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的最后一个巨头
拿破仑是法国的一个传奇。这个传奇正是由法国大革命孕育出来的。
法国大革命的最后一个巨头罗伯斯比尔的恐怖时期，是被恐怖本身终结的。巴黎在历经几年的断头台杀戮之后，各个正规和临时的监狱依然人满为患。镇压越多，镇压者自身越感到恐惧。冤死的灵魂在他们的梦中飘荡，他们相信四处潜伏着“企图暗杀革命领袖”的杀手。在 1794年 6月，巴黎的监狱里关押着大致八千名嫌疑犯，被认为是必须“镇压”的。此后的 27天里，有 1376名男女囚犯被斩首。而他们空出的监狱位置，又在被新的囚犯不断填补进去。
对于平民的恐怖统治是可能如此持续的，可是另一方面，恐怖早就无孔不人地进人了权力上层的争斗。罗伯斯比尔一向依靠断头台剪除政敌，但是他没有想过，若是没有极强的掌控力，是不能向上层引人这样的绝活儿的。一旦引开头，一切政治争论都必须归结于你死我活的结果，那是一场越来越危险、越来越紧张的游戏。这样的游戏却是玩不久的。于是，上层的人人自危终于导致了以恐怖结束恐怖。罗伯斯比尔终于被他同为国民公会的同志，先下手为强地送上了断头台。
由于罗伯斯比尔从象征激进革命开始，已经走到了象征恐怖，他也就失去了同情者。巴黎人似乎早已在期待这一天，期待他的断头。他们隐隐地感觉，这将预示着恐怖时期的结束。他们也没有去想，这样的以牙还牙又意味着什么？不论是对于旧制度的终结，还是对于大革命恐怖时期的终结，独立的、不受上层操纵也不受公众舆论操纵的司法公正，从来也没有真正出现过。法国大革命始终宣称自己在追求实质正义，可是，并不那么动听的、保障实质正义真正实现的程序正义，却被忽略了。
那些雅各宾的革命巨头们，在他们认为权力在自己手中，不需要费什么力气去为路易十六寻求司法公正的时候，有人却勇敢地站出来要为路易十六做法律辩护。他们后来就轻松地砍掉了那个辩护人的脑袋。他们没有想过，这就是把砍自己脑袋的砍刀，也同时交到别人手中了。
死在断头台上的法律辩护者
这名死在断头台的路易十六的法律辩护者，名叫马勒泽布(Chretieri de Malesherbes)。这位马勒泽布在路易十五时期，是大名鼎鼎的出版发行检查官。他的闻名不是由于官位的显赫，而是他利用自己身处要职，以自己的良知，保护了当时《百科全书》的出版和一大批思想家哲学家。也许可以夸张地说，没有他就没有《百科全书》，没有《百科全书》和那批他所保护的思想家，就没有法国大革命。然而，在革命要处死路易十六的时候，他同样以自己的良知，主动要求为路易十六做法律辩护。路易十六得知他要辩护，忧伤地说：“你的牺牲太大，你救不了我，还要搭上你自己。”其实他不是不知道自己身处危险之中。只是，有些人活着，必须听从自己的良知，即使是要搭上性命。
对程序正义的忽略，是大革命之后，法国的政权交替屡屡以暴力政变为手段的真正原因。直至颠簸了五个共和国，颠簸了一百多年，颠簸到程序逐渐建立起来，独立的司法逐渐建立起来，开始和平的政权交替。这场迟迟难以结束的、世界上最漫长的一次革命，才算尘埃落定。
以恐怖结束恐怖，以不公正对待不公正，是一个可悲的循环。残酷一旦开始，就在制造仇恨和复仇的循环。雅各宾余党的暴动和对他们的复仇，直至一年以后，仍然不能停止。
1795年 5月 5日，在里昂，有97名以前的恐怖分子，未经审判，在监狱里被屠杀，不由令人想起几年前发生在巴黎的“九月大屠杀”。直到那个时候，法国人还没有明自，屠杀的对象是否罪大恶极不是关键，关键是他们必须得到公正的审判。
法国大革命成就了拿破仑
自国民公会成立、宣布法国共和之后，国民公会挣扎了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自相残杀的历史。它以暴力夺权始，在最后又面对一场暴力政变。虽然政变未遂，国民公会也气数已尽，在弹压政变的 20天后，就宣布解散。正是对这场未遂政变的镇压，推出了当时闲居在巴黎的年轻军官拿破仑。在他的指挥下，几排炮下去，轰倒了两三百人。刚刚 26岁的拿破仑、扶着依然青烟袅袅的大炮，望着那两万多个落荒而逃的暴力政变者，若有所思。也许，对于拿破仑，这是一次重要的学习经验。四年以后，拿破仑率领军队攻下议会，为法国的暴力夺权历史，又开了一个新的篇章。
拿破仑是不平常的。他是所谓的“大革命之子”，却在尝试脱离本来难以脱离的局限。他不去持续这个难缠的循环，而是试图弄明白，经历整整十年的革命之后，当下的巴黎人、法国人，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然后，他回到仰首翘望着的民众面前，对着这些当时全世界都公认他们是最要“革命”的巴黎人，宣布说 :革命，完结了！ 他的判断是准确的。拿破仑并没有被巴黎的民众作为革命叛徒撕得粉碎。那些当年在街头提着短刀和长枪寻找革命猎物的民众，如今早已厌倦了革命。拿破仑在一片欢呼声中，被他们高高兴兴地当做带领他们逃离革命的救星和英雄接纳了。是法国大革命成就了拿破仑。不是因为他更革命，而是因为他在革命走向极端之后，得到一个机会，由他来宣布结束革命。
接着，30岁的拿破仑坚持以一个强势的形象向外面对欧洲，也向内面对法国，这让人多少想起一些昔日路易十四的身影。他既能够在欧洲战场上统兵横扫千军，又能够精干地以以自己的理想和规划，重新改造法国。
十年的大革命，并没有机会向法国民众普及现代社会的公民教育。对专制的警惕、对权力的制度性的制约和平衡、程序公正的意义，这些现代民主社会最基本的常识，巴黎人依然陌生。虽然在整整十年里，这个国家最时髦的称呼就是“公民”。进步的成果，并没有以制度形式稳固下来。因此，虽然他们砍去了君王的头颅，表现了最激进形态的革命，却也最容易掉回头去。
拿破仑是意大利人，却很了解他的法国子民。掌权三年，表现了自己的才干之后，拿破仑大胆地把手伸向了法兰西的皇冠。他完全不必偷偷摸摸。在一场由法国成年男子参加的公民投票中。他要求大家就两个问题表决，他是否应该终身执政？他是否应该自己选择继承人？结果是： 3,508,885票赞成， 8374票反对。这场公民投票之后不到两年，拿破仑再次举行公民投票，这次的问题只有一个，他是否应该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皇帝？那是法国人在 1804年 5月 22日作出的历史抉择： 3,572,329票赞成，2569票反对。这不是什么君主制的“阴谋复辟”，而是砍掉路易十六头颅的同一批法国民众，又兴高采烈地迎回了他们的君王。
对于这一切。拿破仑是太明白了。拿破仑是一个最讨厌繁文缚节的人，却在履行皇帝的一切传统繁琐礼仪细节上，极其用心。他坚持遵照路易王朝的种种例行旧规，只是为了让巴黎的民力汉寸壮观的场面“感到满意”。在他加冕的时候，他坚持请来了罗马教皇。仅仅在几年前，焚毁教堂、屠杀教士与修士的巴黎民众，又在目瞪口呆的外部世界面前，向教皇欢呼。天天聚在他暂住的居所前，等候祝福。也许，这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尽管法国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是欧洲文明千年发展的结果，可是，这个理想，在伏尔泰和拉法耶特们心中所呈现的面貌，和底层民众心中所呈现的面貌，从来就是不一样的。大革命中，有多少巴黎人以为，掠夺贵族，把他们身无分文地扫地出门，就是在实现“平等”；对别人为所欲为，就是“自由”，当断头台下淤血浓厚，每晚引来巴黎城成百的野狗在那里舔食和狂吠的时候，他们仍然有理由相信，自己是在宣扬“博爱”，因为对“敌人的残忍”，就是“对阶级弟兄的慈爱”。这些民众还处在理性发展、文明发展的“零历史”和“短历史”的阶段，假如不是以法律规范的同时，帮助他们走过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梯，而是相反地一味美化和放纵他们，那么，他们是多变的，也是具有极大破坏力的。在强权面前他们是愚民，在弱者面前他们是暴民。
在拿破仑戴上皇冠之前，拿破仑王朝就已经开始了。像所有雄心勃勃要成就一番事业的开国君主一样，拿破仑是积极在按照自己的蓝图建设法国的。在他的领导下，完成了他最自豪的、俗称《拿破仑法典》的《法兰西民法》。这似乎仍然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只是，与当初拉法耶特们试图建立的弱化君主、向民主制过渡的君主立宪制相比，这一次，“君权”的分量要大得多。今天站在君主位置上的，再也不是那个软弱的路易十六，而是如日中天的、在巴黎圣母院的加冕典礼上，从教皇手中拿过皇冠，骄傲地自己戴上头顶的拿破仑。
没有理由说，拿破仑不想做一个贤明君主，也没有理由说，拿破仑不是一个有能力的君主。在《拿破仑法典》的实施下，国内的混乱的状态得以制止。他上台之后，也尽可能地缓和法国内部长期以来的紧张，成千上万在大革命时期流亡外逃的法国人，回到了自己的故土。大量的战争赔款一度繁荣了法国，科学、建筑、艺术无不欣欣向荣。他的一大段功勋是落在海外，拿破仑不仅是个军人，还是个军事天才，他迷恋“运筹于帷幌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战争游戏，也醉心于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壮志豪情。在他最后流放的痛苦岁月里，那些过去的赫赫战功是他最后的“镇痛剂”，他对自己大叫着，“那是一个美好的帝国，……我曾经统治了一半的欧洲人！ ” 对于拿破仑的评判，伤了很多历史学家的脑筋。结论常在英雄和暴君之间摇摆，最后，这一类人的最简单归属，就是含糊其词的“伟人”。然而，这一点也许没有争执：拿破仑是嗜权的。
因此，虽然在《拿破仑法典》里写人了大革命的最重要的原则：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等，可是，要无限扩大和巩固个人掌控的权力，拿破仑就必然退回封建专制。早在他加冕成为皇帝之前，拿破仑就禁止了法国 73家报纸中的 60家，余下的也被改造成了他的政府机关报。称帝之后，他更以皇帝的气派，把大片大片的领土，洋洋洒洒地给自己的兄弟姐妹、将军和随从，随意分封。最后，他建立起一个严刑峻法的警察国家，1810年，法国已经重新修起许多小型巴士底狱和国家监狱，政治犯再不必经过什么法院的正式程序，一声令下，即可羁押。
在欧洲战场上，拿破仑和同样精力充沛的路易十四，经历十分相似，他也不可能是常胜将军。既然统治了一半的欧洲人口，也就会有一半以上的欧洲国家起来和他作对。在处理国家参战的问题上，拿破仑和路易十四有着同样的权力。在这个时候，已经看不出这个国家经历过什么“革命”，依然还是“朕即国家”，没有什么强有力的国会来制止一个好战君主的世界帝国梦想。从别国得到的土地和战争赔款，就和掠夺来充实博物馆的艺术珍品一样，在战败的时候，又必须全数退出。法国因此而遭重创。不如路易十四幸运的是，拿破仑被流放，最后在那里去世，被就地安葬。可是相比他的士兵们，拿破仑可以算是善终了。在拿破仑时代，两千六百万人口的法国，有两百六十一万人被他拖进战争，上百万人战死疆场，没有看到凯旋门一眼。
“理想”只是一面旗帜
大革命成就了拿破仑，这不仅是指革命的过激，给了他上台的机会，更是指法国大革命在制度建设上的缺陷，使得拿破仑的权力轻易地就可以膨胀起来，为所欲为。因此，这一点应该也没有疑问：从处理权力的方式来说，拿破仑相对于法国革命提出的理想，是巨大的倒退。“理想”只是一面旗帜，假如没有有效的制度建设，那只是一面插在沙滩上的旗帜，经不起风雨，轻易就会扑倒。法国大革命遗留的制度修补，任务繁重，直到近年的对于总统任期年限的立法，仍是这个修补的一部分。 站在拿破仑时代，再回溯法国大革命，不难看出，在当时举世轰动，在此后的岁月中还接受了无数赞颂的这场革命，在爆发十几年之后，就速速回归专制，就重新又需要造成社会动荡的新革命。
拿破仑死后，有一个时期法国人不愿意想到拿破仑。与其说是政治原因，还不如说是征服的狂热过去，每家每户对战死亲人的怀念，变得刺痛而具体。那么，一个国家上百万的战争受难者，一个巨大的生命牺牲，要多长时间就能够把这样的伤痛抹去呢？对于健忘的人类，短则十年，长则二十年就可以了。
1840年底，在拿破仑去世19年之后，那百万孤魂野鬼依然游荡在昔日战场，他们也许还是一些老人梦中流着眼泪去伸手触摸的孩子。可是，对于新一代成长起来的法国人，他们已经是被抹去的历史尘土。而伟人，却因传奇而再生。已经到了拿破仑“荣归故里”的时候了。
迎回拿破仑的法国当政者，是路易·菲力普国王。他的当政，是另一场被称为“七月革命”的武装夺权的结果，当然，这还不是法国的最后一场革命。雄壮的凯旋门刚刚完工几年，香榭丽舍大道挤满了迎接拿破仑的巴黎人。送葬的队伍是声势浩大的，而对于拿破仑的大军，他是孤身返乡。当他在灵枢中独自穿过凯旋门，耳边响起“皇帝万岁”的呼喊时，不知拿破仑是否想到，这个凯旋门，原本是他在奥斯特利茨战场上，留给士兵们的一个虚幻荣光的许诺。
拿破仑的灵柩，走的就是我们今天走过的这条路线，只是两边的景色和今天完全不同。香榭丽舍当然还远没有那么摩登，大宫小宫是 60年后的 1900年才建造的，亚历山大三世大桥，也是在差不多的时候才建造起来。这座桥是以俄国的皇帝命名的，这位沙皇曾经亲自赶来，为大桥安放了奠基石。他的爷爷就是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败给了拿破仑的亚历山大一世。时过境迁，俄国和法国已经结盟，大桥的命名，就是为了纪念他所建立的这个俄法联盟的。
拿破仑被安葬在荣军院的穹顶教堂，今天，这里是又一个需要买门票才能进去看一眼的地方。这是墓葬设计的经典作品，确实非常值得一看。按说它也是地宫墓葬的形式，可是，设计师显然巧妙地打破了传统的构造，在安放棺木的位置，打通了地面与地宫的楼层阻隔。拿破仑墓不再给人以阴冷的感觉，肃穆的沉淀和光荣的上升，都以法国人特有的艺术方式，完美地得到了表达和兼顾。
站在云端的“伟人”
在拿破仑的灵柩穿过凯旋门的 45年之后，这个似乎是专为武士建造的凯旋门下，第一次举行了一个作家的葬礼，他就是维克多雨果。这一天，全法国举国致哀。也许，这是从大革命以来，法国人第一次全体静默，第一次有机会共同反省和思索。
雨果笔下的大革命，是矛盾的，显然可以从中看到雨果的心灵挣扎。在《九三年》里，他列举着旧制度的残酷和不公正，列举着大革命对旧制度的改变，也列举着同时发生的大革命的恐怖和残忍。这一切都集中地、典型化地堆积在一起，似乎使人们无所适从。但是在法国，这是无数人看到的事实，这是无数学者列举过的事实。这似乎是作为文学家的雨果，也没有能力解决的悖论。然而，是雨果，第一次把善和人性作为社会进步的衡量尺度，放在了法国人面前。 在雨果的一部部作品中，站在最瞩目位置的，是弱者，是没有阶级、地位、血缘、道德等任何附加条件的弱者。他把社会如何对待弱者，作为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志，放在了世界面前。
45年前，巴黎人倾城而出，送过凯旋门下的，还是一个站在云端的“伟人”。45年后，他们相随送过凯旋门的，是为法国所有弱者呐喊的一个作家。几千年欧洲文明的积累，才最后在法国完成这样一个变化。
从这一天起，法国人终于明白，不是因为有了拿破仑，而是因为有了雨果，巴黎才得救了，法国才得救了。
本文节选自林达《带一本书去巴黎》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2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