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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文尖:上海/香港:女作家眼中的“双城记”

——从王安忆到张爱玲

更新时间:2015-11-06 10:22:25
作者: 倪文尖  

       一

   近年来,城市比较研究方兴未艾,像“北京/上海”,有轰动一时的畅销书《城市季风 》广为流传;“香港/上海”,有李欧梵“互为镜像”的“双城记”这样的收获①。在 那些城市比较研究里,有关文学的论述占了相当比重,而且确乎是形成、支撑论点的关 键部分。同样地,传统的作家比较研究也增添了新的路数,越来越看重空间性因素,最 典型的像所谓“张派传人”②,分居于香港、台北、上海等地,要有进一步深入的考量 ,不同城市所赋有的性格必然成为不可或缺的环节,而城市的历史变迁和文化定位自然 又是重中之重。这意味着,久盛不衰的“作家比较”自觉地置身于城市文化比较的视野 里,新兴的“城市比较”更好地利用文学性资源,以形成二者的良性互动,应该是一个 值得努力的方向。

   在“张派传人”的谱系里,王安忆是颇为特别的一位。王德威一方面认为她“也许尚 未参透张爱玲就是‘不要彻底’的名言”,一方面又肯定她“能突破限制,另谱张派新 腔”③。而以我所见,王安忆既是“张派传人”(如果算的话)中最愿谈论张爱玲(连带 的,还有苏青)者之一,同时,又是对张爱玲批评最多的一位。拿王安忆在2000年香港 “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为例,这篇题为《世俗的张爱玲》的最 新版本,其基本内涵是一以贯之的:世俗的张爱玲“对日常生活,并且是现时日常生活 的细节,怀着一股热切的喜好”,而这“爱好是出于对人生的恐惧,她对世界的看法是 虚无的”;张爱玲“只看着鼻于底下的一点享受,做人才有了信心”,同时,“她又不 自主地要在可触可摸的俗事中藏身,于是,她的眼界就只能这样的窄逼”。所以,“张 爱玲的人生观是走在了两个极端之上,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 奈何的虚无”。对此,王安忆大不以为然:“在此之间,其实还有着漫长的过程,就是 现实的理想与争取。而张爱玲就如那骑车在菜场脏地上的小孩,‘放松了扶手,摇摆着 ,轻倩地掠过’,这一‘掠过’,自然是轻松的了。当她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虚无,便回 缩到俗世之中,而终于放过了人生的更宽阔和深厚的蕴含。从俗世的细致描绘,直接跳 入一个苍茫的结论,到底是简单了。于是,很容易地,又回落到了低俗无聊之中”④。

   没有对张爱玲的潜心研读,不可能有这样别有洞天的透彻之论;另一方面,中了理论 的毒的人,还是很容易从中联想到布卢姆“影响的焦虑”⑤一说。记得王安忆的一位同 仁讲过一段话,大意是:都在说王安忆已经直逼张爱玲,这很让人想起上海某房产的广 告词,“直逼徐家汇”,其实,那房产离徐家汇,打车还要好多分钟呢!这固然风趣得 有刻薄之嫌,但还是不能不承认有真义存焉:一个时隔半个世纪的后来人,就是直逼了 当年二十出头的张爱玲,又有多大的意思呢。

   想必王安忆是很清楚这层意思的。不过,本文并不急于展开这个意思,也不急于就此 作出比较。毋宁说,我们之所以要拿张爱玲、王安忆来对举讨论,是因为我们关心的另 一组关键词“上海/香港”起了作用:张爱玲、王安忆都是上海人、上海作家,她们又 或多或少和香港有过关联,特别是,一个在20世纪40年代,一个在90年代,都曾用笔涉 猎香港;这样,应该有可能透过她们的想象,比较其中的异同,来考察上海、香港这两 座城市在五十年里的位移及其“镜像关系”。当然,有了“香港/上海”的背景语境, 也才可能比较好这二位作家。

   空间的位置注定了香港、上海“大器晚成”的宿命。之所以“晚”,是因为在以中原 为中心的中国版图上,二者都属于边缘。纵使江南成了鱼米之乡,多少年里,上海还是 人称“小苏州”;纵使岭南发展出了独特的区域文化,香港还基本上是块“化外之地” ,以至于“香港”一词的指涉范围,是指“香港岛”,还是岛上的一个具体地方,历史 学家迄今仍有分歧⑥。而之所以终于能“成”“大器”,则是因为时间长河上的那个“ 1840”,改变了固有的中心/边缘关系,对于不得不以西方为中心的新世界版图言,香 港的命运、地位开了头,上海也是。这个“头”对于中国来说,当然是“断头”般的万 劫不复,可对于香港与上海,倒很有些“祸兮,福之所倚”的意思。

   香港、上海所以有所谓“双城记”可做,照我的理解,这是前提性质的第一点,即, “香港/上海”能够成“双”,首先是因为它们同“一”,在同广大的中国内地的关系 上,香港、上海具有惊人的同一性:“被现代化”的“中国”建设“民族国家”的过程 ,也是香港“割让”成准殖民地、上海开埠有了“租界”的历史。这就是说,在相当长 的历史时间里,“香港+上海”,共同地与内地形成了“此消彼长”的关系。比如,太 平天国从广西起事,一路席卷长江以南大半个中国,这对于清朝中央政府来说,当然是 “大祸临头”;可对于上海,却带来了大量的资金和廉价劳动力,租界也被迫打破了“ 华洋分居”的格局,所有这些无疑成了上海日后进一步繁华的重要契机;而香港,人口 的第一次巨增,也发生在这一时期。事实上,香港人口的每一次大幅增长,都无一例外 地是在内地出了大事之后。

   在对“双城记”有了如此理解的“底子”(张爱玲的习惯用语)以后,我们还应该看到 :香港/上海所谓“双城”,与其说是一“双”(胞胎),不如说是一“对”(冤家),即 ,这两座互为“镜像”的城市,在过去,确乎经常地“此起彼伏”,并非“双进双出同 进退”,而是“你上我下分前后”。

   鸦片战争后,香港割让了,有研究表明,在很长的时间里,“大英帝国”对此“战果 ”并不心满意足,他们更加觊觎的,确乎还是上海⑦。与此相关,上海作为开埠通商的 “五口”之一,借助其紧邻中国最富庶区域、腹地广大等一系列机缘,能够迅速地脱颖 而出,形成了从器物到制度、从日常生活到精神价值一整套独立运转的“上海”,从18 43年开始的一个世纪时间里,其发展势头一直不弱于香港,准确而言,还有过之而无不 及。而香港,是到50年代以后,终于突现了“下山”猛虎的本色,依凭其独特的中介地 位和多元文化优势,厚积薄发,“显山露水”,成为亚洲一流、举世瞩目的世界大都会 ,这才使得当年的一个“蕞尔绝岛”成了今天意义上的“香港”,易言之,香港的“花 样年华”是在20世纪后半页,尤其是50至70年代。

       二

   张爱玲与香港的关系史是大家所熟知的。

   1939年,因为“欧战”爆发,她以伦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改到香港大学注册入学, 在港大的两年零三个月期间,“发奋用功了,连得两个奖学金,毕业之后还有希望被送 到英国去”⑧;未曾想,1941年12月8日“港战”又起,打翻了所有的计划和努力,张 爱玲不得不回上海,开始了她的“卖文”生涯。

   1952年7月,张爱玲第二次赴港,香港对她也不暇款待,重新报读港大竟然未果,以至 不欢而别,终于在1955年8月赴美,走上了她远离故土的“逃难”岁月;1961年11月张 爱玲再到香港,1962年3月又回美国。算起来,整个五六十年代,张爱玲前后居留在香 港有三年半时间⑨。

   不难发现,香港这座城市对于张爱玲来说,并不是一块生活的“福地”。但是,香港 对于作家张爱玲而言却至关重要,特别是那个两次战争夹缝中的“香港”,不仅仅提供 了她成为一个作家的机缘(或许还是被迫的),而且还形成了张爱玲稳定的世界观、文学 观的基础。

   张爱玲在港读书期间,二十来岁,正是求知欲最旺盛的年龄,以张爱玲自小养成的嗜 书习性,真不知该读了多少好书。虽然她本人对此鲜有记述,但一些蛛丝马迹仍然很给 人以想头。比如,《烬余录》里那个历史教授佛朗士,大约是张爱玲平生受其影响最深 、也最得张爱玲敬重的一位老师:“他研究历史很有独到的见地。官样文字被他耍着花 腔一念,便显得非常滑稽,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一点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可以 在他那里学到的还有很多很多,可是他死了——最无名目的死”。这是张爱玲笔下难得 的情感文字,这样有敬意地谈论一个人,在张爱玲也实属难得,——可作一比的是那个 激赏张爱玲的中学语文老师汪宏声,张爱玲便从来未赞一词。为什么?联系《烬余录》 开篇所写,“香港之战予我的印象几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 ,也没有资格评论史家应持何种态度,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点不相干的话。现实 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不妨 说,张爱玲很明白,从英国人佛朗士那里接受的那一套“不相干”论,以及讨厌所谓“ 清坚决绝的宇宙观”的经验主义、自由主义思考方式,应该是香港给她最多、她也最为 看重的东西。

   知识与思想之外,更要命的是,仿佛香港不把这一切灌输到底、张爱玲不把这一切贯 彻到底,就不肯罢休似的,“香港”还要在实际生活中,给张爱玲刻骨铭心的亲身体验 。“港战”的突如其来,的确是应验了“人生无常”的老话,当然更让张爱玲不相信“ 计划”式思维,“想做什么,立刻去做,都许来不及了。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还妄 谈什么未来?“战时香港的所见所闻,……对于我有切身的,剧烈的影响”,战争的十 八天里,目睹了“我们的自私与空虚”,让张爱玲认定“去掉了一切浮文,剩下的仿佛 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而“生在现在,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就像‘ 双手劈开生死路’那样的艰难巨大的事,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 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也是应当的”⑩。

   所以,战争所“照亮”的那个张爱玲的“香港”,给了她写作的诸多题材及灵感,很 快地,张爱玲就对香港有所回馈,“写了一本香港传奇”。正像已经有人注意到的,非 常有意思,张爱玲在创作中近乎自觉地涉及到了香港/上海“双城”问题:“写它的时 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11)。不过 我以为,对此不能高估,因为《到底是上海人》的广告色彩颇为明显,有讨好读者(自 然主要是上海人)之嫌,其中的话并不可全信,比如她所列的七篇小说,就不是全部发 生在香港的;当然也不可不信,因为当中确有香港/上海“参差的对照”的诸篇。倘使 细心地读起来,着实是颇有兴味。如有研究者通过《沉香屑——第一炉香》的分析,指 出张爱玲的“上海人观点”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道德口味,异国情调,都市意象(12), 就很有启发性,让人禁不住有接着往下说的念头。

   不过在这之前,我们还是应该看看设定好了的参照系:王安忆及其同香港的关系。

   王安忆的文学写作是从“雯雯系列”的“自我言说”起步的,这自与张爱玲大不同。1 983年,王安忆赴美后转道香港回国,“知道了世界的面积与各民族的危难,初步为自 己的生存与认识建设了一个国际背景。回国之后,经历了一个苦闷的停笔时期”(13), 而结果人所共知,王安忆终于拿出了“二庄”、“三恋”等自我更新的著名作品。可以 肯定,此行对王安忆意义重大,称之为个人写作史上的界石都不为过。但很显然,这第 一次的香港见闻,在王安忆的感触里,是被更为阔大的东西包容掉了的,或许,在那时 的王安忆眼里,香港只是一个和美国可以等量齐观的异域和“他者”。“香港”,作为

  

   一个中国人的城市,她特别的风情与文化等独有的启示性,还引而未发,香港和上海的 关系之类问题,就更不可能进入王安忆的视野了。

甚至很大程度上,对于王安忆这一代作家来说,“都市感”的获得、“城市意识”的 确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986年,王安忆写有《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文 字与思路里似乎很有些苗头了,可到了1990年的《城市无故事》一文,那一番“城市无 故事,……我们再没有一桩完整的事情可供饶舌讲述,我们看不到完整的故事在我们平 淡的时候中戏剧性演出”(14),(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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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京)2002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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