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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鸣、田絮崖:宗族组织与企业管理的文化自觉

更新时间:2015-07-07 05:14:33
作者: 周大鸣   田絮崖  

  

   一、人类学视域下的家族企业研究

   家族企业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人类学者们多有关注,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华人资本主义企业,一直是学者们的兴趣所在。人类学家格尔兹以其田野调查的印度尼西亚两个村落的经济发展实践,揭示了华人宗族组织在地方经济发展、企业创立和管理中的重要性;荷兰学者高延通过调查记录印尼社会中的华人公司制度,指出了传统社会组织对于海外社会公司的建立以及公司管理的关键作用;人类学者Michiel Verver和Heidi Dahles认为,华人作为外来族裔所创办的企业,之所以能够在海外的东南亚地区获得成功,倚靠的是族裔归属感、共享的文化价值,以及对资源的策略性部署、强大的社会网络支持,和制度性的合作机制;而制度性的合作机制能够形成的动因,则在于伴随着东南亚长期移民过程而历史地形成的文化传统。美国工商人类学者Alex Stewart以美国家族企业为例,着重分析了亲属关系之于家族企业管理的利与弊。但是,Stewart笔下的家族企业不同于中国人创办的家族式商业组织。按照Stewart的观点,西方语境下的家族企业,其成员并不一定必须具有亲属关系,若创办公司的投资方为父母和父母富有的朋友,那么,如此组成的企业他们也称之为“家族企业(family firm)”。他们通常以能够更加自然地结合成信任度较高且易于合作的合作团体为目的。这与中国人创办的家族企业不同,后者创办的家族企业,或许更合适的称呼是“家族式商业组织”,其最为首要的条件就是企业的最大股东必须具有亲属关系,甚至需是具有血缘亲属关系的人:企业在选取代际继承人方面,有着非常明显的家族传承性和延续性;受到传统宗族文化的影响,在中国人创办的家族企业中,对企业创始人的尊敬与崇拜,即“家长权威”,以及家族的荣辱观,都存续于企业。本文着重分析的也是此种意义上的家族企业,称为“家族式商业组织”。

   之所以存在对家族企业概念的认同差异,其原因可以归于历史地形成的中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与社会实践。在历史上的中国,400多年来已经形成了一种通过科举入仕达到向上的社会流动的趋势:同时产生了一个视其命运与维护国家正朔紧密相关的士大夫阶层,由此中国社会从来都是礼治社会,而非法治。在这样的社会中,重视集体利益远远高于个人的社会责任,在经济中也是认可官方保护而非合法权益。而西方社会,在18世纪,商业公司日益受到法律的规范和明确的认可,其所获取的利润成为正当的和合法的。西方经济学、管理学意义上的“公司”,是一个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内生性组织,因而对这类企业组织进行理解时自然从资本主义制度的立场出发,强调其经济的功能。“公司”自十六、十七世纪以合股公司的形式发端于英国,是指人类组织在历史上的一种独特形式;不久以后,这一形式的法人公司组织成为西方殖民主义的桥头堡。在其早期历史中,这些公司业已获得国家特许,倘若破产,投资者所负担的责任有限。公司出售股份,股份总额构成公司的资产,每一股股份决定了其股东所得红利与该公司利润的百分比。股东可以用双方协议的任何价格将其股份卖给任何买者。重点强调经济功能的公司,与经济功能嵌入到亲属、社会、文化、宗教功能中的家族式商业组织,其概念的内涵的确不同。

   人类学者在对中国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社会的家族式商业组织进行研究之后,不仅丰富了两地研究的田野资料,更丰富了学术界对于传统“公司”概念的理解。例如,人类学家魏捷兹在讨论关于澎湖群岛的村庙“公司”时认为,此种带有强烈的集体人格的社会组织“虽然也是跨洋商品市场的一部分,……但无论在组织上,还是其参与这一商品市场的方式上,与西式合股公司并不相同。这种村庙‘公司’尽管像西方公司一样,需要面对商品交换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的各种后果,但其遵循的原则与西方资本主义原则全然不同,其作为土生土长的一种人群组织的形式,是特别值得研究的。”魏捷兹在澎湖群岛的红罗村调查中发现,村民将“公司”同社区性集体仪式活动联系在一起,其中包括全村所有宗教场所的维修、在宗教场所举办的仪式、代表参加联盟村落所举办的宗庙宗教活动以及跨村的王爷活动。简言之,这里的“公司”指的是不同的职位和身份的村民依据股份来确定各自权利与义务的宗教共同体。类似地,荷兰学者高延在婆罗洲所记录的华人开设的公司与魏捷兹提到的“宗教共同体”有着相当多的共同点。

   历史学家科大卫在其著作《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中解释中国的公司制度时也提到了不同语境下关于公司概念的差异,他说:“18世纪时,中国的公司建立在礼制的基础上,在公开的宣称中,其设立并不是直接服务于成员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持对于祖先和神明的祭礼。和欧洲相比,中国的公司类似于中世纪的修道院,名义上是出于宗教的目的而建立,但却自始至终是经济发展的中枢。”

   如前所述,本文讨论的重点是具有显著中国特色的家族式商业组织。事实上,由中国人或海外华人创立的家族式商业组织是一种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人群组织形式,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换句话说,这种组织的内部结构与亲属关系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组织内部成员们的首要关系并非经济关系,而是家族和宗族关系;经济关系的建立与拓展基于宗族、家族关系。因此,在此社会组织内部,经济利益与家族利益需要同时被保证,甚至某些特殊情况下会以家族利益为先。本文将对此种社会组织的内部结构进行解释,发掘中国传统家族及宗族的运作模式对于家族式商业组织得以创立、发展的内在动力;而这些动力因素,对于而今中国民营家族企业的持续发展与成功转型,又有哪些可以继承的地方。同时反思今日西方管理学界总结的针对企业的管理经验和理论又是否具有推广到中国企业中的适合性;如何对于各自不同的“公司”进行管理:中国的本土企业,又如何依托于中国传统文化创造出一套“本土化”的管理经验。

   一、家族式商业组织的基本特征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组织的最典型的代表——家族无疑是被认为是商业组织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也是家族式商业组织内部结构的基础。家族式商业或公司从其最初的出现到今天的发展,三种特征被稳定地保存了下来:第一,企业依据家族的原则进行运作;第二,商人以家庭、宗族和同乡关系为纽带组成业务网络;第三,凭借着宗族或家族的纽带,族人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共同支配财产。就这三个特征的第一个而言,在多数的社会中,家庭关系以及血缘关系都被作为一种最基本的资源运用在商业实践中,并且此种运作在海外移民在世界各地建立的公司中最为常见,例如下文中论述的荷兰学者高延关于华人在印尼设立的公司即为一例:第二个特征的出现基本上与传统宗族和家族给族人提供的庇护关系有关:而第三个特征是最具有中国特色和海外华人特色的,共同支配财产的观念源自对于共同祖先的敬奉,源自宗族或家族因筹办年节和神佛仪式庆典所需而取自于族民的钱财、劳务以及贡品。这种“共财”关系构成了集体内部通过个人为媒介而形成的一种互锁关系,它被实践到公司经营中,产生了对公司内部资产进行管理和分配的办法,发展出了一套类似于西方股份制的经营结构。

   以高延在西婆罗洲所做的有关华人公司制度的人类学研究为例,作为印荷殖民政府设置在西婆罗洲(今东南亚马来群岛中的加里曼丹岛)的翻译官,高延利用其特殊的职位以及语言优势在西婆罗洲被当地客家人称为“东万律”的地方的华人区进行华人公司制度的人类学研究。他之所以会选择关注华人以及华人创立的公司出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他发现客家人在印尼社会的适应能力极强,这个群体很快就能够发展出一种适应环境的机制:“他们没有背弃自己的民族,没有背离祖宗的礼法;在荷属东印度群岛千变万化的环境中,他们并不是单枪匹马闯天下的冒险家,而是有组织的移民者,不断得到来自中国的新生力量的补充。……这样一个民族,在完全没有祖国的战舰、士兵或大炮支持的条件下,让自己的人民离开美好的家园,到炎热的热带和遥远的海洋去谋生。那里极少有同胞、祭坛和神明,有的只是陌生而敌视他们的异族人。他们并非以成千上万的集体,以强力或全副武装去开创自己的事业,而是一个接一个以小组的形式前进,最勇敢的人当先锋,每人凭借自身的力量、机智与道义自力更生。”

   另外,高延在婆罗洲的由中国人建立的兰芳公司中发现,第一,公司的组织者和成员基本来自中国普通农民阶层移民,无论是闽南人还是客家人,这样的移民群体建立起来的公司却发展出了空前的组织秩序;第二,兰芳公司内部实行的是强烈的共和式民主精神。对于上述两个特点,高延认为要从中国传统文化本身,从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底层的社会组织——村社机构”寻求答案。他认为:“每个中国村庄都像一个放大了的家庭,就像每个家庭都有家长一样,每个村庄中的每个族房也都有各自的首领,通常由最年长、最明智、最有影响力的成员担任。而如果其中的某一房在某一时期在村里占了上风:或是由于人多财富,或是因为人才辈出,他们当中最出色、最年长或最能干的成员自然而然成为全村的村长。村长的产生几乎不经过竞选,通常是采取默认的形式,而且村长的就职典礼并不要求村民直接参与。因此,地方社会组织明确显示了寡头政治共和国的特征。中国的村庄不存在由政府任命的官员,村里的事情完全由村民自己做主,也就是由他们自己选择的村长来安排。政府将村长视为其基层统治必不可少的中介人,由此中国的村社自治是在法律上被认可的国家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有这样一种独立的村社制度,必然也存在一种强烈的合作团结精神,使每个人都对公共福利具有高度热忱。”

   村落社会的成员除了对于公共福利体现出了极大的热忱意外,互助精神也是村落共同体得以维系的重要机制。高延强调:“除了难以预料的歉收与灾荒,事实上在中国只有因为个人过失才会挨饿,只有懒惰成性或者行为不端被驱逐出乡族的人才会如此。中国人是那么愿意与兄弟同居,那么愿意为公共事业出力,所以,别想在那里找到那种拥有健康体魄、能够并愿意劳动,却无工可做缺衣乏食的受害者。一旦有人暂时没有工作,就会有许多人准备伸手接济直到日子好转。由此不难看出,从村社管理的角度来看,家族制度其本质就是作为互助精神的孕育者,作为个人赖以抵抗天灾人祸的保护者,给中国社会带来极大的稳定性。”

   互助精神不仅体现在村社自治中,即便在今天的各种行业中,即便是完全没有血缘关系、亲缘关系的人,无论职业多么低贱,这种互助精神仍然存在。我们只需看看那些初到城市的农民工,他们确实必须为生活拼命工作,但他们一到当地,马上就会有人帮助他们找到一种谋生的手段,帮助他们克服初来乍到的陌生感和恐惧感。这种兄弟般的合作互助精神,这种宗族制度与村社自治的自然产物是全体中国人民生活的本源。因此,通过对中国村社制度的回溯,高延得出结论,认为从中国传统社会村落中的根深蒂固的宗族精神,从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合作互助精神中,自然能够追寻到中国企业公司制度的本源。

格尔茨所研究的位于印尼爪哇东中部的莫佐克托(Modjokuto)及巴厘岛西南部的塔巴南(Tabanan),均属于罗斯托(W.W.Rostow)所说的前经济起飞(pre-take-off)期社会。前者是个都市化的市镇,有士绅、生意人、小百姓、中国人等不同阶层。当地的经济形态被称为bazaar经济,主要中坚分子是以个人身份从事人与人直接交易的流动性生意人。这类人大都信仰改革的现代伊斯兰教,在当地大都居于社会中的“间隙”(interstitial)位置,既不如中产阶级政府雇员有稳定的收入,也不若农民一般具有土地。他们在传统文化中不被重视,却也因此较不受传统习俗的包袱与限制,而能创新地建立公司形式的企业,并继续再投资。但是,bazaar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是:生意人往往缺少社会的基础来募集零散的资金,以从事更大规模的再投资之资本积累,以个人为中心的网络式经营使他们不惯于组成联合经营之企业,无法与团结力量强的中国人竞争。而体现在印尼中国商人中的团结的力量主要是以家族为认同而构建起的一个社会网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uwen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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