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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哲生:十七世纪西方耶稣会士眼中的北京

——以利玛窦、安文思、李明为中心的讨论

更新时间:2015-03-26 15:20:07
作者: 欧阳哲生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17世纪是中西关系发展取得重大突破的一个世纪。北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占有中心地位。经考证17世纪来京的耶稣会士为76人,其中有些留下了在京观察、生活的文献纪录,它们是西方世界了解北京的第一手珍贵材料,亦是研究明末清初北京与中西文化交流关系的重要历史文献。《利玛窦中国札记》及其书简是17世纪初期耶稣会士"北京经验"的历史纪录,安文思的《中国新史》表现了17世纪中期耶稣会士眼中的北京,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展现的是17世纪后期耶稣会士视野中的北京形象。这三部著作组合在一起,建构了一幅较为完整的17世纪西方耶稣会士的北京画像,奠定了西方北京学知识谱系的重要基础。

   【关键词】17世纪/耶稣会士/北京/利玛窦/安文思/李明

  

   明末清初年间西方来京人员主要出自两途,一是传教士,二是遣使。其中传教士又以耶稣会士人数尤多。由于各种原因,17世纪进入北京的西方传教士留下其在京观察、生活纪录者并不太多,利玛窦、安文思、李明是这颇为稀见名单中的三位代表。他们有关北京的著述,不仅留下了当时西方耶稣会士观察北京的亲历经验,成为西方世界了解北京的第一手珍贵材料;而且为我们考察明末清初北京提供了在中文文献中不易见到的另一面,是我们研究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历史文献。

   17世纪西方耶稣会士的"北京经验"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在北京的实际生活经历,包括与朝廷的关系、与士人的交往和传教经历,它常常是中西关系史或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对象;二是对北京的所见所闻实录,特别是对北京城的基本面貌的描绘,它构成西方北京知识谱系的来源,是西方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通过对北京的"城市阅读",认识和评估中国的政府机构、政治制度、经济状况、科技水平和风俗习惯,这是一项跨文化研究,属于"形象学"的研究范围。现有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第一方面,① 故本文侧重对第二、三方面内容的探讨。

   一、17世纪来京耶稣会士概述

   检索法人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和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两著,从1598年利玛窦首次入京开始,到1700年成立在华法国耶稣会士传教区这一百多年间,西人以耶稣会士身份来京知名者,约为76人,现将这份名单从两书列传中辑出。② 按他们来京时期,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598年利玛窦入京至1644年明亡,共有18位耶稣会士来京,他们是:利玛窦(意)、郭居静(意)、龙华民(意)、庞迪我(西)、李玛诺(葡)、费奇规(葡)、熊三拔(意)、阳玛诺(葡)、金尼阁(法)、艾儒略(意)、毕方济(意)、傅汎际(葡)、邓玉函(德)、汤若望(德)、罗雅谷(意)、方德望(法)、陆若汉(葡)、万密克(德),其中龙华民、汤若望、方德望到清初仍居京,成为跨越明清两朝的在京耶稣会士。利玛窦是这一阶段的中心人物。

   第二阶段从1644年清军进京至1666年汤若望病逝,共有30位耶稣会士来京,他们是:安文思(葡)、利类思(意)、瞿洗满(葡)、聂伯多(意)、郭纳爵(葡)、何大化(葡)、潘国光(意)、李方西(意)、卫匡国(意)、穆尼阁(波)、金弥格(法)、张玛诺(葡)、成际理(葡)、汪儒望(法)、洪度贞(法)、刘迪我(法)、聂仲迁(法)、穆格我(法)、穆迪我(法)、柏应理(比)、苏纳(德)、毕嘉(意)、白乃心(奥)、殷铎泽(意)、陆安德(意)、鲁日满(比)、瞿笃德(意)、南怀仁(比)、恩理格(奥)、闵明我(意)。内中安文思、利类思是作为战俘押解至京,还有21位系因1665年教案从各地遣送北京。③ 汤若望是这一阶段的中心人物,人们称此时期为"汤若望时代"。

   第三阶段从1666年汤若望病逝至1700年,共有28位耶稣会士来京。他们是:皮方济(葡)、徐日升(葡)、李西满(葡)、罗历山(意)、马玛诺(葡)、苏霖(葡)、安多(比)、塞巴斯蒂昂·德阿尔梅达(葡)、④ 洪若翰(法)、白晋(法)、李明(法)、张诚(法)、刘应(法)、郅维铎(葡)、郭天爵(葡)、卢依道(意)、李国正(葡)、纪理安(德)、法安多(法)、费约理(意)、鲍仲义(意)、何多敏(意)、翟敬臣(法)、巴多明(法)、南光国(法)、雷孝思(法)、卫嘉禄(法)、罗德先(法)。⑤ 中心人物先后为南怀仁、徐日升和张诚。1688年法国5位"国王的数学家"耶稣会士来京和1698年白晋带来的数位耶稣会士,使法国耶稣会士在人数上骤然增多,其所形成的"规模效应"明显对葡萄牙在中国原有的保教权构成挑战。⑥

   从上述名单可见,17世纪来京的耶稣会士共计76人,约占同时期来华耶稣会士的三分之一,这与16世纪西方耶稣会士基本局限在东南沿海等地活动的历史格局大为不同。17世纪耶稣会士经过一个世纪的努力,深入腹地,进入北京,形成了一个散布中国境内12个省份的传教网络。⑦ 16世纪澳门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或中转站,到17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实已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从所属国籍或民族看,意大利22人,法兰西21人(其中1688年以后12人),葡萄牙20人,德意志5人,⑧ 比利时4人,奥地利2人,波兰1人,西班牙1人。耶稣会士的这种国籍分布与其在欧洲的发展情形基本一致。⑨ 意大利、葡萄牙人在17世纪前80多年居有优势,随着1688年法国"国王的数学家"五位耶稣会士的到来,法兰西人后来居上,到18世纪后逐渐取代了前此意大利、葡萄牙人的地位。耶稣会于1551年创立印度果阿管区,管辖范围包括中国、日本和葡萄牙在东方的领地,从1582年-1698年中国历任副省会长共有23位,内中有18位在京传教,⑩ 这说明北京已成为这一时期来华耶稣会士的重心所在。

   耶稣会士来京之缘由:一为皇帝所召。这些人约占来京的耶稣会士一半,大多身怀一技之长,或修历,或以数学、音乐、美术见长,或充当翻译,他们驻京时间相对较长。邓玉函、汤若望、南怀仁、闵明我、徐日升、安多等先后执掌钦天监。二为被押解至京师。1665年因教案被押解抵京者就有21人,这些人居京时间甚短,且无行动自由,被监禁在东堂达两月之久,"方奉旨定断:除南怀仁等四教士仍得留居京师外,其余俱遣发广东交该省总督看管"。(11) 真正自由游历来京或潜入京城者绝少。与西方来京的其他传教士教派相比,耶稣会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

   在来京的西方耶稣会士中,其中有一部分在京身殁,死后葬在北京西郊的栅栏墓地,他们是:利玛窦(1610)、邓玉函(1630)、罗雅谷(1638)、龙华民(1654)、郭多明(1665)、汤若望(1666)、安文思(1677)、利类思(1682)、南怀仁(1688)、郭天爵(1694)、翟敬臣(1701)、南光国(1702)、樊继训(1703)。(12) 他们成为北京的"永久居民",是17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除耶稣会士外,其他还有方济会士、多明我会士来京,其中因1665年教案来京的方济会士1人,多明我会士4人。(13) 不过,当时方济会在京尚未自立教堂和设立教会组织。(14) 这与方济会、多明我会的传教策略有关,他们比较注重在下层民众和地方传教,在"中国礼仪之争"中更是与利玛窦的"适应策略"持相反意见。(15) 而耶稣会注重在上层官僚和士人中传教,利玛窦在北京获得居留权后,就"打算建立基督教国家高度文明教养中心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永久密切联系,片刻也不怀疑只要争取到知识分子,全中国也就争得了"。(16) 因此,耶稣会士始终以在北京发展教徒、争取上层的认可和支持作为自己的目标。

   二、利玛窦的"北京经验"

   北京作为"东方文明的交汇点",她所展现的宏大与辉煌,始终是诱惑西方的一盏明灯。利玛窦是我们迄今所知进入北京的第一位西方耶稣会士,此举在西方人看来是"登上了月球"。(17) 在外人不得随意进入内地游历的背景下,其进京确是充满了神秘和传奇。因此,利玛窦的"北京经验"作为一个范本,向后来的耶稣会士解答了三个问题:一是如何进入北京?二是如何在北京留下来长期居住?三是如何在北京开展传教活动?利玛窦留下的日记、书信及其回忆录,为我们探讨这些问题,提供了较为完整的答案。

   利玛窦从进入中国境内起,就将进入北京、请求皇帝允准传教作为自己的目标。1595年他在南昌传教时曾获得一个陪伴兵部侍郎石星进京的机会,然而事情的进展并不如意,他走到南京就被迫止步了。他向罗马方面报告这一消息时,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想要进京的强烈愿望。(18) 利玛窦第一次进京是1598年从南京乘船沿大运河北上,途经江苏、山东、直隶三省。通过此行,利氏对大运河在向北京供应物资方面所发挥的功能有了清晰的了解,这也许是利氏"北京经验"的最早收获。(19) 利氏的另一个收获是对沿途所经重要城市的纬度作了精确测量,其中北京40度,"这就纠正了那些只凭想象认为北京位于纬度50度的人的错误"。而从南京到北京的距离为3335视距尺。(20) 这大概是西人第一次对于南京至北京的距离和纬度的精确测算。(21)

   9月8日利玛窦进入北京,这一天正是圣母圣诞节的前夕。进入利玛窦视野的北京城,与此先他所居住的南京城风格迥然不同,他对这两座城市做了比较:

   城市的规模、房屋的规划、公共建筑物的结构以及防御都远不如南京,但人口、军队、政府官员的数目则超过南京……皇宫建筑在南墙之内,象是城市的一个入口,它一直延伸到北墙,长度贯穿整个的城市并且一直穿过城市的中心。城市的其余部分则分布在皇宫的两侧。这个皇帝的居处不如南京皇宫宽阔,但它建筑的雅致和优美却由于它的细长的线条而显得突出。由于皇帝不在那里,南京已逐渐衰微,象是一个没有精神的躯壳,而北京则由于有皇帝在而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22)利氏特别留意到北京人"在多灰尘的季节"戴面纱的习俗,"面纱的质料非常精细,可以看见外面,但不透灰尘"。"戴面纱的习惯对神父们是恰合时宜的。在战争岁月里,外国人走在街上多少有些冒险,但是戴上面纱,他们可以愿意到哪里就去哪里,不受干扰地旅行。"(23) 面纱竟然成了掩护神父们活动的面具。

   像马可·波罗一样,利玛窦对北京居民使用的燃料--煤发生了兴趣。"这是一种从地下挖出来的化石焦,象列日(Liege)附近的比利时人所用的那种一样。"(24) 第一次进入北京,利玛窦遇到的一个难题是持有汇票却不能在北京兑现,(25) 这反映了当时中西方汇兑制度的差异和隔阂。

   利氏本人对于北京之行的报告现未公布,详情不得而知。美国神父邓恩后来如是评价利玛窦第一次北京之行:

   这一次的北京之行,使利玛窦对作为明王朝都城的北京,其政治上的作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使他更加确信传教工作需要耐心和慎重,同时也坚定了必须建立一个可靠的联络网的信念。这趟旅程也使他们获得了其他方面的知识。在一路北上的途中,利玛窦和郭居静以太阳为参照物,测算出他们所经过的大城市所在的纬度,他们还以中国的"里"为长度单位,测量出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距离。到了北京之后,根据这些数据,利玛窦认为当时的中国与马可·波罗所讲的"契丹"是一个国家。(26)以后,耶稣会士在利玛窦的基础上继续工作,"通过比较和研究在中国、印度以及欧洲所发生的一系列的月食的观察结果,熊三拔确定了北京的经度。与此同时,庞迪我也计算出了从广东到北京的多数主要城市的纬度"。(27)

1600年5月18日利玛窦第二次获机从南京北上,不料在天津遭到太监马堂的扣压,经过神宗的"御批"才得以放行,并终于在1601年1月24日到达北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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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京)2011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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