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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本 董进宇 郑成良:从身份到契约

更新时间:2015-10-15 16:53:24
作者: 邱本   董进宇   郑成良  

   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思想长河中,有一些堪称“一言而为天下法”的不朽名言,它们宛如这条长河中的璀灿明珠,长久地闪烁着思想的光芒,启迪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思考。它们不仅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跨世纪的现实意义,它们是思想的精华,认识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说是认识了整个人类思想。

   其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论述过〔1〕,后来英国著名法学家亨利。梅因在其名著《古代法》中所明确提出的“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分到契约’的运动。”〔2〕。

   一、“身分社会”与“契约社会”的比较意义

   梅因所指出的“从身分到契约”,准确地抓住了最能概括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根本特征的两个东西-“身分”与“契约”,并把它们作为区别不同社会的一个根本标准,即据此把社会区分为“身分社会”与“契约社会”。于此我们可以洞悉“身分社会”与“契约社会”的比较意义。

   第一,在“身分社会”,身分(出身)是人们获取特权的主要途径。“人的肉体能使人成为某种特定社会职能的承担者。他的肉体成了他的社会权利。”〔3〕在“身分社会”,身分成为确定人们地位高低、权利大小、义务多少的根本标准。身分的本质就是讲究差别、亲疏、尊卑、贵贱,因而身分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分水岭,人与人之间一切差别的总根源。在“身分社会”,身分也是配置权力的根本标准,权力来自身分,权力因身分不同而有别,身分越高,权力越大,没有身分,就没有权力。身分不同从而使权力更加不平等化、更加特权化,在一个“身分社会”,身分与权力、权威等同,促使人们崇拜权力、崇拜偶象、崇拜身分,唯上是尊、唯命是从,因此“身分社会”是一个人治社会。

   而在“契约社会”,契约是设定人们权利义务的常规手段,契约的本质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因此用契约作为设定人们权利义务的手段,其实是当事人自己为自己设定权利义务,它不象“身分社会”那样依靠出身继承而不作任何努力却获得种种特权,它主要依靠的是每个当事人自身的努力,通过自由竞争,自己设定权利、自行履行义务、自己承担责任,契约因而成为创设人们权利义务的种种手段中最合理的手段,它能激发和维持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契约的基础是主体平等、权义对等、等价有偿,契约就是法律赋予人们的争取实现权利义务平等的最主要的手段。为了争取、实现权利义务平等,当事人可以在契约中讨价还价、斤斤计较、力求衡平。契约社会是一个平等社会,它反对特权,反对专制。契约的根本内容是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在契约中,每个人都可以依法自由主张自己的意志、捍卫自己的自由意志,言论的份量不是由发言人的身分来衡量而是由言论本身的内容来决定,契约面前人人平等当然包括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只有有了言论自由才能有契约自由,因为“契约是指双方思想的会晤”,“双方思想没有见面,也就没有契约。”〔4〕凡是只有单方意志颐指气使的地方就不会有契约。

   第二,在“身分社会”,讲究身分,人分三六九等,这其实就是在人与人之间自设樊篱,使社会分崩离析。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封建制度就其最广的意义来说,是精神的动物世界,是被分裂的人类世界”〔5〕,在封建社会这种“身分社会”里,人象动物一样也按纲、目、科、属、种来分类,等级森严。这种社会不利于人们互相交往,不同身分的人与不同身分的人各自划地为牢、以邻为壑。人们讲究门当户对、互不交通、没有平等交流可言,有身分的人与无身分的人打交道觉得有失身分,无身分的人与有身分的人来往觉得高攀别人,这样,人们都成为了“套中人”。在这种社会里,所有的人都按照出身、财产和职业分属不同等级,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观点、感情、权利、习惯和生活方式,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的思想和感情,以致于很难相信他们是属于同一国家的人〔6〕。“身分社会”是一个分裂的社会,这种社会其实是一盘散沙,但表面上又用强制性纽带把不同身分的人凑合在一起。这犹如托克威尔所指出的,以家庭出身来划分等级的时候,人人总是要首先判明他们所遇到的人是属于哪个社会阶层的,但由于不能一下子判明,因而总是谨慎小心,不能随意交谈,时时提防别人,甚至避免同别人接触〔7〕。讲究身分,无中生有了很多繁文缛节,身分是阻碍人们相互交往的樊篱。讲究身分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少数享有身分人的特权,身分是特权的渊源、身分是特权的实质根据,要维护特权不能没有身分。“怪不得贵族要这样夸耀自己的血统自己的家世,一句话,夸耀自己肉体的来源。这当然是纹章学所研究的动物的世界观。贵族的秘密就是动物学。”〔8〕没有什么东西比身分更容易获得更容易维护特权了。

   而“契约社会”,是一个平等社会,正是因为是一个平等社会,因而又是一个交往的社会,“契约社会”作为一个平等交往的社会具有比封闭的“身分社会”无比的优越性:在“身分社会”中,名分已定,恒常不变,这种社会阻塞了人们自动升降的社会变迁机制,人们要改变不合理的身分地位,没有正常的社会变迁机制,只能通过最极端的解决办法-战争,中国历史上每次农民起义为什么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均贫富、等贵贱”,根本原因之一就在这里。“契约社会”为社会提供理顺了社会交往、变迁机制,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取代了论资排辈、先天注定,在“身分社会”,定名分,守本分,结果没有职业自由、没有迁徙自由。在“契约社会”,要求实现和保障职业自由、迁徙自由,职业自由和迁徙自由实质上就是允许、鼓励和保护每一个人为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而去寻找最适合的工作岗位和工作地点。在“契约社会”,人们地位平等,人们在平等地位的基础上往往有大致一样的思想、感情和认识,契约是人们心灵的通约、契约是社会联结的纽带。契约具有社会亲和力,因而“契约社会”是一个有机团结的社会;契约是人们在分工基础上基本的交往方式,因而“契约社会”又是一个互相协作的社会;契约是社会关系的“和谐剂”,因而“契约社会”还是一个利益协调的社会。

   第三,“身分社会”是一个人治社会。“身分社会”处处讲究身分,其目的是拔高少数有身分的人,而贬低绝大多数无身分的人,身分就是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表现,也是维护人与人之间不平等最有力的工具。讲究身分,就是要求人们社会地位不平等,没有普遍的主体社会地位的平等,就没有建立法治的社会基础。讲究身分,人分三六九等,因人立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法,不同的人适用不同的法,如所谓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根本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法治的基本精神。讲究身分,身分成为设立人们权利(力)义务的主要标准。身分就是特权的来源和标志,身分的有无就是权利(力)的有无,有身分的人享有特权,无身分的人无权,权利义务在有身分的人与无身分的人之间两极分化,没有权利义务的平等,而没有权利义务的平等也就没有法治。讲究身分,把身分作为设立个人权利义务的主要根据,而身分是先天注定的,个人根本无法选择,丝毫不能体现个人的自由意志,也不能对个人的后天努力作出客观的评价,因此用身分这样一个个人无法选择、无法改变的东西来作为分配个人权利义务、决定个人终生命运的标准,是最不合理的。这正如马克思所嘲讽的:“个人的出生和作为特定的社会地位、特定的社会职能等等的个体化的个人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同一,直接的吻合,就是一件怪事,一个奇迹。”〔9〕真正的法治从最终极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个人自治,即自己主宰自己、自己为自己“立法”、自己为自己“执法”。

   “契约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社会关系契约化是步入法治社会的必由之路,这是因为:(1)契约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一种合理关系,主体社会地位的平等、权利义务的对等是契约存在的必要的社会基础,反过来契约化其实也就是人的社会地位的平等化,人的身分色彩的消失,契约化就是人人平等化,只有在契约面前人人平等才有可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契约是对身分的根本否定,国家不是根据人的身分而是根据人的行为统一立法、严格执法、法不阿贵、“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契约突出了并且实现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法治的精义。(2)契约是主体的意思自治,权利自己争取、义务自己履行、责任自己承担,契约弘扬着人的主体品格、权利意识、自治精神,它们的弘扬要求政府有限,第一个契约就是政府与个人之间关于权利(力)义务的契约,划定公权力与私权利各自的适当范围,划分公法私法的不同法域,契约化就是政府法治化,契约化为实现政府守法这一法治的核心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3)契约是平等的、自由的、自治的、权利本位的,契约内涵着法治的基本内容和根本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契约与法治是一致的,没有契约就没有法治,不存在没有契约的法治。

   第四,在“身分社会”,人们奉行的是一种宿命论哲学。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后天的努力无以改变。在一切的一切中,至关重要的是出身问题以及由此而来的身分问题。社会处处重身分、讲差别、论资排辈、上下各异、循规蹈矩,一种身分的人,世代如此,不能逾越到别种身分里去。官恒为官,民恒为民。身分恒常不变,其结果就是身分高贵者养尊处优,骄奢淫佚,无需努力却万事俱备,它会使人们躺在祖宗的荣誉下断送自己的未来;而身份低贱者绝大多数人先天注定做牛做马,永不翻身,个人后天努力往往弥补不了因身份低贱而造成的先天不足,因此,使出身卑微的人往往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乃至产生一种绝望失落情绪。这两种情况,一个是无需进取,一个是进取亦是枉然,最后都在腐蚀、消除社会发展的动力。因此,“身分社会”是一个人人死气沉沉、萎靡不振、没有进取精神的社会。

   在“契约社会”,人们推崇的是一种竞争论哲学。不讲身分,人人平等,人人自由发展,人人通过自由订约去设定自己的权利义务,去谋求自己的发展,去主宰自己的命运和前途。人人自由竞争,身分变动不居,“王侯将相无种”、甚至“皇帝轮流做”,个人身分不是先天命中注定的而是完全由个人后天的能力和努力决定的,一个人的身分如何是由个人能力高低、努力程度、环境机遇等众多未知的因素决定的,充满了不确定性、或然性,它不是由任何人任何机关指定和分配的。因此,在“契约社会”,身分是在一种复杂的竞争环境中偶然造成的,此时身分高贵者不能确保彼时亦高贵,此时身分低贱者并不意味着彼时亦低贱,“人生贵贱无始终”、“老子英雄儿笨蛋”、“丑小鸭也会变成金凤凰”,甚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所有的身分(职位)都是变动的,都是向所有人开放的,不能为少数人所独占。这种变动不居升降不定的社会身分给所有人以压力和动力,身分高的生怕已占有的身分的丧失而不得不加倍努力,身分低的为了改变自身不满意的身分而奋发努力向上,社会赋予他们改变身分的机会和希望,因而他们有上进的动力。在“契约社会”,较优越的社会地位总是表明着占有这种地位的人对社会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从而社会也反过来对他给予较多的回报,而不是由人的出身高低来决定的。在一个“契约社会”,社会关系不断变革,一切固定的身分、一切固定的关系、一切古老的观念都不复存在,因此,“契约社会”是一个人人具有生机活力、人人奋发进取的社会。

   上述“身分社会”与“契约社会”的比较意义表明,从社会发展进步的角度看,“身分社会”是一个落后的社会,“契约社会”是一个进步的社会,因此,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向前发展,在各种因素的促动下,从“身分社会”进化到“契约社会”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从身分到契约”的历史意义

   梅因所指出的“从身分到契约”不仅指出了“身分社会”与“契约社会”的划分标准和比较意义,而且表明了从“身分社会”到“契约社会”是一场伟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这种社会变革的历史意义主要表现在:

   (一)“从身分到契约”-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

“身分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然经济,“身分社会”也只能以自然经济为依归,自然经济本质上就是一种“身分经济”。这是因为:(1)自然经济以家庭为主要生产生活单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wenhongc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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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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