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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鹏:新冠疫情与百年变局

更新时间:2020-06-17 23:29:18
作者: 袁鹏 (进入专栏)  

   作者简介:袁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新冠疫情全球肆虐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黑天鹅”与“灰犀牛”乱舞,既有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遭遇猛烈冲击,世界局势呈现史上罕见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受疫情影响,百年变局将在多个方面加速演进甚至裂变,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因此走到新的十字路口。在“两个一百年”征程的历史交汇期,中国如何继往开来,谋定而动,是世界大变局留给我们的一场大考。

  

   一、疫情堪比世界大战,既有国际秩序难以为继

   过去数百年,国际秩序之变往往由一场大战催生,如欧洲三十年战争后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当前国际秩序的基本轮廓即主要奠基于二战之后。但历经70余年,从1991年冷战结束,再经2001年“9·11事件”、2008年金融危机、2016年特朗普胜选等多轮冲击,既有秩序已风雨飘摇,虽然四梁八柱尚在,但联合国作用有限,世贸组织(WTO)功能渐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资金捉襟见肘,世界卫生组织(WHO)权威性不足,全球军控体系接近崩溃,国际准则屡被践踏,美国领导能力和意愿同步下降,大国合作动力机制紊乱,国际秩序已处坍塌边缘。

   新冠疫情突发和泛滥,致全球哀鸿一片,锁国闭关、经济停摆、股市跌宕、油价惨跌、交流中断、恶言相向、谣言满天,其冲击力和影响力不啻一场世界大战,既有国际秩序再遭重击。旧秩序难以为继,新秩序尚未搭建,这正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本质特征,也是当前国际局势云诡波谲的根源所在。

   疫情下及疫情后的世界很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其时,大英帝国已力不从心,“日不落”已日薄西山,但实力和影响力尚存,不甘放弃领导地位;后兴大国美国实现初步崛起,羽翼渐丰、雄心壮志,但军力和国际影响力不足,难以取代英国;欧洲忙于战后重建,日俄乘乱谋势,中国内忧外患,亚非拉等边缘力量无所适从,国际局势扑朔迷离,大国力量分化重组。十余年后,世界陷入“大萧条”,进而滑向第二次世界大战。

   如今,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在疫情期间不仅未担起应有的世界领导责任,反而自私自保,又因政策失误,成为全球疫情重灾区,近两百万人感染,十余万人死亡,其惨象超过“9·11事件”,死亡人数超过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之和,软硬实力同时受挫,国际影响力大幅下滑。2020年大选将是特朗普“美国优先”与拜登“美国重新领导”两条路线、两种理念之争,但即使拜登获胜,因内部政治掣肘和外部环境变异,美国想“重新领导”世界也难。但美国如一战后的英国,仍有足够力量阻止别国取而代之,其对华政策将会更加敏感、强硬、蛮横,遏制打压会变本加厉。中美战略博弈将更加激烈。

   经此一疫,既有“一超多强”格局也将生变。美国仍是“一超”,但难“独霸”;中国加速崛起,但面临赶超瓶颈;欧洲整体实力下滑,未来方向具有不确定性;俄罗斯乘乱谋势,地位有所提升;印度短板、弊端暴露,崛起势头受挫;日本奥运延后,有苦难言。疫后各国将忙于收拾残局、重定规划,既期待国际合作,又踯躅犹豫,观望等待,心态复杂。美国“单极时代”终结,中国尚无力同美国并称“两极”,多极化亦变换轨迹更加曲折。中美俄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更加明显,三边互动对重塑未来秩序至关重要。欧、日、印的战略自主一面有所加强。

   亚非拉等新兴力量群体性崛起势头受阻。中东疫情恐情油情叠加,前景更加暗淡,可能陷入“黑暗时代”;拉美既未把握百年变局加速改革发展,也未抓住时间窗口有效应对疫情危机,政治、经济、社会均呈现乱象,从上世纪末的“中等收入陷阱”滑向“发展方向迷思”;非洲长期依赖全球贸易和投资,加之公共卫生条件最差,一旦疫情出现暴发式增长,可能陷入人道主义灾难。“金砖”褪色,更难抱团。印度、巴西在美中俄欧间周旋,骑墙姿态明显。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关系整体面临新考验。

  

   二、世界经济全面衰退,离大萧条只一步之遥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基础。冷战后,得益于全球化、信息化带来的互联互通和总体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世界经济曾经一派繁荣,中国也因之实现崛起。但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出美欧经济的深层问题,揭示出全球化发展的不平衡性。美国摆脱危机的药方不是刮骨疗伤式结构改革,而是饮鸩止渴、转嫁矛盾,使“痼疾”未除,新病再发。奥巴马、特朗普等非传统政治人物粉墨登场,正是美国经济与政治关系错位引发社会极化的结果。欧洲债务危机未果,又遭遇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危机,祸不单行,经济形势始终没见起色。

   为“让美国再次伟大”,特朗普抛弃多边主义、国际主义、自由贸易,借助民粹主义,大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挑起中美贸易战,致全球化逆转,自由贸易遇阻。美国经济、股市靠霸凌和强权逆势上扬,但根基不牢,难以持久。世界经济则陷入整体性低迷,欧洲经济低位徘徊,俄罗斯经济不见起色,连一度被普遍看好的印度经济也骤然减速失速,中国经济开始进入“新常态”。

   疫情突发使世界经济雪上加霜。“世界工厂”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东亚,全球金融、科技、航空、娱乐中心美欧,均遭重创,亚非拉各大板块莫不伤筋动骨。世界主要经济体GDP 10%~30%不等的衰退,20%左右的失业率,均是数十年未见之惨象。世界经济衰退远超2008年金融危机,已是国际共识,下一步会否跌入1929~1933年式“大萧条”,则见仁见智。更可能的情况是介于二者之间,糟于2008,好过1929。1929~1933年“大萧条”持续时间长,最终甚至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经济体系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目前看,本轮危机导致上述狭义上的“大萧条”还不至于。但以常规的标准衡量(经济衰退两年以上、实际GDP负增长超过10%),陷入一般意义的经济萧条则非常可能。这大体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疫情发展。目前看,疫苗研制还无定数,投入市场至少还需1~2年,期间疫情还可能在印度、中东、拉美、非洲次第暴发,中美欧日都存二次暴发风险,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需求链重新整合遥遥无期。疫情不除,经济无望。二是国际合作。如果像2008年金融危机后G20峰会适时启动,并催生广泛深度的国际合作,则世界经济短期恢复并非天方夜谭,毕竟美国金融体系依然坚固,中国经济韧性异常强大,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基本面总体无大碍。但遗憾的是,疫情期间大国合作为竞争对抗所取代,促进经济发展最宝贵的信心大受冲击。如果疫后各国仍自行其是,尤其是美国依然大打贸易战,甚至强制性要求诸如呼吸机等产业回流,形成“现地生产、本地消费”新模式,或则无限度对华索赔追责滥诉从而引发国际政治新混乱,则全球贸易将继续下降,对外投资继续萎缩,世界经济的明天只会更糟。如是,大萧条难以避免,只是表现形式、灾难程度和持续长度有所不同而已。

   全球化时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各国都在一条船上。唯有祈愿对方好,才能自己好;只有同舟共济,才能共克时坚。G20视频峰会是主要经济体尝试合作的开端,未来还需要持续的努力。

  

   三、大国关系继续分化重组,中美关系的对抗性与牵引力更加凸显

   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大国关系分化重组是国际政治永恒的主题。本轮分化重组以中美关系为牵引,带动中美俄欧印日各大力量战略互动,其结果将深刻影响未来国际格局演变。

   疫情之前,中美关系已然生变, 美国对华接触让位遏制打压,两国战略竞争盖过战略合作,经贸摩擦、地缘博弈、涉台港疆藏斗争、意识形态对立成为常态,“新冷战”之声不绝于耳,“脱钩”之势加速演进。新冠疫情本应成为中美关系的缓冲器、减压阀或黏合剂,但阴差阳错,反倒成为加剧中美博弈的变压器、加速器或催化剂。其中有双方疫情不同步、情绪化互怼等偶然原因,但核心因素还是美国对华战略近年来发生根本性转变,即美国已经十分明确地将中国定位为主要战略对手,并动用“全政府”力量和手段对华遏制。除此之外,美国国内政治因素也推波助澜,为确保赢得连任,特朗普政府急于对华“甩锅”,转嫁矛盾,极端势力迫不及待上下其手,抹黑打压中国。冲刺大选的民主党拜登阵营也被迫加入对华示强的竞赛表演。可以预见,疫情、选情叠加下的中美关系可能会进一步恶化。美国反华强硬派所期待看到的中美敌对状态正步步变成现实。

   但中美对抗不会演变成冷战式的两极对立或阵营对垒。一则因为中美利益交融格局深厚,彼此都无法承受长期对立的代价;二则因为美国同盟体系和西方世界已今非昔比,欧美对华政策不尽同步,西方裂痕因疫情继续扩大,中欧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三则因为中俄关系总体坚固,美拉俄打中的愿望难以成真;四则因为日、印总体上仍希望左右逢源,两头得利。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不会走向“新冷战”,也成为不了“两极”。更可能的前景是,美国加紧构筑排华的“小圈子”,在金融、经贸、科技、产业链、国际组织等领域“退旧群”“建新群”,将中国事实上阻隔排除在外;中国则把“一带一路”和周边命运共同体做深做细做实,另辟蹊径,绝处逢生。由此世界可能形成分别以美中为核心的两个经济圈。其与冷战时期两大阵营、“两极对立”最根本的区别是,中美无法做到完全“脱钩”,竞争中有合作;他国无法完全依赖一方,合纵中需连横。

   在此情形下,中美竞争博弈格局进一步固化,不会因为美国大选结果而有根本改变。美欧日在联合制华方面有共同利益,但中欧日在挖掘关系潜力方面有巨大动力;美俄走近有策略需求,但中俄合作有战略驱动;美欧同盟关系基本格局一时难改,但彼此隔阂裂痕会进一步拉大;中日关系逐步缓解,中印关系稳中有忧。美国自毁形象,世界不指望其继续领导;中国大而未强,一时无法也无意替代美国;俄、欧、印等力量都不具备引领全球事务的能力或意愿。国际格局在未来三五年内将呈现“无极”“战国”“过渡”乱象,大国合作难度明显加大,中小国家被迫抱团取暖,在各自区域自谋出路的趋势可能有所加强。

   总体看,中国在运筹大国关系方面处于相对有利位置,这既是近年来持续不断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努力使然,也是作为战疫“大后方”为全球不断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担当赢来的地位。但有利位置不等于战略优势,疫情的演变、战略或策略的运筹、对外交往方式的运用、各国国内政治的变化等等,都存变数。一旦美欧疫情发展超出其心理承受极限,已然酝酿、炮制中的对华问责、索赔、施压声浪势必更加高涨,一批长期反华仇共人士必乘势而上,借疫情大做文章。中国本已木秀于林,此次又率先走出疫情最艰难的时刻,被围攻追缴的风险不能小觑。尤值警惕的是,非洲拉美一些国家因疫生怨,对华态度蛮横,加之被外部势力利用,债务减免、索赔问责之声也由小变大。这是中国与世界关系数十年未见的新态势。

  

   四、全球地缘战略格局进一步变化,亚太地区的中心地位更加明确

   自现代国际体系建立和全球化铺展以来,全球地缘战略中心在欧亚大陆、大西洋、太平洋地带轮转。二战结束以致冷战终结后一个时期,大西洋地区占据中心位置,美欧携经济、军事、政治优势,高呼“历史终结”,大举“北约东扩”,呼风唤雨,主导国际秩序。

但自新世纪始,尤其是伊拉克战争之后,美欧关系日显疏离,“大西洋越变越宽”,中国崛起则拉开了世界权势东移的序幕。由此带动东北亚复兴、东南亚振兴、印度崛起,亚太成为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地区。而朝鲜半岛、东海、南海、台海地区安全形势起伏不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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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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