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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学界精英陨落的一年

更新时间:2015-02-12 14:44:50
作者: 刘梦溪 (进入专栏)  

    

   刚刚过去的2014年,是农历甲午年。这一年闰九月。新年过去了,漫长的甲午年还未走完。谁曾想,不久前我们刚送走汤一介先生,庞朴先生又不告而别了。他们走得都未免太速,太过匆促,不知还有多少学术伟业待他们竭尽心力,乐而从事。其实他们正处在学术的最后旺盛期。如果说八十年代有过文化热,九十年代有过学术热,那么先后离我们而去的这两个人,可以称为那两个时代的“双子星座”。他们同为中国文化书院发轫期的开山导师,当时各种研讨会、演讲会,都能看到他们精力充沛的身影。汤先生是一院之长,庞公是学术委员会主席。汤先生温良儒雅,庞公果决骏快。汤和之以群,庞济之以思。汤先生掌会,百家言道,断而弗忍。庞公主会,时间为狱判法典,不管是何来路,一律执法如山。汤、庞刚柔相济,国内外向学明道之君子,无不以之马首是瞻。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次在杭州开文化问题研讨会,王元化、汤一介、朱维铮、李亦园、沈善洪、陈方正等学界重镇齐聚西子湖畔。当时不像后来,入住宾馆,可以人各一室。那次我和庞公共息一屋,入睡之前,难免闭目私语一小会儿。我说他有决断力,是能控制局面的人物。他说惟其如此,才需要离开可以做到这一点的位置。由此可知庞公其人的度事之明。要讲为人处世的聪明有智,吾未见学界有谁能出其右者。当然他是以学术为职业的学者,他的聪明使他在学术上有诸多令人兴奋的发现和发明。1988年《中国文化》筹办创刊,请他为第一期撰稿。他说倒是有一篇,不过得再做修改增补。这就是发表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的《火历钩沉:一个遗失的古历之发现》。这篇古历考证足可见出庞公为学的深度。金克木先生专门为此文写了推荐评骘文字,刊于同一期。他有名的“数成于三”的简稿,最先也由《中国文化》披载,见于1991年第四期。还有《方以智〈东西均·三徵〉解疏》《儒道周行》《新材料摇撼着旧观念——读〈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等重要文章,都为《中国文化》光耀了篇幅。有庞公文章,我们最重要的“文史新篇”专栏可以不愁空缺。他有一篇不太长的文章曰《说“无”》,写于八十年代,是我最喜欢而禁不住不断称美的当代学者的文字。他自己对此文也不无窃喜。一次语及于此,他说其实还想写一篇《谈玄》。我说那就预留篇幅待玄言了。后“玄”文竣稿,刊于《中国文化》五周年纪念号。但比之《说“无”》,不免尚存一间之隔。庞朴先生和汤一介先生都是我们《中国文化》的创刊学术顾问,名不虚挂,做到了尽职尽责尽义尽情。

   我与庞公相识于七十年代中期,当时他刚从山东大学调来北京,和丁伟志先生一起在和平宾馆筹办《历史研究》的复刊,距今已过去四十个年头了。八十年代中国文化书院成立,增加了见面机会。后来多有往还,是由于我创办《中国文化》杂志并建立中国文化研究所。试想传统研究这一块,如果没有庞朴的参与支持,绝非仅仅是遗珠之憾,而是丢失好大一块精神园地。鄙所组织的研讨和演讲,只要题旨切合,庞公也每每到场相与论学。1997年春节过后,我接受李泽厚先生提议,约请部分在京师友恳谈拙著《中国现代学术要略》,李慎之、戴逸、汤一介、李泽厚、庞朴、余敦康等学界名宿,以及几位青年学人,悉皆与席。庞公说,此文最大的问题,是对前辈学者只有“仰视”,没有“俯视”,站在前辈的肩上著论才是合适的态度。余敦康先生不认同庞公说法,提出已往的教育,恰好是只有“俯视”,未能“仰视”。李慎之先生为缓解气氛,说他既不“俯视”,也不“仰视”,而是“窥视”。庞公之论,反映他为学立说的怀抱之伟。他的学术根底在史学和哲学,或曰历史哲学,兴趣为中国思想史,所擅长则是辩证逻辑。这有他的《白马非马——中国名辩思潮》和《儒家辩证法研究》两书可证。而下力气研究方以智的《东西均》,也为的是抉发其中的辩证法思想。故刊发在《中国文化》上疏解“三徵”的那一篇,正标题为《黑格尔的先行者》。以至于引起佛学大师赵朴初的异议,认为方以智、黑格尔都是后来者,真正的辩证法鼻祖应该是佛祖释迦牟尼。

   庞公的思考力和思辨力是惊人的,如果放开胸襟,逞臆而谈,他的论辩对手的胜算微乎其微。但他会不自觉地顾及视听言动的结果,经常为对方也是为自己留下回旋的余地。他用心,但不使气。此点与朱维铮先生异趣。作为人文学者,他的头脑有如数理般的精确,所以成为学界的电脑高手,也就不足为奇了。九十年代初,京城学界刮起“换笔”风,庞公是引领风气的先行者。当时此一科门人口相传的信息是,年轻学者以阎步克最擅此道,年长学者则首推庞公。我因一向缺少接触奇巧科技的经验,虽跃跃欲试,却担心难以有成。于是当面请教庞公,他说只要会骑自行车,电脑操作就无问题。叩问玄规妙理,他说很简单,学不会你不肯放手,学骑单车也是如此。我卷入此道之后,遇到问题也曾有几次电话向庞公问难,往往三言两语,就让那劳什子驯顺复归。他和李泽厚都住在皂君庙社科院宿舍,同一个单元,前去探望,可以举一得二。一次看李泽厚,他开玩笑说,是顺路枉顾吧。有意思的是,李的著述有唯物史观潜迹其中,庞则始终摆脱不掉化入骨髓的辩证法。平时交往,我与李迹疏情密,与庞迹密情疏。个中原委,很大程度是庞公的“辩证法气”,把我和他隔开了。李泽厚的文章,情性跃然纸表;庞公的文字,见得性体,却敛迹性情。性与情适度的是汤一介先生。就个人性分的取向而言,我似更偏于汤、李。但按照乾嘉学者的义法,学者为学须汰除情感,庞公的老吏断狱般的文字功底,也许正合于学问的客观性法则。

   庞公的身体一直是好的。他有晚饭后行散的习惯,晚八点至九点打电话,常找不到他。不知何时开始,京城不仅见不到庞公的身影,打电话也无人接听了。此前的一次见面,是在旧鼓楼大街的竹园宾馆,国际儒联所在地,他约我和另外几位学者谈儒家礼仪问题,向我推荐彭林的一本礼学著作。再一次是2009年,他看到《中华读书报》上我的《2008我读的书》一文,其中谈到读《易》、读《张载集》和《二程集》的情形,特地打来电话表示赞许之意。此事颇令我感动。问他有无新作给《中国文化》,他说写不动了。后来得知他去了山东大学。电话问何为乎而东归,他说老了,北京无人照看。大约三年前,一次竟梦见庞公在我家里,音容举止清晰可睹,而且似有几句交谈。第二天打电话告之以详,他说正住在医院,已卧病多日。声音充满暖意与欣慰,显然高兴我梦中的牵挂和突然的问候。从此我心存一念,何时得便该去济南看看庞朴先生了。

   这期间恰好认识了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王学典先生,他是我所见及的难得一遇的学界君子。重友情,讲道义,敢担当。史学出身而有哲学头脑。思理明晰,有似庞朴;尊贤好义,鲜有其匹。遐迩闻名的《文史哲》杂志即由他来主编。他说他和他的同事把庞公照顾得很好。2013年5月,学典先生邀为儒学院演讲,讲题为《国学在今天的意义》。其实我此行的主旨是想看望庞朴先生。5月21日中午抵达济南,下午即由学典教授和文学院冯建国教授陪同,前往庞公寓所。他事先知道我来,开门入室,见他已从沙发上站起来含笑迎候。多年不见,谈起往昔交往掌故,他会心莞尔,不断点头默许。问到汤一介、李泽厚的近况,我一一相告。他八十有五了,头脑依然清晰,唯近来有轻微幻想症,艰于言谈,行走不甚方便。临别他坚持送至门口,以小碎步急促倾斜而前,我感到了丝丝酸楚。此次泉城之行,成为我和庞公的最后一面。

   元月十日,接到王学典先生发来的信息:“庞公因感冒引发肺炎,经十多天抢救无效,已于昨晚8时49分辞世。”我感到哀痛而震惊,不禁想到此一噩耗与汤一介先生的离去,靠得如此地近。宁可、来新夏、吴小如、方立天、田余庆等文史大家,也都是这一年离世。这个闰九月的甲午年,竟成为学界精英陨落的一年,不免为之长太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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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2015年02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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