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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达:美国校园如何禁止仇恨言论

更新时间:2015-08-04 15:12:29
作者: 林达  

  

   最近,英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蒂莫西?亨特爵士,因为开了个玩笑被迫辞职。这让我想起今年年初,在有关《查理周刊》的讨论中,《纽约时报》刊登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在《我不是查理》一文中提到:“那些《查理周报》的记者们现在正理所当然地被当作代表着言论自由的烈士颂扬,但让我们面对现实吧:如果他们曾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试图在任何一个美国校园里发行他们的讽刺报纸,它连30秒都撑不到。学生和教职工组织会指责他们散布仇恨言论。政府会切断资金来源,让他们关门。”这段话被广为引用,加上作者的文章标题,此文被认为是作者对“我是查理”表态的“反面声音”。

   我曾在《我是查理,我也是我自己》(首发凤凰评论)的文章中提到,这个说法不算全面,我提到美国对这类问题有谨慎地进一步思考的一面。例如:联合国有几个国际条约和公约,号召各国不仅禁止宗族歧视和其他各类歧视,也号召禁止宣传此类歧视的言论。美国依据自己的言论自由传统,对此持相对谨慎的态度。例如在1978年,卡特总统代表美国按时签署了《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但是同时签署了一条有法律约束力的保留:“公约中的任何规定不得视为要求或者授权美国立法或者建立其它程序,限制其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权利。”也就是说,美国赞同公约的原则,但是,涉及具体案例,它只能按照这个国家对言论自由的立法逻辑来处理。它还是需要循它原来的不间断的、小心翼翼的思路继续衡量和判断。

   戴维?布鲁克斯写的只是个短评,他假设的读者,都是熟知美国校园有关“言论守则”状况的人。所以他并不打算仔细介绍和展开。我曾简单提到了美国“禁止仇恨言论”运动有高潮而低落的过程:“在其后不久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的大学校园就随之兴起‘禁止仇恨言论’运动,起源就是‘反种族歧视’。要在校园内禁止‘暴力言论’,制定《言论守则》,其中非常有名的是《斯坦福大学言论守则》,禁止‘根据个人的性别、种族、肤色、生理缺陷、宗教信仰、性取向或血统,对个别人或少数个体进行口头攻击和语言侵犯’。”

   1995年,马萨诸塞大学的一个分校,在《言论守则》中对禁止的言论类别中,还加入了“年龄、婚姻状况和是否服役”,该校学生联合会还要求加入“公民身份、文化传统、艾滋病毒携带者、语言、家庭背景、政治信仰和孕否”等条目。在北亚利桑那大学,规定对上述内容的负面评论甚至开玩笑,都不可以。当时大学的“禁止仇恨言论”此起彼伏,终于成为“运动”,但是最后,密歇根大学因为《言论守则》被告上了法庭。它是对美国大学“禁止仇恨言论”运动另一面的思考和抵制。

   但是,我还想再深入聊一下这个过程。

   大家也许会感到不理解,那些涉及一切歧视的言论,我们把它们统统禁止掉,是多好的事情,有什么可“谨慎”的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法律禁止如果过于宽泛,会给社会带来更大问题。

   那是在1987年,据校方说,当时密歇根大学校园里,发生了一些种族冒犯事件。例如,有人散发冒犯黑人的传单,有学生广播站播出了冒犯黑人的笑话。于是,校园里有人针对这些事件举行抗议示威,示威期间,又有一个宿舍的窗口挂出了KKK的白色斗篷。1987年2月19日,校长发表声明,声明对种族冒犯事件表示愤慨,也重申了学校的承诺,要维护校园的种族、文化多元。当时校方无法确认是谁干了这些事情,也无法确认到底是不是学生干的,也并没有证据显示,这并不是无计划的、孤立零星发生的事件。学校当局的本能反应,当然是不愿意有冲突。而且,就像戴维?布鲁克斯提到的,学校是有压力的。

   密歇根大学是州立学校,也就是属州政府的公立学校。到了5月份,州的高校拨款委员会主席,以这个学校发生种族骚扰事件,举行听证会。当时有六百人旁听,其中四十八个发言人都谴责大学无视少数族裔问题,缺乏应对措施。一方面,州议会告知学校,校方对这些事件如何反应,将要影响到州政府对学校的拨款;另一方面,美国反种族主义联盟和校内的反歧视团体表示,如果校方处理不得力,他们很可能会对校方提出民事诉讼。这正是戴维?布鲁克斯描述的类似状况。

   在校内校外的上下压力之下,校方拟出一个文件,其中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把反种族骚扰,作为大学的规则,并且制定相应的惩罚条例”。校长在那年9月底,向各分校的平权办公室发了备忘录,指示他们对歧视骚扰作出评估,可是,学校其实并没有能力核实各种抱怨,也无法证实:这个学校的情况,是不是就比其他学校的类似问题更严重。到年底,校长大概是不堪压力,干脆辞职了。

   代理校长一上任,就给校行政部门提出了一份对外不公开的备忘录,在备忘录里,他提出建议,要在校内禁止任何歧视他人的不恰当语言、行动和行为。接下来,他任命了一个大学平权办公室的主任,授权由他以代理校长的名义,起草一个守则。起草这个文件期间,校方咨询了一些律师顾问和法律教授的意见,事后也公布草案、举办了公共听证会。守则修改稿在1988年4月14日通过生效,并在同年5月31日设定:这个守则的有效期到1989年的12月31日,到时候,假如不延长有效期的话,就自动失效。

   守则的基本内容是,凡是涉及在种族、民族、宗教、性别、性取向、信仰、国籍、血统、年龄、婚姻状况、残疾、越战老兵身份等方面,在任何口头及语言行为、肢体行动上,都不能羞辱冒犯和伤害他人。违者校方有具体的处罚条例应对。

   大学的平权办公室进一步发布了有关这个言论守则的“具体指导”,其中举出一些例子作为范例,告诉大家什么是违规。例如,假如有人在宿舍分发种族威胁的传单;假如有人在亚裔学生的门上画了种族主义的涂鸦;假如有男生在课堂上说:“在这个领域,女生就是没有男生表现出色”;假如一个学生举办派对请了所有人,只是有个被他们认为是同性恋的女生没有邀请;假如一个黑人在食堂被两个白人男生种族骚扰;假如一个男生在女研究生的桌子上留下了色情图片和黄段子;假如有学生在宿舍要求一个同学搬出去,并且要求他去做艾滋病测试。这些人就是违规了。

   这个指导还另分章节指示:“你做了以下事情,你就是个骚扰者”,例举的情况是:“因为某人与你的种族、人种、性别不同,你就不让他参加你的研究小组;你讲了关于同性恋的笑话;你组织了娱乐活动,其中一个节目是有个喜剧演员的节目诋毁羞辱了西班牙裔;你在自己宿舍的门上贴了个南方邦联的旗帜;你讲笑话嘲笑班里一个口吃的同学;你打电话有淫秽内容、或者在电脑里发送了含有种族主义内容的信息;你针对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的外貌、性取向、文化渊源、或者宗教信仰,发表了有贬义的评论。”

   虽说密歇根大学宣称,言论守则的适用地点是“教学和学术中心,例如教学楼、图书馆、研究实验室、娱乐中心、学习中心等。”但是看具体的指南,学生宿舍显然也在其内。密西根大学的言论守则在制定的时候,就多次有人提出,它可能会侵犯学生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守则还是出台了。

   最终,这个守则被一个学生告上了法庭。

   在美国,有时法庭为了保护诉讼人,就隐去他的真名,代之以“约翰?窦尔(John Doe)”,相当于中文里的“张三李四”,这名学生就被隐去真实姓名,这是有名的“窦尔诉密歇根大学案”。

   窦尔是个心理学的研究生,他的专业是生物心理学,这是个跨学科研究,就是要基于生物学意义上的个体差异,研究因此带来的性格特征和心理能力的差异。这名学生说,他的学科里,有的理论就是认为,一些差异是建立在性别和种族的差异之上的。他说,如果在学校里依据这样的理论做讨论和研究,岂不是要被扣上种族主义或者性别歧视的帽子?他担心自己未来会因为学术研究,受到守则的制裁。他提出,守则规定具有模糊性、涵盖范围过于宽泛,他要求法庭裁决这个言论守则是违反了有关言论自由的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

   学校辩解说,这个言论守则从来没有被用来制裁课堂上对合法理念的讨论,而窦尔本人也没能提供可信的证据,以证明自己本人会受到守则制裁的威胁。所以,校方认为,窦尔本人并不具备从司法挑战这个守则的资格。就是“没伤害到他,他根本无权当原告”。大学的回应,显然在避开守则“是否合宪”的那个关键。

   根据法律规定,原告方起诉的被告,必须是对原告造成直接伤害、或者是具有未来可能带来直接伤害的威胁。法庭认定,一个个人,只要证明法规具有现实可信的未来威胁,就可以去挑战它的合宪性。

   法庭再从校方建立这个守则的全过程、它发布的指南和一年来执行的案例考察,发现窦尔的担心远非毫无道理。例如刚才我提到的例子,课堂上一个学生说,“在这个领域,女生就是没有男生表现出色”,被校方在《执行指南》中列为违规案例,认为这种说法,是“营造了有敌意的学习气氛”。

   窦尔说,他在做研究生的时候,担任心理学的课程助教,课程中有比较动物学的内容。他希望在课堂上讨论(包括人类在内的)哺乳类动物,进行比较,它(他)们因种类(种族)差异、在能力上有何差别。他也希望研究例如(雌雄)男女性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带来的种种影响,例如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更多男生选择了工程方面的专业。如果按照校方的守则指南,他自然有理由担心:自己发起这样的讨论,会不会被说成是“性别歧视”、是否可能因“骚扰”的罪名受到处罚。这远非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担心,是现实而具体的威胁。再看守则执行一年,至少有三个学生,因为课堂言论,被威胁要纪律处分。据此,法庭认为窦尔完全具备了司法挑战的资格。

   窦尔的司法挑战依据,是守则规定禁止言论表达的部分,限制过于“模糊和宽泛”,势必令那些应该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噤若寒蝉。

   法庭在考察《守则》是否“模糊和宽泛”之前,先指出,守则有“纯语言表达”和“纯行动”两部分。凡是肢体、行动造成的伤害,不但很容易确定,而且,联邦和各州的刑事、民事法律中,这些“行动、行为伤害”早就已经详细列入罪行范围之内了,所以大学当然也有权禁止和规范。法庭因此先把守则分开,需要考察、判定其“是否违宪”的,只是《守则》与“口头、语言”相关的那个部分,也就是守则的“言论”部分。

   法庭认为,就言论部分,一些不受到宪法保护的、会造成伤害、即刻就破坏和平的“战斗性语言”、针对个人的语言骚扰等等,它们的规范和涵盖的范围,实际上也早已经在联邦法和州法律的禁止范围。大学当然是可以在种族等等问题上,同样禁止已经被法律禁止的语言骚扰,虽然相比之下,由大学来立规执法,实际上,它的力度显然要比政府的立法执法弱得多。

   接下来,法庭提出一个问题,那么,什么样的“言论守则”大学是不可以立的?

   法庭认为:那些试图传达对某个理念或信息的不同意见、不同看法的言论,大学无权禁止。法庭认为,宪法中有一点是绝不动摇的,就是只要是官方机构,无论大小高下,都绝无权力来对政治、宗教、民族或者其他任何观念来建立权威看法,也无权强制一个公民以任何方式,不论是以语言还是行为,来检讨属于他们自己的信念;也不可以仅仅因为一个语言表达冒犯了众人,就取缔它。宪法坚定维护一个理念,就是不能因为一种看法得罪了一部分听众就被禁止发表。法庭认为,这些原则对于大学设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大学作为一个教育机构,它的教育使命就是让竞争性的意见,能够自由、无拘束地交流冲撞。这是法庭在审视大学的“言论守则”是否合宪的基础。

   法庭引用了非常有名的最高法院判词:“言论自由需要喘息空间才能生存,而政府能够调节的只是非常狭窄的特定内容。”因此法庭认为,如果政府可以规范的范围过于宽泛,那么,它可能会把这个范围里的合法言论也一倂扫荡干净。

这真的只有进入具体例子也能体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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