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袁鹏:中国新一轮改革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更新时间:2015-05-28 10:11:53
作者: 袁鹏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中国已经全面启动新一轮改革,其全面性、深刻性堪比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的第一次改革开放。中国第一次改革之成功同中美关系的大发展相辅相成,互为促进;中国新一轮改革能否成功,同样也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但由于四个根本性变化,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面临新挑战和新问题,需要新思维、新框架、新路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政府对中美关系发展方向的新思考、新期许和新承诺,但其细化、深化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至少需要中美共同努力,推动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等三个共同体建设,并需要以新一轮改革的勇气去创新思维。惟其如此,才可能使中国新一轮改革与新时期中美关系继续保持相辅相成的良性互动。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新一轮改革的号角,其意义堪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的第一次改革开放相比。中国的第一次改革开放不仅创造出经济超高速发展的“中国奇迹”,而且也推动中美关系“超出想象的”大发展。那么,中国新一轮改革与新时期中美关系是将延续以往“同步发展”的正相关关系,还是会出现某种新变化甚或是具有颠覆性意义的大转折?这是决定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乃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战略性问题。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设定了“两个百年”的战略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描绘了“第一个百年”所应实现的分目标及300多项具体改革任务,这些任务或目标汇聚成一句话,就是习近平主席反复强调的,“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既然是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①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一句话,这将是一场全局性、全面性、根本性的改革,不是小改,而是大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内外不少人士将此次改革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的第一次改革开放相提并论,称之为中国的“二次改革”。②

   中国推进新一轮改革的范围和领域之广,改革决心和改革力度之大,从近期陆续成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等组织机构设置中,从中央以空前力度铁腕反腐从而为深化改革扫清障碍中,以及从新领导集体积极进取、全面布局新时期对外战略中,均可见一斑。

   新一轮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但其阶段性或核心目标则是“十八大”确立的“第一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屈指一算,从现在起到“第一个百年”的2020(或2021)年,只剩下六七年时间。要在六七年时间内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300多项任务,建成惠及13亿多中国人的较高水平的全面小康社会,谈何容易!且不论国内各种利益藩篱的牵绊,新一轮改革要获得成功,必须以“四个继续保持”为前提。

   一是继续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中国“第一次改革开放”曾使中国经济保持30多年年均10%左右的超高速增长,这被称为“中国奇迹”。未来中国继续保持超高速增长看来“做不到、受不了、没必要”,因此中央提出换挡回落、保持7%-8%左右中高速增长的新目标,并以所谓“新常态”概括之。“新常态”的积极意义在于,将推动中国经济优化结构,倒逼中国经济寻找新动力,从而实现中国经济全面转型升级。但毫无疑问,“新常态”之下的中国经济也将同时面临一系列新挑战和不确定风险,尤其是将面临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及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等“三期叠加”的挑战。如何在底线思维即“忧患心”和战略思维即“平常心”中保持平衡,③继续保持经济稳中有进,是关系中国新一轮改革成败的重大考验。

   二是继续保持政治社会基本稳定。中国“第一次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一条,是在保持经济超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保持了政治社会总体稳定。中国不仅避免了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苏联解体的历史悲剧,而且也成功应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同样阶段政局动荡的难题,各式各样的“中国崩溃论”、“中国改造论”不攻自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发新的活力,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等“三个自信”应运而生。但在中国新一轮改革的新阶段,一系列新问题、新矛盾愈发复杂难解,诚如有学者所概括的,公共需求的日益多样化与政府组织的有限容量之间的矛盾、经济高速发展与改革目标全面性之间的矛盾、威胁国家安全稳定的因素越来越多与责任主体的相对单一之间的矛盾,等等,④日益突出,全面冲击着中国的政治、社会稳定。以“东突”暴力恐怖主义为标志的新安全威胁,以互联网为平台的新舆论环境,以群体性事件为特征的新民众诉求,等等,全面考验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和维稳能力。

   三是继续保持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中国“第一次改革开放”的一个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解放思想和解放社会活力,都必须落实到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来”。⑤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引下,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迅速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了温饱,进入了小康,这正是中国政治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然而,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与人均GDP排名90多位以后之间的落差,区域、城乡、贫富之间日益累积起来的差距,民众对“中国梦”的美好预期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差距,等等,使得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如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更高层次的——包括物质的、环境的、文化的、精神的、心理的——追求,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四是继续保持国际与周边环境总体稳定。中国的“第一次改革开放”以实现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开局、以塑造和平稳定的国际与周边环境为条件、以对外开放以及学习一切有益于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为取向。面对国际与周边局势复杂多变,中国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搞建设、全心全意谋发展,始终坚持韬光养晦、斗而不破等基本原则,始终把握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善于抓住并运筹各种战略机遇,终于使中国和平发展爬坡过坎儿达到新的高点,中国也由此步入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央和国际政治舞台的前沿。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实力地位的提高与战略利益的扩展,中国面临的国际与周边形势从未像今天这么复杂,内外两个大局也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缠绕。中美博弈日益加剧,中日僵局一时难解,中越、中菲争端此伏彼起,国际安全问题热点频发,加之国际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和国际能源形势的不稳定性,均考验新时期中国的战略智慧、战略意志、战略能力与战略定力。

   上述“四个前提”交互影响、系统联动,而对于领导新一轮改革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还将长期面临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等“四大考验”。“四个前提”加上“四大考验”,足见中国新一轮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如果说其中多数方面主要取决于中国自己的主动作为和积极进取,那么能否继续保持和平稳定的国际与周边环境,则主动权不完全操之在我,显得尤为关键。而在其中,惟有中美关系不仅能够全方位影响中国的外部环境,也能实质性影响中国的内部发展,因而尤需高度重视和精心维护。

   回顾历史可知,中国第一次改革开放与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可谓相辅相成、互为因果。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吹响了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号角;三天后,12月16日(华盛顿时间15日),中美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两天后,也即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后十天,1979年1月1日,中美对外正式宣布建交;四周后,也即1月29日至2月5日,邓小平历史性访美。中美关系正常化与中国改革开放启动在时间上的高度契合绝非偶然,而是具有深刻的内在逻辑性和历史必然性。诚如有学者所言,“邓小平是将处理对美关系同中国选择现代化模式结合在一起思考的,它将建立稳定和积极的中美关系视为中国实现富强的首要外部条件,改革开放与中美战略关系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⑥可以说,没有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就没有中国全方位的改革开放;而没有中国改革开放的全面启动,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也难以顺利地展开。这种良性互动形成了一种极其特殊的结果,即中美关系不仅全面影响中国国际与周边战略环境,而且深刻影响中国国内经济政治社会状况以及发展进程。

   自此以后的35年,中国改革开放日益深入,中国和平发展成就斐然。2013年,中国经济总量比1978年扩大了25倍,占全球GDP的份额扩大了4倍(从不足3%跃升至12%),⑦并连续超越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跃居世界第二;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制造业产值、外汇储备、钢、煤、水泥、棉布等20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中国科技进步有目共睹,军事现代化突飞猛进,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更加引以为傲的是,中国摆脱百年来积贫积弱的面貌,从1980年全球最贫穷的30个国家之一到2013年进入世界中等收入国家行列。⑧按照国际贫困标准,从1978年到2010年,中国共减少6.6亿贫困人口,开创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⑨一句话,中国实现了初步的崛起。

   与此同时,中美关系也保持“波浪式前进”的总趋势,取得了“超乎想象的”大发展。经济上,中美双边贸易额从1979年的24.5亿美元发展到2013年的5210亿美元,这一数字几乎接近中国与欧盟28个国家贸易额的总和,超过中国与东盟10国贸易总量,更是中俄贸易额的6倍。⑩中美两国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并已连续10年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两国双向投资也超过1000亿美元。由此,两国经贸关系形成了深度相互依赖格局。政治上,两国对话沟通管道日趋完备,包括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等在内的90多个对话与合作机制,其数量之多、所涉及领域之宽,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实属罕见。社会文化上,两国已建立起41对友好省州和201对友好城市关系,每年互派留学生达10万人,每天超过1万人往返于两国之间,100所孔子学院遍布美国。战略安全上,从朝核、伊核问题到苏丹、叙利亚问题,从气候变化到能源安全,从反恐合作到抗击埃博拉,从两军交往到网络对话,中美之间保持着全天候密切沟通。

   中国第一次改革开放与中美关系之所以同步启动且并行发展,最根本一点,是过去35年两国对彼此战略的总趋势是相向而行的。从美国方面看,其对华战略几十年未变的一个基本思路或逻辑是: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以体系的力量约束或规范中国的发展方向,进而塑造、改变中国或中国自我改变的环境。中国对美战略几十年坚持的一个大方向,也是在与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在参与、融入改革既有国际体系而不是打破这一体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扩展自身利益,实现和平崛起。实践证明,在这样一种特殊的相向而行的状态下,中美关系虽冲突摩擦不断,但总体保持既竞争又合作,斗而不破、和而不同的格局。用基辛格的话说,“尽管两国的出发点迥异,八位美国总统和四代中国领导人在处理微妙的双边关系时却显示了惊人的连续性。双方始终尽力维护这一实质性的合作关系,使之不受历史纠葛和各自国内考虑的干扰。”(11)

但细加考察可知,过去35年美国对中国的“接纳”,实际上是有条件、有目的、深谋远虑的战略布局。首先,它是在中美实力极不对称的前提下,美国以一种君临天下的姿态对国力相对落后的中国的开放,既旨在借中国之力遏制苏联扩张,又寻求敲开中国的市场、改变中国的政治,进而将中国吸纳进美国主导的“自由市场+自由民主”的西方体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uwentao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88422.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