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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志:论宪法在我国民事案件中的适用——以新闻侵权案件为例

更新时间:2005-09-07 21:23:15
作者: 王德志  

  

  [摘 要]我国的新闻侵权案件可分为两类:其中一类为表达自由与名誉权或隐私权的冲突;另一类则为表达自由与公共权力的冲突。从法律关系的性质看,体现表达自由与公共权力冲突的新闻侵权案件,不是民事案件,而是宪法案件;纠纷双方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而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宪法关系。公民或媒体享有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权,而接受这种监督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宪法义务。所以,对这类案件中侵权行为的认定,不应当适用民法的归责原则,而应当适用宪法的归责标准。

  [关键词]民事案件 新闻侵权 宪法监督权

  

  一、新闻侵权案件的类型

  

  1987年我国《民法通则》颁布以来,新闻单位或者个人利用报纸、刊物、广播电视、新闻电影、网络等新闻传播工具,侵害公民、法人人格权的纠纷日益增多。这些侵权案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体现为表达自由与公民、法人的人格权之间的冲突;另一类体现为表达自由与国家权力如行政权、司法权之间的冲突。其中,第一类案件又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言论自由与名誉权的冲突。如,1992年10月,许建海以笔名“非也”在《中国电影报》发表评论文章《不只是说方义华》。该文以方义华创作的部分电影为例,评论了当时我国主旋律电影创作中存在的一些缺陷。许建海在文章中评论方义华编剧的几部电影“缺乏深刻思想内涵,缺少鲜活独特的人物形象,而显得粗糙、平淡、浅薄。原本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变成剧本中刻板干巴的概念”。他提出:在“反对某些人大肆炮制伪劣娱乐片的同时,同样要反对某些人借主旋律的幌子,丝毫不讲究艺术质量的做法。”在全文的结尾处,许以工商界的打假防伪为例,认为:“一个人笔耕勤奋并不是坏事,但关键还在于质量。优质高产叫做丰收,劣质多产叫做泛滥。”方义华认为此文的上述内容侵犯了其名誉权,遂向法院起诉。结果原告在二审法院被判败诉。

  法院的判决理由是:公民依法享有名誉不受侵犯的权利,同时也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不只是说方义华》一文的中心思想是评论我国的部分主旋律电影质量不高,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不完满的问题;旨在提醒电影创作人员、生产决策人员要予以重视。该文以公开指名的方式提到方义华本人的作品及创作活动,主要是将其作为一种现象来加以分析评论。虽然个别用词略显尖刻,使方义华个人感情受到影响,但仍属于文艺批评的范畴。对于一种社会现象或一部作品,应该允许进行正常的、善意的批评议论。[1]

  第二,学术讨论自由与名誉权的冲突。如,1998年5月28日至6月4日,《羊城晚报》第740期发表了刘鸿志的署名文章《“好汉”与“王大娘”咋就这么像》。文章指出:“从《好汉歌》的旋律来看,几乎与《王大娘》调完全一致。”同年6月8日,《法制文萃报》在总第406期上转载了该文,并使用了“《水浒传》的主题曲《好汉歌》竟是剽窃之作”的标题。1998年7月5日,《好汉歌》的曲作者赵季平以侵犯名誉权为由,将刘鸿志等告上法庭。

  法院认为,赵季平为《水浒传》写作主题曲《好汉歌》时,汲取了《王大娘补缸》等民间音乐素材并加以艺术发挥和再创作,是专业作曲中正常的创作手法。刘鸿志撰写的《“好汉”与“王大娘”咋就这么像》一文,提出了《好汉歌》与《王大娘补缸》这一民间小调风格相似的观点。《羊城晚报》后又陆续刊登《“好汉”咋就不能像“王大娘”》等不同观点的文章。此过程是在新闻媒体上所进行的由《好汉歌》的音乐创作问题引起的学术讨论。因而,刘的文章总体上仍属于学术讨论的范畴,不构成对原告赵季平名誉权的侵犯。但应指出,学术讨论应当坚持严谨的学术精神和使用规范的语言。而刘在文章中使用的语言比较尖刻,法制文萃报在转载时加了“竟是剽窃之作”的标题。对此,均应予以批评。[2]

  第三,文艺创作自由与名誉权、隐私权的冲突。如,1998年9月,张勇、曾清炎等人状告《湖北日报》、《襄樊日报》和作者程天友,认为被告程天友利用职务之便,盗用工作中获悉的当事人的隐私,以自己的主观臆测和世俗偏见,虚构情节,在《湖北日报》和《襄樊日报》上发表文章《校园惊梦》和《他只是想玩玩》,歪曲事实,丑化原告,侵犯了原告的隐私权和名誉权。

  法院的终审判决认为,本案系纪实文学作品侵害名誉权纠纷。公民有进行文学作品创作的自由,通过文学作品揭露和鞭挞社会丑恶现象,应受到法律保护。但法律同时禁止任何人利用文学创作的形式故意或过失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并判决原告胜诉。[2](181)

  在彭惠芳诉中国连环画出版社、王培坤侵害名誉权一案中,法院的判决几乎使用了完全相同的措辞,认为公民有权进行文艺创作,通过文艺作品鞭挞社会丑恶现象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职责,应受法律保护。但法律同时禁止任何公民利用文艺创作的形式借事毁人,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并判决连环画《乐极生悲》的作者和出版单位承担侵权责任。[1](215)

  在王国藩诉古鉴兹、中国作家出版社侵害名誉权纠纷案中,法院也认为,公民正当的文艺创作行为应受法律保护,但是在创作文艺作品时不得损害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并判决小说《穷棒子王国》的作者和出版单位承担侵权责任。”[1](237)

  第二类新闻侵权案件也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表达自由与行政机关名誉权的冲突。如,1988年7月11日,《法制日报》刊登题为《执法机关岂能滥用权力》的批评性报道,认为广西三级工商部门在处理贺县工贸实业公司锡矿砂一案中,违反仲裁程序,收取办案费用,并在裁定未生效前即处置扣押物品。1989年9月,广西三级工商局状告《法制日报》,认为其刊登的文章主要内容失实,对原告工作进行贬低,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法院关于该案的两审判决均认定,《法制日报》刊登的文章主要内容失实,对原告工作上的批评和指责侵害了广西三级工商局的名誉权。但值得注意的是,原告在处理工贸实业公司锡矿砂案中,确有违反程序办案 ,收取办案费用的问题。[3]

  第二,表达自由与国家工作人员名誉权的冲突。如,1988年,河北省遵化市政法委干部王春林起诉《法制日报》、《农民日报》及其记者,认为被告刊登的报道《执行政策者何罪之有》、《有这样一起故意伤害案》歪曲事实,侮辱其在指导审理高永生、高永余伤害案中“以人化法”,把依法办案说成是“违法办案”,把依法行使职权说成是“徇情枉法”,把组织有关人员研究讨论调解意见说成是“县委政法委书记王春林格外关心”,把正常的接待上访、信访问题说成是“朝中有人好办事”。

  法院的判决认为,报社记者负有对国家党政机关、公务人员进行舆论监督的职权。正当行使这种职权的行为应受到法律保护。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自觉接受正当的舆论监督,但亦享有其名誉不受非法侵害的权利。被告的两篇报道部分内容失实,构成对原告名誉权的侵害。[1](168)

  再如,1994年9月,《南方日报》、《深圳法制报》以《嫖娼受罚》、《好风流》、《惹了一身骚》为题披露了广西北流市考察团抵达深圳,考察期间,考察团团长即北流市副市长梁成斌等三人,“勾搭暗娼,嫖宿淫乱”,被公安机关查处。经查证,梁与同伴在深圳请“三陪小姐”三陪,期间其同伴与三陪小姐从事淫乱活动被公安机关处罚,但未发现梁有淫亵行为。梁以捏造事实为由起诉作者侵犯其名誉权。在二审程序中,原 被告双方当事人以和解的形式结案。[4]

  第三,表达自由与司法机关名誉权的冲突。如,1995年3月,《民主与法制》杂志刊登了《一场耐人寻味的官司——工人日报被诉名誉侵权案》一文。其后不久,福田区法院以该文对该案的“审理活动和判决结果肆意歪曲,严重侵害了本院名誉”为由,以原告身份向深圳中级人民法院起诉。1995年7月,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认为“原告福田区人民法院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专门机关,审判机关的活动,直接体现着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维系着国家机关的形象和权威。”《民主与法制》杂志的文章构成了对福田区法院名誉权的侵害,责令被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并赔偿经济损失 5000元。[5]

  

  二、第一类新闻侵权案件的审理

  

  在第一类新闻侵权案件中,纠纷双方的主体地位平等,从法律关系的性质看,属于以权利义务平等为特征的民事法律关系。在这种法律关系中,表达自由并不享有优先地位,公民或者媒体在行使表达自由的时候,应当谨慎注意表达自由的界限,必须履行尊重他人的名誉权、隐私权的义务,不得故意或者过失侵犯他人的人格权,否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的时候,应当适用我国《民法通则》中的过错责任原则来认定侵权行为的构成,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的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但是,在审理第一类新闻侵权案件的时候,法院仍然应当注意表达自由与人格权之间的平衡,不能把正当行使表达自由的行为认定为侵权行为,既要保护当事人的人格权,也要保护当事人的表达自由。为了正确适用《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关于审理名誉侵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在回答“因撰写、发表批评文章引起的名誉侵权纠纷,应如何认定是否构成侵权?”的问题时,明确指出:“因撰写、发表批评文章引起的名誉侵权纠纷,人民法院应根据不同情况处理:文章反映的情况基本真实,没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的,不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文章反映的问题虽基本真实,但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使他人的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文章的基本内容失实,使他人的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在回答“文学作品引起的名誉纠纷,应如何认定是否构成侵权?”时,指出:“撰写、发表文学作品,不是以生活中特定的人为描写对象的,仅是作品的情节与生活中某人的情况相似,不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描写真人真事的文学作品,对特定人进行侮辱、诽谤或者披露隐私损害其名誉的,或者虽然未写明真实姓名和住址,但事实是以特定人或者特定人的事为描写对象,文中有侮辱、诽谤或者披露隐私的内容,致其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为侵害名誉权。”这两项解释都是在寻求言论自由、文学艺术创作自由与名誉权、隐私权之间的平衡,使表达自由的界限具体化,那就是反映问题基本真实,没有侮辱、诽谤或者披露他人隐私的内容。这些规定体现了宪法的精神,为各级法院正确审理名誉侵权案件提供了必要的指导。

  由此看来,在第一类新闻侵权案件的审理中,宪法适用的空间较小。因为纠纷双方的法律关系是民事关系而不是宪法关系,法院应当适用民法的归责原则认定侵权行为的构成;同时,我国相关的司法解释已经把保护表达自由的精神融入其中,法院适用民事法律可以正确处理表达自由与人格权的冲突。但这并不是说,在审理这类案件时不会涉及宪法条款,更不能说宪法对于这类案件的审理没有价值。

  首先,被控告侵权的当事人可以把宪法条款作为抗辩理由,论证自己行为的合法性与合宪性,使自己的理由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上,以对抗诽谤之诉。

  其次,法院可以把宪法条款作为判决书的论证资源,使判决结论既符合民法的规定,又符合宪法的精神。在这方面,法院的一些判决书已经提供了很好的范例。例如,在方义华诉许建海侵害名誉权的案件中,法院以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为依据,保护了许建海“个别用词略显尖刻”的批评性言论。而言论自由的法律根据显然是我国《宪法》第35条的规定。在赵季平诉《羊城晚报》等侵害名誉权的案件中,法院保护了被告的学术讨论自由,而这种自由在民法中也是找不到根据的,只能是我国《宪法》第47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的自由”。在张勇等人诉《湖北日报》、《襄樊日报》及作者程天友侵犯名誉权、隐私权一案中,法院的判决同样肯定:“公民有进行文学作品创作的自由。”这种自由的法律根据也是《宪法》第47条。在该案中,法院一方面肯定了宪法自由应受保护,另一方面又指出了宪法自由的界限。即“公民有进行文学作品创作的自由,……但同时法律禁止任何人利用文学艺术创作的形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利。”在彭惠芳诉中国连环画出版社侵害名誉权案和王国藩诉古鉴兹、中国作家出版社侵害名誉权案中,法院的判决书均有类似的措辞。那么,这种措辞的法律根据又是什么呢?这个答案还要到宪法中去寻找,那就是我国《宪法》第51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权利和自由的时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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