任何人像他那样堪称中国文化的完美典范”,“我无法想象,当最好的学者在寒冷中凋零时,中国还值得我生活”{11};闻一多遇害后,他悲伤悼念:“他是我在中国遇见的最伟大的人”{12}、他的死是“中国最大的损失”{13}。据《中国日记》1947年8月1日记载,白英离开中国前,到南京参加冯玉祥的生日宴会。两人夜晚湖中泛舟,仰望星空,俯瞰莲花,谈论闻一多的死,冯玉祥感慨道:“纯净的天空和荷花,都是美好的物质性存在。而更美好的是伟大的学者,这个人已经被杀了。”{14} 在此,白英借冯氏之言,将闻一多与天空、湖水、荷花这些或博大或圣洁的意象联系在一起,由此凸显闻一多精神的超越性和死亡的悲怆性。

  

   1946年7月20日,即闻一多遇害后第五天,白英无比悲伤地写下了长篇日记。白英回顾了自己与闻一多交往的经历,评述了闻一多的人生和学术历程,包括他在美国学习绘画,出版诗集,担任大学教职,诠释古代经典,生病,靠刻章和在中学兼课艰难度日,深受学生爱戴,带领学生长途跋涉,等等。日记开篇说:“五天前,在昆明的街上,国民党军事集团使用冷酷的暴力,导致另一个学者的死亡,他是我的朋友。我不敢梦到他,如果我做梦,所有的梦将永远投射出他的影子。对于他的死我之前并未写点什么,因为我不能。他是我在中国遇见的最伟大的人,最谨慎细心的人,最以工作为乐的人,在联大所有教授中最受欢迎的人,一个有着最甜微笑和最成熟大脑的人。”{15} 日记还描绘了闻一多遇害的细节,指出他在开完会回家途中,被四个匪徒用美国左轮手枪射击,遭遇6颗子弹,倒在血泊中,几乎当场死亡。而儿子冲上去挡在父亲的身体上,匪徒又朝他开了4枪等。白英在沉痛悼念友人的同时,对国民党暗杀行径予以强烈抗议和谴责。在《目击者》中,白英同样描述了闻一多遇刺的悲惨场景。他指出,如果当局连闻一多都敢杀的话,那就没有人是安全的。白英以“死水”来象征当时的环境。他译介闻一多的《死水》,指出这是其著名的诗作之一,揭示了“封建中国”如同“一沟绝望的死水”,而現在,“这沟死水正在发酵和沸腾,没有人知道其中会出现什么怪物”{16}。

  

   白英认为,闻一多代表“最好的中国”。他曾在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和科罗拉多学院学习绘画,对西方文化和艺术有着广泛了解,同时,他“比我曾见到的任何其他人,更足以称得上是完美的中国人”。白英把闻一多与佛教徒联系起来,形容他具有“严峻、有力、温良”等特征,看上去像是敦煌莫高窟和大英博物馆画像上的佛教圣徒。“如果他穿上紫色袍子,必定像神父。然而,他穿着瘦瘦的蓝色布袍,常常破旧而有补丁。当中国人和整个中国陷入危难之中,他成为人们奔赴的方向。他们之所以杀害他,因为他越来越广为人知,因为所有的学生都将追随他。”{17} 白英还指出:“闻一多已经是个传奇,他还将成为更伟大的传奇。”尽管只有四十几岁,但在短暂的一生中,他却拥有如此众多的头衔——“艺术家、诗人、篆刻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家、批评家、古代经典诠释者、编辑、政治家、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他身上有团火,与他交流的人能感受到他特别的温暖,但与此同时,他看起来距离我们总有一点点距离,好像他命中注定是要被伟大事物拣选一样”。在闻一多被害前,白英甚至预言,战争结束之后,他应该会成为中国的领导者,议员、首相或外交大使,“这些都是梦想,但他的确是一个给我们梦想的人”{18}。

  

   论及闻一多的各种成就,白英尤为推崇他在古代经典批评方面的贡献。他说:“他将是最后一位对从远古中国流传下来的经典文献进行批判性阐释的人;他敬畏古代经典,他终其一生都在诠释经典;因为他看到了新生的中国,并充满了蓬勃的爱。当看到旧的消亡时,他并不懊悔。”{19} 白英认为,闻一多不仅能够用现代方法对古代经典进行批判性阐释,而且,他还传承和激活了中国古典文化和艺术的某些精神,这对于“新生的中国”尤为珍贵。从闻一多身上,白英感受到他同中国伟大诗人之间深厚的精神联系。

  

   白英与梁宗岱曾谈到“中国最伟大的四位诗人屈原、陶渊明、杜甫和李白”,“并计划把他们都翻译出来”。{20} 因屈原投汨罗而死的传说,白英称他为 “水之子”。 以“水”为中心,白英将屈原与西方伟大诗人作类比联想:雪莱自沉于海,济慈自撰墓志铭“名字写在水上的人”,水还是莎士比亚和荷尔德林最后作品中的重要意象。中西文化中的“水”都具有洁净、救赎的象征意味。在白英看来,作为现代学者的闻一多与“水之子”屈原的相通之处在于,二者都具有一种精神上的高蹈气质和受难品格。闻一多预感到自己的死,屈原主动赴死,正是这种直面死亡的悲怆性,成就了他们的伟大。而闻一多与陶渊明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彻底的觉醒者。“陶渊明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其伟大既因为他是诗歌写作的巨人,也因为他是觉醒的巨人”,他将这种“觉醒”表现得“十分彻底”,同时又尽量“使自己不引人注意”{21}。在白英眼中,陶渊明是古代隐士超然静默的觉醒,闻一多则是现代“黑屋子”呐喊式的觉醒。整部《觉醒的中国》中,闻一多被塑造为联大学生的引路人与精神导师,教授群体中的先觉者与先行者,他的思考、选择和行动,乃至坦然赴死,昭示了现代中国觉醒与复兴的希望。白英还看到了闻一多与杜甫共通的忧郁气质。他尊称杜甫为 “中国最伟大的诗人”{22},指出他的诗“长而精巧,精心构思的韵律衬托着忧郁和孤寂”{23}。白英发现,中华民族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忧郁,“随着战争的推进,到处都可以感受到这种情感”{24}。白英将闻一多的《心跳》与杜甫的诗相提并论,说他的写作中“有种庄重,有种对人类的深刻的持久的同情”{25},正是这一点显示了他在中国新诗坛的重要性,而其他新诗人无人能及。

  

   白英多次与闻一多等学者商谈翻译屈原、陶渊明、杜甫这些“伟大的中国诗人”。他说:“是时候去理解中国文化的巨大财富了,这些珍贵的财富对西方人而言还是陌生的。”{26} 二人合作翻译的《当代中国诗选》和《小白驹:从古至今中国诗选》,虽然当时就有人表示质疑{27},但毕竟是“中美学者第一次大合唱”{28},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让西方“理解中国文化”的愿望。另外,他还曾计划与闻一多共同翻译《庄子》。据1946年4月30日日记,在校园相遇的时候,闻一多告诉白英,加州大学邀请他夏天去美国讲学,这是一个“特别的诱惑”,但他拒绝了,因为他必须留下来,要尽自己一切努力避免国共发生内战。他握着白英的手说:“我们祈祷和平,必须要和平。其他的都无所谓。”白英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细节和感受:“我注视了他一会儿,他走到窄窄的小巷,长长的蓝色袍子在风中摇曳。我对他有比其他任何中国人更多的信心。这个平静的学者有无限的能力。想到我们将在北京一起翻译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顿感无比愉悦。”{29}

  

总之,白英以西方观察者眼光审视中国及中国知识分子,认为闻一多堪称“他的时代最伟大的学者”:“觉醒的中国”的探索者与引领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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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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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汉论坛 2021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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