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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书摘)

——林彪急于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

更新时间:2015-09-02 23:18:13
作者: 汪东兴  

   【编者按】本文摘录自《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具体参见本书。此书记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期,发生的令世人震惊的重大历史事件,这就是毛泽东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汪东兴同志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形成、发展和覆灭,有全面深入的了解,这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

  

   毛主席说过:“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历史伟人,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

   他最伟大的功绩,是成功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总结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中,总结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验和理论,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点的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主席以他无与伦比的革命胆略,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和不同历史时期的转折关头,同形形色色的错误倾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和智慧,都贡献给了中国革命。

   1965年8月5日,毛泽东主席在与某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中说:“《新民主主义论》是一九四〇年写的。我参加共产党,打了十三年仗,在这十三年之前还有六年,一共十九年的时间,才认识到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要采取什么政治纲领、文化纲领。花了十九年的时间,你看,多困难!认识客观事物是多么困难。”

   毛泽东主席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指明中国武装夺取政权,只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胜利的道路。

   在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以他的远见卓识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成功地完成了我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确立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使我国的经济文化取得了巨大发展。

   1966年3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接见某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中说:

   我这个人哪!是开除过党籍的①。当了民主人士。没办法,他们就叫我当师长。井冈山时期,支部会也不能参加,我是前敌委员会的政治委员,都被辞掉了。可谓孤立了吧!十年内战中间,三次赶出红军,有十几次我的意见不能通过,只剩下我一家。我是政治局委员,他们送我的绰号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在世界观上,说是“狭隘的经验主义者”。

   在我们党内,长期整我。陈独秀整我,瞿秋白整我,李立三整我,王明整我最惨。陈独秀整我“左”,十年内战又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丝毫马克思主义都没有。

   正如毛主席所说,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都是有一个过程的。对林彪反党集团的形成、发展,以及他们所进行的反党阴谋活动,毛泽东主席也是有这样一个认识过程的。有时,他为了不伤害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也做过一些违心的事。

   1956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林彪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林彪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利用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无与伦比的历史功绩,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的崇高威望,极力推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随着林彪地位的上升,他的野心也急剧膨胀起来。凡是在他看来反对他的人,妨碍他夺取最高权力的人,他和他的同伙采取诬陷、迫害的手法想方设法除掉。

   林彪为了夺权,组织人为他搜集了古今中外大量政变资料,进行潜心研究。

   他从中得出一个结论:“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反革命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夺权问题讲了这样一段话: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取政权来改变,靠夺取政权来巩固,靠夺取政权来发展。

   无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不要忘记方向,失掉中心,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1967年1月,林彪这样说夺权:“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有的早夺,有的迟夺”,“或者上面夺,或者下面夺,或者上下结合夺。”

   林彪认为军权是权中最重要的权,他在军中各军兵种安插同党,培植亲信。他说:“要学习蒋介石,蒋介石把一国的军权抓住了,他就是把一个国家抓住了,这一点是值得学习的。”

   毛主席对林彪的举动很是反感。

   1966年7月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毛主席这样写道:

   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

   1969年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从这次会议选出的党的中央领导班子组成不难看出:各种政治力量都在利用这次会议达到自己的目的。

   毛泽东主席坚持要党的领导班子老中青三结合,其中要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代表参加。

   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环境,这次大会确定林彪为“接班人”,写进了“九大”的党章。

   1969年10月17日,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由,擅自发布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黄永胜等人于18日将此令迅速下达全军,使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10月19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主席。

   他们先送交周恩来总理阅。周总理阅后批示:请主席阅。

   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又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

   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

   我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

   周总理惊诧地说:“烧了?”

   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

   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

   林彪和黄永胜等人知道了此事,慌了手脚,下令撤销了这个命令。

   “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的内容有这样几点:一是抓紧反坦克武器的生产;二是组织战时指挥部,进入临战状态;三是各级领导加强战备值班;四是严密注视中苏边境的形势及时掌握情况,随时报告。

   他想试探一下凌驾于毛主席之上下命令,看毛主席的反应。

   看得出来,毛主席对林彪的这个号令很反感,但当时不便说什么,特别是当着我的面不好讲林彪的不是。

   1969年初,为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林彪一伙和江青一伙之间的矛盾逐渐表面化。开始,经毛主席同意,“九大”政治报告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起草。

   1969年2月下旬,林彪召集他们三人商量起草报告的事,决定由陈伯达先动笔起草。陈伯达不愿意同张春桥、姚文元合作。

但他自己又迟迟拿不出政治报告的全稿,拿出来讨论的几部分,张春桥、姚文元看后批评说:陈伯达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毛主席对陈伯达起草的初稿有过批示,陈伯达没有告诉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江青便以“封锁毛主席的声音”为理由,同陈伯达大闹了一场。眼看“九大”开会的日期快到了,毛主席就叫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另外起草政治报告。毛主席把他们几个都找来,讲了有关政治报告的基本思想和框架。还大致地讲了讲每段要写些什么。根据毛主席讲的这些,张春桥、姚文元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很快便拿出了初稿。康生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初稿的过程中,借口生病,不参加讨论,当张春桥和姚文元把初稿拿出来后,他给林彪打电话说:“我最近生了病,没有直接参加政治报告的起草。春桥、文元写的稿子,我看了一遍。我觉得,作为接班人向‘九大’作的政治报告,这个稿子的分量是不够的。但是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他们就能拿出有一定水平的初稿来,还是不易的。我看它可以作为进一步讨论修改的基础,因为它的基本思路是能站住脚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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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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