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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真正的哲学是拿命活出来的

更新时间:2015-07-09 16:30:07
作者: ​邓晓芒  

  

   邓晓芒有着超越常人的理性思维,在他看来,未经反思与理性安排的生活是难以忍受的。他最乐意干的事情是在自家书房里看书、做研究、写文章,不愿意一天到晚在外“瞎折腾”,甚至连办公室都很少光顾,更别说隔三差五出远门了。因此,如果不是心怀“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担当,没有老友与学生三番五次的盛情邀约,他大概也不会有最近这一次华南师范大学与暨南大学的讲座之行,我们也将失去一次与他亲密接触的良机了。

   那一天,雨从深圳一直下到了广州。一大早,当我们一路狂奔前往赴约时,邓晓芒已经在华南师范大学校方安排的宾馆房间里忙活开了,运气调息,为当天的采访与在暨南大学的讲座储备能量。门铃响,房门开,映入眼帘的是邓晓芒那张热情洋溢的笑脸。房间里陈设很简单,房间里的人也单纯,几句简短的问候便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在近一个半小时的对谈中,邓晓芒如“竹筒倒豆子”一般坦率,将他的人生经历与幕后花絮娓娓道来。

  

   1 真正的哲学是拿命活出来的

   邓晓芒认为,一切学习都是自学。对一个人来说,主要的学习经历不是在学校,而是自学。虽然邓晓芒出身书香门第,其父曾担任《新湖南报》社长,但是他坦言父亲对他学习哲学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自学,为邓晓芒深涉哲学领域铺上了厚实的路基。

   1964年,邓晓芒下乡了。他是和学校其他同学一起报的名,临出发前还戴上了大红花。此前他正在长沙三中——今天明德中学的前身——就读。学校的学习中断了。

   下乡第一站在湖南省江永县农村。到了那里,沉重的农业劳动和学习农活占据了他几乎所有的时间,根本没有时间看书。两年后,文革之风吹到了江永县城,知青们又奋不顾身地投入了运动。1968年是知青们彻底放松的一年,大家都丧失了理想,感到茫然。知青点里有一个朋友张某,不爱出工,也不想着赚钱,头发留得长长的,平时在山上、树林里、知青点到处闲逛,饿了就去别人那里蹭饭吃。张某平时爱和周围人谈论哲学,说得头头是道,让邓晓芒很是崇拜。“一个人如果从小任何人都不曾崇拜过,那他是不幸的;但更其不幸的是,他一辈子也不敢超越他所崇拜的人。”说到张某对自己的“启蒙”,他至今依然心怀感激。

   江永县那一批知青中有几个人开始学习、研究哲学,就是在张某的影响之下开展起来的,邓晓芒即是其中之一。当时能看到的哲学书很少,知青组里只有几本砖头厚的马列主义方面的理论著作,邓晓芒挑了其中一本最薄的,即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开始认真地读起来,用分析文章段落大意、中心思想的笨办法,一段一段地去啃。他在下乡期间的日记中写到:“要磨练自己的思想。”强烈的思想自觉迸发着他自学的激情,推动着他走向学术生涯。

   邓晓芒说,那时候没想着准备什么考试,纯粹凭着兴趣阅读,倒更能读得深、想得透。“我学哲学决不是为了要成才,而是为了自己的兴趣。”正因为纯粹出于个人兴趣,他的整个自学经历都充满了乐趣。不管现实条件多么艰苦,他都没有一点勉为其难或卧薪尝胆、苦修苦炼的感觉。

   1978年,已经返城的邓晓芒站在了人生转折点上。因为前一年报考大学本科得知年龄已超过湖南省规定的25岁上限,邓晓芒选择报考硕士研究生。他报了国内最“牛”的学术机构——中国社科院。很快复试通知下来了,当时他还在一家水电安装公司做搬运工,领导对他刮目相看。赶到北京复试拿到了80分,自我感觉良好的他却一直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来才知道是因为父母的“右派”问题尚未解决,导致政审没有过关。其实作为第二志愿的武汉大学的陈修斋老师曾经在收到他写的两篇文章后回信,承诺只要分数过线就会录取。可惜第一志愿单位没录取,而且直到寒假时才把邓晓芒的材料转给武大,致使他第一年考研无功而返。

   一次的不利,挡不住有志者前行的脚步。机遇的大门,常为目标笃定的有志者敞开。陈修斋老师本来是隔届招生,但为了不耽误邓晓芒,决定破例在第二年继续招生,并且为了有利于他今后的学术研究,建议学过俄语的他在英、法、德语中另选择一门作为外语考试科目。邓晓芒起初想学英语,但由于英语拼读不一致而感到难学,因而转学拼读一致的德语。他四处打听,找到长沙一位学过德语的老先生求教。通过8个月的学习,考试拿了51分,成功过线,让打算在外语考试分数上为邓晓芒“开绿灯”的陈修斋老师用不着那样做了。

   在武汉大学求学期间,邓晓芒把学习德语与研究哲学结合起来,而结合点就是翻译。由于缺少真实的语言交流环境,导致邓晓芒的德语水平停留在“聋哑阶段”,但这并不妨碍他一头扎进自己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中,在康德与黑格尔的世界里走到人迹罕至之处。他坚持每天翻译三五百字,不完成任务不睡觉。兴趣的驱动,持久的耐力,信念的坚守,造就了他的一部部经典译著,也让他在哲学之路上日益精进。

   “我是用全部生命在搞哲学,或者说,哲学才是我真正的、内在的生命,是我的人格和性格的表现。”对于邓晓芒而言,无论是在挑土、搬运,还是在读书、写作,都是真实不虚的生活经历,也都是塑造独立人格的哲学修炼。即使再苦再累,只要活得充实,让自己的生命经得起反思,那就无怨无悔。

  

   2 甘坐学术研究“冷板凳”

   作家刘墉曾写到,有人得知他作为诗人、画家却不喝酒很是吃惊,问他灵感如何得来。他说,有些人非借酒不能画、不能写,我却不必喝,就画不完、写不尽,请问谁的功力高?身为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知名学者,邓晓芒去过两次德国,第一次一月,第二次一周。在邓晓芒看来,研究德国古典哲学能去德国感受一下当然挺好,但对此并无硬性要求。当年康德在哥尼斯堡谈起中国见识不凡,人家问他何时去过中国,他说自己从未去过。做哲学研究,最重要的东西已经载于哲学经典,在书中就能发现哲学家思考什么问题、如何思考问题。而通过其他方面的阅读,也可以看到哲学家所在国家精神文化的大致面貌。

   邓晓芒以西方哲学研究而闻名,却不像一些学者长期浸淫于西方国家当地的学术文化环境,头上没有什么“海归”的光环,在一些人眼里大约是有些平淡的。除此之外,他做学术研究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低调平实,也不见有特别苦闷或者特别意气风发的日子,学术生命中似乎少了一些所谓的“大学者”的奇崛经历,在有的人眼里可能也缺乏故事色彩。其实真正的学术研究往往要坐冷板凳,康德每天5点起床,然后沉思、写讲稿、写著作、讲课、散步、阅读,看上去也是十分寻常乃至于乏味的。

   当被问起在学术上进展最快的是哪一段或哪几段时期,邓晓芒的回答十分坦诚,却很是触动人心。他说,好像没有特别的时期,每段时间自己都抓得比较紧,就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

   和杨祖陶老师合作翻译康德的“三大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是邓晓芒学术研究中的里程碑式成果。前后共花10年时间,但他仍不觉得艰苦。最初是人民出版社的张伟珍女士联系杨老师,希望他翻译康德的“三大批判”,他就带着邓晓芒一起干。邓晓芒当时对于电脑打字还很不习惯,就想通过做翻译来换笔,练习并习惯打字。因为翻译毕竟不是写作,是个技术活,不存在打字影响思路的问题。邓晓芒主要负责翻译,经常翻译完一两万字就交给杨老师,杨老师负责校对。杨老师花在校对上的时间比邓晓芒花在翻译上的时间要多得多。他们一直用这种默契的流水作业方式把书翻译完了。

   邓晓芒作息很规律,不像一些人喜欢熬夜读书、写作。他说:“我是比较冷静、比较理性的一种人,我的生活都是理性安排的。”虽然从不寄望于在夜深时分碰到灵感,但在讲课的时候常能冒出灵感,所以他认为课堂录音很重要。现在,有学生长年累月跟着他,他走到哪就跟到哪,把他讲课、讲座的视频录下来然后传到网上,这也为他“回放”并记录下自己的灵感提供了便利。

   用理性安排生活,还表现在邓晓芒不爱“凑热闹”,能够在一方天地里扎下根来安心做学问。对于邓晓芒来说,武汉是他的第二故乡,他已经习惯了在那里生活、为学。即使是好友相邀,他也丝毫不愿“挪窝”。上世纪90年代,他的好友张志扬、陈家琪、萌萌——他称之为“海南三剑客”,一起力劝他南下海南,被他婉言拒绝。“他们当时还有一种浪漫情怀,都是文学迷,觉得海南好,偏于一隅,是个‘世外桃源’或‘自由王国’。我说我要干活,我不想去。我没有什么浪漫情怀,我就是想踏踏实实干点事情。我不想瞎折腾,而换个地方就意味着一次大折腾。”当时去海南形成了一股风潮,却没有吹动“坚如磐石”的邓晓芒。

   由于精力主要倾注于学术研究,邓晓芒渐渐“荒废”了一些兴趣爱好。邓晓芒原来的业余爱好是美术,从乡下返城后还跑到湖南师范学院美术系混在工农兵学员中间蹭课,画石膏像还得到老师指导,因为老师以为他也是工农兵学员。后来他又迷上了雕塑,自己在屋子里弄雕塑。他还喜欢看文学作品,因为他觉得文学是一种比较本质的生活,一个人要丰富自己的生活,除了接触现实就是要阅读大量的文学作品。把作者凝结在文字中的生命体验与思想结晶吃透、消化,实际上就相当于自己多活了几辈子,世界再大也能尽收眼底,生活会更加有趣、更有味道。和当时武汉大学的杨小凯老师一样,他也曾试过写小说,开了好几个头,有一次写了好几万字,终于半途而废。“太理性了写不成,每写到一个人就要去分析他的心理,这样就写不下去了。”他也曾爱过写诗,写过不少但自认为没有写得好的。这些爱好,全部被学术研究“打压”或“取代”了。

   邓晓芒坦言,自己不是圣人,面对诱惑也会动心,但是一想到自己有更重要的事情——学术研究——要做,就会自动屏蔽掉其他东西。他着迷于哲学,并且把它当成自己毕生最重要的事来干。现在看来,这项事业还远没有到打上句号的时候。

  

   3 较真的现实观察者与学理论辩“战士”

   如果单纯“以貌取人”的话,身形瘦削的邓晓芒就是那种典型的文弱书生。然而,一旦你感受到他说话行文的气场,就会被那种犹如内力暗运的、极具思想冲击性的“思辨的力量”所震撼。

   与很多“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者不同,邓晓芒不仅对学术研究狠下功夫,而且特别关注现实问题。对当下的食品安全、学术腐败、高等教育等问题,他都曾发表犀利的评论。他曾说:“现在中国知识界的问题是,坐下来想问题、思考问题的人太少。”“你能不对社会现实说话?那是失职!”不过,与一般的公共知识分子不同,邓晓芒觉得,哲学家本来的角色应该是跟现实保持距离,而不应该完全沉陷在现实中,最好是作为旁观者去观察现实、思考现实,拥护某一个人,或者成为某一派,就有失水准。

   在他眼里,关注现实问题与从事哲学研究是一致的,无论从事多么高深的学问,都是着眼于我们生活的现实,之所以研究学问,并且有那么大的兴致,也是要为现实问题找答案。当时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康德、黑格尔的书,就觉得这种扎扎实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论说,是现实中所缺乏的。

关切现实,还表现在经常卷入一些论战。有一位学者甚至在网上给邓晓芒写公开信,称“论战是你的天性所爱”。邓晓芒认为自己并不是爱论战,只是喜欢讲道理,把一些道理讲清楚。与人有不同意见,就喜欢与人讨论。他回忆起当年下乡的那一批知青,有一些爱读书的人,读书之后在一起讨论,有时候有不同观点,就会通宵达旦地进行辩论。他后来经常卷入论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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