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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晓光: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回顾与思考:以两国总理会谈为中心

更新时间:2015-03-15 22:05:56
作者: 林晓光 (进入专栏)  

  

   林晓光: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教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中文提要: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步入"不惑之年"的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在稳定和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各种各样、一时难以妥善解决的结构型矛盾问题。特别是日本政府妄图以"国有化"的方式在法律上、事实上强化对中国领土钓鱼岛的窃取和侵占,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大局受到巨大冲击,因而激起了中方的强烈反对和坚决反制。这一事态再次证明了中日关系的复杂性、脆弱性和不确定性。如何从国家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出发,妥善和理智地处理、至少是有效地掌控中日之间众所周知的结构性问题,使之不至于频频激化摩擦乃至于干扰和冲击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大局,是中日两国都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40年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艰难历程,以及周恩来在其中的作用,反思这一过程中的利弊得失,并就其中当时双方反复协商、甚至激烈争论的一些主要问题,做进一步的说明、解读和反思,也许可以为我们处理当前中日关系的结构性问题,提供历史性的思想资源。

   关键词:中日邦交正常化  对日政党外交   中日总理会谈

  

   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步入"不惑之年"的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在稳定和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各种各样、一时难以妥善解决的结构型矛盾问题。特别是日本政府妄图以"国有化"的方式在法律上、事实上强化对中国领土钓鱼岛的窃取和侵占,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大局受到巨大冲击,因而激起了中方的强烈反对和坚决反制。这一事态再次证明了中日关系的复杂性、脆弱性和不确定性。如何从国家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出发,妥善和理智地处理、至少是有效地掌控中日之间众所周知的结构性问题,使之不至于频频激化摩擦乃至于干扰和冲击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大局,是中日两国都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40年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艰难历程,反思这一过程中的利弊得失,并就其中当时双方反复协商、甚至激烈争论的一些主要问题,做进一步的说明、解读和反思,也许可以为我们处理当前中日关系的结构性问题,提供历史性的思想资源。

   一、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有关政治、外交与国际法的问题

   中日邦交正常化虽然是涉及到两个国家之间关系的建立或恢复的双边问题,但由于中日关系的任何发展变化都不可避免地带来超越双边框架的国际影响,因此也是影响亚太地区走势和国际格局演变的重大地缘战略问题、国际关系问题,所以双方进行邦交正常化的谈判也就不能不主要涉及到与政治外交和国际法相关的各种问题。

   1、中日两国关于邦交正常化问题的不同认知和考量

   中日两国在关于邦交正常化的谈判中,所涉及到的国际法问题主要有二个:一是"日台和约"问题,二是《旧金山和约》问题,两者虽然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文件,但作为20世纪50年代产生、并对战后国际政治体系和中日关系都具有重大影响的文件,彼此之间又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特别是都涉及到台湾问题。其中"日台和约"由于规定了战后日本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并同时断绝了日本与中国的官方关系,由此而成为阻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大障碍。中日两国要实现邦交正常化,就必须在双边谈判过程中对这一问题以及与之关联的战争状态结束、战争遗留问题等做出妥善的处理。因此,如何处理"日台和约"成为中日双方必须首先解决的一个难题。中方为解决这一问题而提出的方案是,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原则"(1972年4月,春日一幸委员长率民社党代表团访华,同中日友协发表了联合声明,提出了中日复交三原则: (1)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2)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以废除。)的基础上,同时充分考虑到日方的困难,采取双方都同意的方式加以解决。把这三原则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必要先决条件,说明中方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始终放在第一位序来考虑的核心问题,就是自始至终坚持"一个中国"基本立场,有利于祖国的统一和台湾问题的解决。这是一种从政治外交出发、在战略的高度上考虑和处理国际问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而"双方都同意的方式"实际上就是要求日方像中方那样避免纠缠于繁琐的法律文书,通过最高决策层的政治决断排除国内政治的干扰尽快,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其实,中方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也曾试图以法律的形式实现中日建交、全面解决中日关系问题,因此一方面批评《旧金山和约》、"日台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以废除",要求在废除"日台和约"的前提下,缔结中日之间"结束战争状态"的和平条约,作为全面"法律解决"的必要形式,并指令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沈平与日方信件联系,提出官方对话以谈判建交问题的建议。但在美苏冷战、两极争霸的国际格局,以及美日安保体制的制约下,中国外交的积极努力未能取得预期的成效,说明中方发展对外关系、走上国际舞台的努力,遇到了由《旧金山和约》等战后国际法文件所奠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制约,促使中方不得不寻找突破既有国际法体系限制的"法律解决"以外的政治外交方式。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尤其是中美两国超越既有国际法文件的制约,创造性的达成了以"上海声明"为代表的政治解决方式,不仅开创了处理国际关系的新模式,也为中国领导人用同样的"政治解决"方式来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提供了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成功经验和现成模式。

   而战后以来在既有国际法体系内充分享受到发展红利的日本政府,更多地基于认同和继承"日台和约"之有效性、合法性的出发点,试图在"法律"的继承性框架内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自民党的三木武夫与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在出马竞选自民党总裁时结成攻守同盟,三木要求在达成的"三派协定"中写入"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和平条约为目标进行谈判"的内容,但遭到外务省的强烈反对,认为这有违佐藤政府一再表明的"日中和平条约"谈判以及日中之间的战后处理问题已经由"日华和约"完成的见解,担心主动提出与中国谈判缔结和约,将导致"失去对中国的交涉牌"。因此田中被指名为首相之后即准备组阁、拟任命大平正芳为外相,也向大平表示自己不赞成缔结一项宣布"日台和约"无效的"日中和平条约",大平对此完全同意。因为即将出任外相的大平很清楚,中国的立场是"日华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必须处理结束战争状态和战争赔偿问题;但日方立场是,根据这个条约,中日之间的战争状态终结和赔偿要求问题已经由"日台和约"处理完毕。尽管中日两国的主张截然对立,但日方决不能放弃"日台和约"之有效性、合法性的"法律解决"立场,不过可以考虑通过"政治解决"形式,摸索出能够给双方的各自解读留出充分空间的政治表述,达成共同的外交文件。  这种"法律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的构想,实际上是日方党、政决策层的共识,无论是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之类的政治家,还是外务省的官僚们都不例外。

   田中首相为访华做了充分的准备。首先是心理准备。他对大平外相说:"大平君,我们搞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人生一世,花开一季,人总是要死的,要死就一起死吧,我是有这个准备的。"这样的决心使他冲破了国内亲台势力的强力阻挠。其次是案头工作。田中找来大量有关中国的书籍,其中包括《毛泽东,他的诗和人生》、《周恩来--中国幕后的杰出人物》、《周恩来谈日本》、《日中问题》以及《中国手册》、《中国指南》等,仔细地研究和了解中国,以及他将面对的谈判对手--毛泽东、周恩来,就连当时的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也是他认真研究的对象。

   直接负责外交事务的日本外务省,也为研究有关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诸多课题而组建了专门的研究小组,由国际法局局长高岛益郎、条约课课长栗山尚一、中国课课长桥本恕等人组成,对有关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各个问题以及中方草案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其研究结论:1、日中邦交正常化必须兼顾"日华和约",因为在法律上,"日华和约"已经宣告"日中之间的战争状态结束",因此中方草案关于 结束"战争状态"的表达不妥当。2、中方草案所提之 "复交三原则"之一明确指出"日华和约"非法、无效、必须废除,日方无法认同,因为日方立场是"日华和约"迄今为止是有效的,只能在日中联合声明发表时以"失效"处理。3、日本可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是中方立场,日方表示"理解、尊重"。4、中方草案宣布"放弃"战争赔偿要求,如果日方赞同就等于承认中国还有对于战争赔偿的"要求权",由于"日华和约"及其附属议定书有台湾方面放弃赔偿请求的条款,所以战争赔偿问题也已解决,日中联合声明不应该再提及这一问题。5、中方草案的"反霸条款"是中国用来牵制苏联的,日方不应介入中苏争端,应尽可能从日中联合声明文本中去除"反霸条款"。  日本政府决心用"法律解决"而非"政治解决"的方式处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国际法难题,即:坚持"日台和约"的有效性、合法性,与台湾当局"终止外交关系"但不损害既存的经济文化人员等各方面的联系,利用中国的不统一来牟取政治经济利益。

   从中日双方为邦交正常化谈判所配备的班子成员来看,也说明了双方对于谈判的不同思路和准备。中方组成了以外交部副部长符浩为负责人的接待和谈判班子,下设政治组(姬鹏飞\韩念龙负责)、后勤组、新闻组、简报组、通讯组、安全组,却没有专门的法律组,担当具体谈判事务的人员只有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等从事国别事务的官员,却没有精通国际法和条约法规的专家,是一个着眼于"政治解决"的人员结构。日方为"法律解决"做了充足的准备,配备了强有力的人员班子。除了首相、外相、内阁官房长官等政治家之外,从事具体谈判和文件起草的不仅有熟悉中国事务的亚洲局长、中国课长,还有精通国际法的国际法局局长、条约课长。可见日方对于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的基本思路,就是通过"法律解决",坚持"日台和约"的有效性、合法性,以含混的法律文件用语实际上拒绝中国关于明确结束战争状态、承认战争责任、承担赔偿义务、放弃废除"日台和约"、缔结中日和约的要求,只是在形式上承认和满足中国政府对于全中国的主权和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尊严要求,并在此基础上实现邦交正常化,开始中日关系的新篇章,但事实上继承"日台和约"关于结束战争状态和放弃赔偿要求的实质内容以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如此一来,中日两国之间的"战后处理"虽然具备了法律形式和政治意义,但却缺失了明确战争责任和赔偿义务的具体内容。

1972年9月9日,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负责人、自民党众议员古井喜实携带由外务省研究、拟订的日本政府草案访华。古井到达北京后的第二天即与廖承志会谈,向中方提出了《日中联合声明纲要日方基本方针要旨》的草案文本,主要内容有:日中首脑举行会谈后,将达成协议的事项作成联合声明文本,联合声明不必提交国会审议批准,只是作为应向国会报告的事项;在联合声明的前言部分,可以写入日本对过去的战争表示深切遗憾和反省之意;正文部分写入"两国政府确认战争状态终结"、"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权"、日本理解和尊重中国关于"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立场、"中国放弃对日赔偿请求权"等内容。双方签署联合声明后,由日本外相正式公开宣布"日台和约"的失效,日台终止"外交关系",但这些内容不必写入联合声明。  中方接获日方草案后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与我方草案虽然还有较大差距,但并非截然对立、无法解决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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