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刘复生:1960年代是如何走向1980年代的?

——由王安忆《启蒙时代》谈起

更新时间:2018-04-15 13:21:59
作者: 刘复生  

   这不是一篇文学评论,如果读者希望看到我关于文本的分析,他的预期可能要落空了。我关心的是历史,《启蒙时代》只是我进入话题的一个合适的由头。但是,我又执拗地认为,这是一篇文学评论,它将以迂回的方式直抵《启蒙时代》的核心。

   中国文学应该如何处理六、七十年代的历史经验?又该如何理解它和八十年代及此后的历史的关系?迄今为止,还没有产生和这段历史的深刻性和复杂性相称的作品。究其原因,除了隐约存在的政治禁忌和内心踌蹰,大概主要原因还是八十年代以来“时代共识”的内在制约,它们已经清晰明确地给出了关于这个时代的结论和阐释模式,它留给文学写作的似乎只有沿着这一结论的充实与丰富。它当然也鼓励作家们充分发挥无尽的想象力,但仅限于在既定的意识形态前提下,去填充人物命运的悲剧情节和荒诞场景。于是,关于这一时代的文学书写从“伤痕”“反思”“改革”思潮一直延续下来,变奏虽花样百出,主调却少有变化。

   在这个意义上,王安忆格外值得我们重视。作为五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她的个人生命史和六、七时代的历史以及它在八十年代的延续紧紧地镶嵌在一起。这当然不是最重要的,生命经验既可能是财富,也可能成为债务,甚至枷锁。真正重要的在于,王安忆一直在执拗地坚持一种精神自叙传式的写作——这至少构成了她写作的一个重要面相。个人成长的历史性一直是她写作的潜在源泉和动力。她一直是把自己深深地楔入写作实践之中,于是把人物命运写成了历史的经验结构,同时把历史写成了个人的精神现象学。这或许和她敏感而内向的天性有关,对漫长的青春期的固着体验,使她的写作纠缠于个人内心世界的幽微与曲折,所以难怪她的小说总是不时奔涌出一种精神分析式的理性辨析语调。她小说中的人物总是对外部世界保持着敏感的紧张姿态,她的小说总是热衷于日常生活潜流下的内心戏剧,尤其是青少年们外表波澜不惊,内心浪潮翻涌的艰难成长历程。王安忆时时刻刻盯着的是社会场景所规定的人物关系与性格动力学,这使她保持了经典现实主义作家的严谨作风,甚至优秀的好莱坞剧作家的技术洁癖。在我看来,正是这样的写作风格使她在很大程度上豁免于主流观念的宰制,或者说,和通行的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了必要的张力。由此,她才得以通达了个人经验背后的历史秘密。

   于是,才有了《启蒙时代》,它打开了我们重新理解六十年代的新的可能性。

   《启蒙时代》要放在六十年代青年运动的大背景中才能理解。

   六、七十年代是真正的转折的年代,八十年代只是这种转折的呈现与展开,而九十年代则是八十年代启蒙主义辩证法的反面。如果我们用古典主义戏剧的法则来描述这个历史逻辑的三段论,那么可以说,“文革”退潮(1968年以后)至七十年代是新的启蒙主义的序曲,八十年代是启蒙主义的神话时期或神学阶段,九十年代则是这一神话的世俗尾声及精神反转。

   五十年代以后,伴随着革命的体制化和秩序化,战时的军民关系转化为现代治理关系,出现官僚主义和所谓“新阶级”问题,六十年代的“革命”正是起源于新秩序的内在矛盾,社会主义理想与现代危机之间的持续张力。“文革”的结果是灾难性的,由此造成了重大的社会混乱和剧烈的社会冲突。在“革命”失败后的废墟上建立起了更加专断和压抑性的体制,它不单是原有体制的复归,更意味着旧有危机的变本加厉,同时伴随着对其反对力量、批判力量的报复与压制。于是,“继续革命”的失败导致的是对“革命”本身的怀疑,并由此带来了六十年代反体制革命精神的转向,被“革命”所抛弃和背叛的年轻一代开始把目光转向近代以来西方的思想资源,尝试向体制化的社会主义文化之外寻找灵感。在理性的层面上,他们或许是要告别革命,但支持他们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激情却正是来源于反抗体制压制、追求平等自由的革命精神——他们是革命的离家出走的游子与弃儿。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他们所钟情的思想启蒙读物“灰皮书”,真正核心的文本其实并非批判“封建”的十八世纪经典,而是具有浓重现代主义气息甚至带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反抗资产阶级现代性的著作和作品。尤其是那些来自东欧和苏联的异端作品,所批判的对象正是异化了的社会主义体制,这恰好对应了“红卫兵”或“知青”的情结。这样的阅读热或许隐约暗示了这场地下启蒙运动的反现代的性质,它打开了通往八十年代的伊甸园之门,成为跨越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的引桥。如果我们不是迷惑于他们所借助的西方现代的话语形式,而是关心这些启蒙呼喊的深层政治诉求,我们不难发现,那些六十年代延续下来的革命议题,其实才是这场启蒙运动的真实历史内容,它也构成了八十年代思想运动的反抗性色彩和解放性意义。彼时知识分子视野中的西方,并非实体意义上的西方世界,而是共产主义理想失落之后的转化形式,一个新的无以命名的天际线,一处朦胧的政治理想的彼岸和社会乌托邦。它象征了被体制化的革命所辜负的隐痛,承载着未被兑现的承诺。无产阶级革命,从最初的意义上,与自由民主的现代性理想在形式上并无矛盾,毋宁说,它只是要恢复被资本主义现代性所扭曲的自由民主的本义。八十年代,是一个以资产阶级语言重申的革命回响,这种回退,因为对此前激进的革命的纠正,自有其伟大的解放性和深刻的历史意义,但它毕竟标志着一种巨大的转向,于是,经过一个短暂时期的活力非凡的精神高蹈,它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庸俗化。某种意义上,这正是六十年代心火的渐渐熄灭的过程,八十年代末是它的回光返照式最后闪光。在革命火焰熄灭的灰烬之下,新的种子渐渐破土而出,那正是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的故事。

   立足于八十年代的历史逻辑已充分展开的当下,回望烟霭重重的六十年代,或许我们才能蓦然发现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历史面相。

   在某些人看来,《启蒙时代》是个相当大胆而有悖“常识”的命名。按一般的说法,“启蒙”是结束“文革”后八十年代才开始的。那么,王安忆将“文革”时期(小说中主要是1968、69年)指认为启蒙时代,包含着怎样的历史判断?众所周知,在原初的意义上,十八世纪的启蒙代表着现代理性和世俗欲望对神权统治和封建秩序的反叛,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八十年代以来的“新启蒙主义”运动才把“文革”指认为黑暗的中世纪和“封建”回潮,从而把“文革”甚至革命历史确立为自然人性的反面。王安忆显然不是这样来理解启蒙,她在一种更为辩证的关系中来把握二者的关系。在王安忆的视野中,“文革”时代的启蒙并不简单地是对革命的否定,而是对激进革命和世俗理性二者在更高的层面上的综合,意味着双重的批判和超越,它既是对激进革命理念化状态的扬弃,又是对一味往低走的市民生活和人性欲望的拉升,启蒙意味着革命最初承诺的理想在市民生活领域内的感性显现。看不到王安忆的这种历史辩证法,就只能执其一端,而最可能的误解,则是把她所说的启蒙仅仅理解为市民生活对革命理念的胜利与凯旋(当然王安忆此前的众多小说似乎支持了这样一种理解,包括写“文革”时期市民生活的小说,如《文革佚事》《妹头》和《长恨歌》等)。在我看来,正是在《启蒙时代》中,王安忆实现了自己创作上的某种突破,很大程度上跳出了八十年代以来主流观念的陷阱,重新打开了个人经验通向历史的秘道,或者说,重新打捞或拯救了逐渐走向封闭的个人经验。在这个意义上,我把《启蒙时代》看作王安忆迄今为止最具历史深度的一次写作,也是真正对个人生活经验进行了升华的写作。

   《启蒙时代》让我们重新理解革命与自然人性或欲望的关系。其实,在革命的起源上,二者并无矛盾,革命的目的正是为了生活,甚至欲望的解放与自由(当然包括对人性和欲望结构的改造),无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构想,还是早期的具体革命实践,无不如此。革命所要反抗的现实不平等正是物质性的社会分配上的不平等,包括欲望权利的不平等,正是这个前提成为革命的现实基础和强大社会动员力量的来源。简而言之,革命是为了让人活且活得更好。但为了这个目标和社会理想,在严苛的历史情境和具体条件下,革命却经常伴随着革命者强大的纪律约束和欲望舍弃,利他和奉献精神成为识别革命者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标识,于是,舍弃私人欲望的内在人格境界,在特定的年代,逐渐上升为对社会共同体的普遍化的道德要求。“十七年”时期,一方面以“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式的物质丰裕的前景来鼓舞人民,人民公社大食堂成为对共产主义生活的预演;另一方面,又强调艰苦奋斗的作风。勤俭朴素的作风被神圣化。这构成了社会主义叙事的内在矛盾。

   革命的激进性表现在,将不得已的禁欲化的阶段固定化、理念化和神圣化,以至最后完全抽空了肉身。当这样的激进革命走到顶点,也就难以为继。为了掩饰这种困窘,同时为了维护后革命时代逐渐失去理想性的权力秩序和新的利益格局,体制愈发变本加厉地热衷于空洞的道德仪式,这就走向了西方中世纪末期式的虚伪。齐泽克关于苏联意识形态的说法描述的正是这种犬儒主义状况。它也是老子所谓“失义而后礼”的时期,或者说孔子所谓“文胜质”的阶段。文质相复,这时需要的是来自感性的市俗生活的重新冲击,那将是一场新的革命和向下的启蒙。革命要从世俗生活和本能欲望中重新汲取能量,再次找到自身的真实性底座。这正是六十年代末率先在青年地下文化中兴起的启蒙运动的真正原因和真正目标。在这一意义上,我并不把这场1960年代末“文革”退潮后的启蒙运动看成是对革命的否定——虽然在形式上它表现出对革命的质疑与厌弃。实质上,它所批判的真正对象是以革命之名复归并强化的压抑机制。在一种创伤情绪中的,恨屋及乌,逐渐过渡到对革命本身及其历史的报负性的否定——它的逻辑延伸就是八十年代的告别革命。六十年代末开始的青年运动仍然延续了它最初试图禀持的理想,至少一开始是如此,它既是对“文革”失败的反思与批判,也是在遭受挫折后的转向和夺路突围,它保留了质疑现实的激情,却以逆反的方式抛弃了“文化革命”的追求,于是,它又从虚幻的理念高空跌落,再度回到革命的原点,回到感性的生存现实。

   一个事实或许应该承认,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活力正是来自某些平等、自由和公正的社会主义原则的兑现,对各种政治身份歧视和社会区隔的消除,这表现为联产承包制所体现的公平原则,按劳分配的激励机制,以及普遍的社会自由空气所表现出的政治参与热情和文化公共性。尽管这些还很不够,而且在“短八十年代”(大概指1979到1986年左右)结束后又很快走向了市场社会的新体制,但是,革命理念和原则的有限度呈现,已足以使八十年代前中期成为一个让人怀念的生机勃勃的时代。或许,这正是革命的黑格尔式的辩证法,革命理想起源于世俗欲望,最终目标是在保留其合法性的基础上扬弃它,并达到人的真正解放,人性的潜在丰富性和可能性的充分实现,以及新人性的创造,不要忘了,共产主义的标志是物质的充裕,属人的欲望的实现和普遍的精神自由。

   在禁欲式的激进革命从理念世界坠落后,自然就走向了另一种启蒙,由本能领域和世俗欲望领域突围。这是必要的后辙,冒进冲锋之后的放弃与退守,具有历史的合理性,是漫长革命的经常性的顿挫。共产主义革命当然包含对物质及欲望的真正克服,而克服的前提恰恰是它的充分实现,然后才有扬弃。显然,五十至六十年代的现实条件远没有达到这样的层面,它的激进只能是虚妄的。继之而起的新的启蒙在形式上是从革命退回到了资产阶级的现代性,其实更准确地说,它是借用资产阶级现代思想的外衣上演了革命的戏剧。只有在这种历史关系中我们才能理解李泽厚重新回到康德的意义,他试图把康德和马克思相综合,准确地呈现了启蒙历史的哲学内涵和思想性质。革命的理想性内容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感性的显现,李泽厚深刻了把握了历史的矛盾,于是“主体性”哲学成为启蒙时代的完美抽象。

八十年代的新启蒙知识分子,其中的重要力量,就是后来成长起来的南昌和李卓然们,他们在理性上或许不乏质疑或否定革命的倾向,但他们意识到的社会内容和他们扮演的真实历史角色之间是有距离的,甚至是悖离的。那个时期的青年们,尤其是“老红卫兵”们表现出来的普遍的颓废情绪,虽然愤激偏执,却具有积极的历史内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9463.html
文章来源:《小说评论》2018年1期“刘复生专栏:历史与形式”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