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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晓光:40年前的较量与博弈:中日邦交正常化研究——以外长谈判为中心

更新时间:2015-03-15 22:00:37
作者: 林晓光 (进入专栏)  

  

   林晓光: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教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内容提要: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2013年是中日和约签署35周年,步入"不惑之年"的中日关系在稳定和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一时难以妥善解决的结构型矛盾问题。在钓鱼岛问题导致中日关系的紧张和僵局之际,如何维护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大局,如何妥善和理智地处理、至少是有效地控制中日之间众所周知的矛盾问题,使之不至于频频激化摩擦乃至于干扰和冲击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大局,是中日两国都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40年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艰难历程,反思这一过程中的利弊得失,并就其中当时双方反复协商、甚至激烈争论的一些主要问题,做进一步的说明、解读和反思,也许可以为我们处理当前中日关系的结构性问题时,提供历史性的思想资源。

   关键词:中日邦交正常化 外长谈判 中国对日外交

    

   日本外务省依据《情报公开法》,于2002年公开了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双方会谈的有关档案,其中包括周总理与田中首相的4次政府首脑会谈记录,姬鹏飞外长和大平外相的3次会谈记录,以及以"竹入笔记"而闻名于史的周总理与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的3次会谈记录。这些档案的解密和公开为我们研究40 年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以及中日关系史,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如果说中日首脑的会谈主要是谈双边关系的宏观问题和邦交正常化的原则方针,那么中日两国外长的会谈则主要是把两国首脑会谈确定下来的原则方针,用双方都能接受的语言文字形式表述出来、记入联合声明。由于中日双方对于邦交正常化的实现路径存在思路和模式的不同,以及对于关键词汇的理解差异,双方在3次外长会谈中展开了可以说相当激烈的交锋,毛泽东称之为"吵架"。最终双方各自采取了灵活态度,达成了双方认同的联合声明文本。

   一、第一次中日外长谈判:博弈与攻防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会谈包括两大组成部分:政府首脑会谈和外交部长会谈。在中日两国首脑会谈期间,中日双方外长(姬鹏飞-大平正芳)也于1972年9月26日--27日举行了多次会谈(其中三次正式会谈,一次非正式会谈)。这几次会谈的议程和目的,主要是根据两国政府首脑达成的原则性意见和政治决断,就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的文句措辞、表述方式进行商讨协调。如果说,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诸多问题中,在涉及到第三国和国际关系的时候,中方关注如何应对苏联威胁,日方关注如何维系日美同盟,双方的关注点并不一致,对于苏联和美国的看法只是存在分歧,但并未展开争论的话;那么在中日之间进行反复讨论、甚至激烈争论的主要是"日台和约"的法律效力与何时结束战争状态的问题,由于这两个问题都与台湾问题密切相关,从不同的侧面涉及到一个中国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中国政府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最为关心的问题。

   1、关于结束战争状态问题:中日双方的不同立场

   早在1972年7月29日举行的第三次周恩来·竹入会谈时,周总理开宗明义地就中日间结束战争状态的问题提出了中方的方案。周总理说:作为我们,想这样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国之间的战争状态自本声明发表之日起结束",在这里所说的"发表之日",就是中日联合宣言或联合声明所发表之日。按照中方的这一提法,由于中日之间没有正式签署和平条约,两国间的战争状态在法律层面上一直是存续的,只有到了中日联合宣言或联合声明发表的那一天,才正式结束了法律意义上的中日之间的战争状态。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承认台湾当局有代表中国的合法地位和权利,因此也不承认1952年日本与台湾签署的"和约"结束了中日之间的战争状态,一直认为"日台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予以废除。可以说,中方的提案清楚地表明了严格遵循"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原则"的基本立场,不承认台湾当局"代表中国"的"正统地位",因而也不承认台湾当局自认为"代表中国"与他国签署的一切外交文件的合法性、有效性。这一立场是中国政府自1949年以后在所有外交场合上、在处理任何国际关系时,都一直坚定不移、毫不动摇的基本原则。

   对于中方的提案,当时自称为"日本政府特使"的竹入并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也没有提出任何其他关于结束中日战争状态的表述作为日方提案,只是说:这样的表述是要载入共同声明的吧。周回答:是的。因为如果以这样的表述来结束(战争)的话,大家都会感到安心。 显然,在有关中日之间结束战争状态的语言表述和时间等问题上,自称代表日本政府的竹入本人并没有什么不同看法,只是将中方关于这一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提案记录下来,原封不动地带回了日本,并转达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和外相大平正芳。  这可能是因为,竹入没有得到日本首相或外相的正式授权,无法代表日本政府提出对于中方提案的对案,他本人对于有关中日之间结束战争状态所涉及到的法律问题也不甚了了或根本没有作过深入的思考。但中方的提案一旦转达给日本政府,中方认为理所当然、竹入却不以为然的问题就成了一个日方非要辩论不可的重大法律问题,因为在日本政府的外务省、法务省等官厅,聚集着为数众多的东京大学法学部出身的职业官僚,以他们法学或政治学专业的知识结构、学术素养和外交经验,不会不首先从法律的角度考虑中日之间结束战争状态的问题。

   果不其然,一个多月后,日本自民党国会议员古井喜实等人访华,于9月9日与周总理会谈。古井作为日本执政党的代表就中日间结束战争状态这一问题带来了日本政府所提出的方案,即要求在中日共同声明中首先由"两国政府确认战争状态结束的事实"。也就是说,日方要求中方首先确认中日之间的战争状态已经由1952年日本政府与台湾当局签署的"日华和平条约"在法律上结束了的事实。实际上就是要求中方承认"日台和约"的合法性,而承认"日台和约"的合法性则等于是在政治上间接承认台湾当局"代表中国"的"正统性"、"合法性"。中方对此当然表示坚决反对。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贯认为,与日本缔结"日台和约"的台湾当局自1949年起就偏安一隅,所管辖地区不过是几个岛屿,早已不是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合法政权,因此台湾当局与任何国家签署的任何条约或其它国际协定,都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加以废弃。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样一个外交谈判进程中引发的、关于中日间结束战争状态的问题,由于涉及到"日台和约"是否合法有效的法律问题,以及到底谁是真正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国际政治行为主体的问题,因而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期间双方最大的分歧点之一,引发了双方最为激烈争论。

   1972年9月25日,周恩来总理在与田中首相举行第一次两国首脑会谈时即明确指出:不能完全同意大平外相所提出的在联合声明中首先表示"两国政府确认战争状态结束的事实"的提案。因为如果自从《旧金山和约》以后中日之间不存在战争状态的话,中国作为当事者就被排除在外了,所以中方坚决反对日方提出的"日台和约"在法律上"合法"、"有效"的观点。但为了避免双方在会谈一开始就各执己见、争执不下,导致谈判无法顺利进行,甚至可能破裂,周恩来提议:把这一问题委托给双方的外长,研究一个中日双方都能同意和认可的表述方式以后,再发表共同声明。日方对此并无异议。 于是,中日双方在外长会谈上就有关中日战争状态结束的问题,反复进行了多次艰难的协商。

   2、第一次中日外长会谈:关于战争状态结束的攻防

   1972年9月26日上午,中日两国外长(姬鹏飞--大平)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会谈甫一开始,大平外相向姬鹏飞外长递交日方的联合声明草案后,日本外务省国际法局局长高岛益郎首先发言,按照日方草案逐项进行说明。第一项关于两国"战争状态的终结"问题。日方草案认为,日本与中国一样,都把战争状态的结束问题作为共同声明的第一项,但在两国政府确认战争状态结束的形式和日期这2点上,日方与中方有不同的看法。由于这2点被日方视为极其重要,因此希望借此机会说明日本政府的基本立场,并求得中方的理解。日方承认:关于战争状态结束的意见分歧,是由于中日双方对于"日台和约"的立场不一致而发生。中方的一贯立场是,不受日台之间所订立任何条约的约束,日方对此非常理解,日本政府并不想要求中国政府改变这一立场。但如果日本政府采取使基于自主意志缔结的条约无效的立场,就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也不可能得到日本国民的支持。因此,如果中方以"日台和约"一开始就是非法、无效的说法作为前提,认为至今为止日中之间仍存在法律上的战争状态,只是从这次发表的日中共同声明才开始结束战争状态,日方不能同意这样一种没有缓和余地的表述。日方认为,没有可能、而且也没有必要拘泥于至今为止双方对于日中关系之法律认识的不同看法,但为了照顾双方立场,在今后日中两国间全面和平关系存在的意义上,联合声明不必明确战争状态终结的时间,只须"确认终结的事实"。第二项关于日本对中国的承认,无须明确"中日复交三原则"。第四项关于"台湾问题",日方根据《旧金山和约》已放弃了对台湾地区的一切权利,因此没有资格认定现在台湾地区的法律地位。第七项关于赔偿问题,日方对中方放弃对日索赔给予坦率评价,但如果意味着"日台和约"无效则日方不能同意,可采用非法律的语言表述。第八项关于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后缔结的和平友好条约,和约应具有在法律上规定未来日中关系的性质。此次谈判应以联合声明处理包括战争在内的过去中日之间的不正常关系。最后,日中邦交正常化达成之时,日方将正式宣布结束"日台和约"。

   姬鹏飞当即严正指出:关于两国之间战争状态结束的问题,像日方那样的文字表述恐怕还是有问题的。中国人民不能接受,中国政府也不能同意,因为不符合历史事实。所以,双方有必要开动脑筋,进行充分的对话,商量一个更为稳妥的措辞。中方准备的草案中关于战争状态结束的第一项,是按照中方原来的写法,也是已经考虑到日方的想法而作成的。日方的困难是关于"日台条约"的处理能否使国会接受。但日方的方案中国人民也不能接受,因为必须让中国人民清楚地了解战争状态是什么时候结束的。请日方仔细研究中方的方案。 姬鹏飞并没有当场逐条反驳日方的观点,也没有详细阐述中方的立场,只是请日方再认真研究中方提出的方案,表明了中方在战争状态结束问题上,坚持既定立场和文字表述的态度。与此同时,日方仍然坚持其关于中日间结束战争状态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文字表述,坚持认为"日台和约"的签定已经在法律意义上结束了日中之间的战争状态,坚持"日台和约"的"合法性"、"有效性",中日联合声明只要确认中日之间战争状态已经结束的事实即可。从日方记录的会谈情况看,双方在第一次外长正式会谈中首先各自阐明一贯立场,对关于中日之间结束战争状态的时间和表述等实质性问题尚未深入讨论,只是把各自的草案转交对方进一步研究。但中方明确表示不能接受日方的方案,日方也表示无法同意中方的提法,双方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日方虽然在谈判一开始,就对中日之间结束战争状态的时间和表述等问题表现出强硬的立场,但并非不准备作出任何让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外务省公开的有关中日邦交正常化双边会谈的文件里,有3份关于中日联合声明文本的附件,即第10部之第2号的"别纸1的别添1、2"和"别纸2"。其中被命名为"别纸2"的文件上注明是从中文翻译的,应该是中方提交给日方的联合声明草案。而"别纸1的别添1、2"没有同样的注明,应该是日方为与中方谈判而准备的关于联合声明的A、B两份草案,而在这2份草案里,关于中日两国之间战争状态结束问题的表述并不一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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