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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占江 包智明:“费孝通问题”与中国现代性

更新时间:2015-01-23 09:42:37
作者: 陈占江   包智明  

  

  

   【摘要】费孝通一生经历了三次学术生命,每一次学术生命关注的主题均有所不同。这种研究主题的跳转使得人们更多地将目光停留在费孝通学术谱系的断裂处而忽略了其间的内在连续性。事实上,费孝通终其一生都在探究和追问一个根本问题,即在中国现代性进程中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怎样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实现融通和保持富有张力的平衡。费孝通以实地研究为基本方法,从活历史和小传统的双重角度切入,对之做出了极富洞见的回答。然而,费孝通的思想深处又有着难以纾解的紧张。这种紧张不仅折射出中国现代性过程中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和转型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也彰显出人格、学术与社会之间的巨大张力。

   【关键词】“费孝通问题”; 传统; 现代; 中国现代性

  

   由于历史、政治的原因,费孝通的学术生命未能保持应有的连续性。1924 至1957 年、1979至1998 年、1999 至2005 年,这三个时间段分别代表了费孝通的三次学术生命。[1][2]在三次学术生命中,费孝通所处的历史情境、所经历的人生遭遇以及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有着极大的不同,而这种差异不可避免地对其学术研究和思想演进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影响。在研究主题上,费孝通的第一次学术生命主要关注城乡关系与乡土重建,第二次侧重研究区域经济与小城镇发展,第三次则致力于反思全球化与倡导文化自觉。费孝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迥异的研究主题,其学术关怀似乎呈现出较强的跳跃性和断裂性。这种研究主题的跳转使得费孝通的研究者更多地将目光停留在费孝通学术谱系的断裂处。

   通观既有的费孝通研究,大致可以将之分为三种路向: 一是从费孝通提出的某个概念或理论出发,研究该概念或理论提出的历史背景、援用的思想资源以及之于中国社会的解释效力; 二是从某一文本切入,试图管窥并勾勒费孝通某一历史时期的思想图景或对文本关涉的主题予以阐发; 三是将目光聚焦于费孝通研究主题的跳转抑或思想转向上,力图在费孝通思想的“断裂地带”挖掘出个体的生命历程、广阔的社会现实以及学者的知识生产三者之间的隐秘勾连。上述三种路向从不同的角度诠释费孝通的思想,极大地推进了费孝通研究。然而,在推进费孝通研究的同时也因缺乏对费孝通学术思想的总体性理解而造成了某种误识,即费孝通的研究主题不停转换,似乎缺乏一以贯之的学术关怀和问题意识。这种误识很大程度地影响到对费孝通思想深入、完整、准确、允当的理解乃至费孝通思想谱系的重构。那么,费孝通的学术思想究竟有没有内在的连续性,是否缺乏贯通始终的学术关怀? 笔者在深入阅读费孝通的著作文本以及梳理费孝通学术脉络的基础上发现,费孝通穷其一生都在探究和追问一个根本问题,即在中国现代性进程中怎样找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接榫之处和契洽之点,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富有张力的平衡并最终迈向一个美好社会。本文将费孝通的这一“终身问题”简称为“费孝通问题”,并尝试以历史分析和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考察“费孝通问题”的形成背景、研究理路及其隐含的内在紧张。

   一、超越左与右: “费孝通问题”的学术旨趣

   1840 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惊醒了中华帝国沉浸其中的“天下”迷梦,被迫卷入由西方国家主导的现代化洪流。积贫积弱的残酷现实和在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地位彻底动摇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文明传统怀抱的信心和优越感。无论是戊戌年间的维新主义者,五四时代的自由主义者,抑或稍后的社会主义者,均将中国的文化传统视为“现代化”的最大敌人,在思想上选择了往而不返的激进倾向且一波比一波更烈。彼此之间尽管也有极大的分歧,但却有一个共同的假设: 即只有破除一分“传统”,才能获得一分“现代化”。[3]( P. 188) 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中,反传统成为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主流倾向。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心向西、追慕西方的同时,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因民族主义情结的驱动,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存和绵延殚精竭虑,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再造。这些知识分子在大体延续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维模式的基础上,主张以儒家思想为基础,适当吸收外来文化的优异质素,以实现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同时也有少数知识分子持有“天不变道亦不变”、保教优于保国等论调,陷入了极端保守主义。概而观之,晚清以降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挣扎于古今中西之间,徘徊在激进与保守两端。生于1910 年、卒于2005 年的费孝通经历了中国从传统向现代最为急剧而深刻的社会转型,生活在传统与现代的双重世界中,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的熏陶、浸染。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文明冲突对费孝通所产生的冲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费孝通的问题意识、叩问方式以及解答路向。

   不言而喻,任何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都是在涵养时代精神的基础上致力于他所处时代最紧要、最根本问题的叩问和解答。如果说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是20 世纪中国的时代精神的两个维度,那么费孝通的问题意识和学术关怀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时代精神的镌刻和形塑。费孝通在晚年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时曾写道: “在我的一生中,我们国内从‘器用之争’到‘中西文化论辩’甚至到目前海内外儒家文化、小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争论,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问题一直没有间断地影响着学术思考。”[4]( P. 51) 20 世纪的中国知识界充满了各种纷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等思潮涌起、涨落,但种种论争无不陷入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等紧张的二元对立之中,无不是以西方现代性为视角或判准理解中国。费孝通极少直接参与上述论战或争鸣而是以自己的学术方式对时代精神和中国现代化保持一贯的反思和批判。正是在此基础上,费孝通形成了自己的问题意识即本文所说的“费孝通问题”,也因此成就了费孝通在现代中国思想图景中的别样风姿。“费孝通问题”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中国的现代性是否必然地要沿袭西方现代性模式; 二是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现代性之间是否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观其实质,“费孝通问题”追究的是在中国现代性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外来文化面前能够做出怎样的抉择以及如何保持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融通和平衡问题,旨在超越一直在古今中西之间挣扎、徘徊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始终未能走出激进与保守的两难困境。

   “费孝通问题”形成的一个重要背景是1920—30 年代的社会史论战。始自1927 年并于1930 年代中期达至鼎盛的社会史论战的焦点是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抑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及中国社会是否必然经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再到共产主义社会等五个阶段。这次论战从根本上关怀的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而这个问题衍生的根源则来自西方的冲击,体现出中国知识界在西方强势文明面前的集体困惑。当时正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读书的费孝通没有直接参与这场论战,但这场论战对费孝通的学术影响无疑是至为重要的。费孝通后来的一系列的著作均可视为对这次论战“迟到”的回应。费孝通根据田野调查撰写而成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著作间接否定了社会史论战中一些无谓的论争。在《江村经济》的姊妹篇《禄村农田》中,费孝通明确指出: “国内论社会变迁的人,因为受西洋19 世纪传下来的进化论派的影响太深,常认为社会形态的变化是有一定不变的程序; 从甲阶段到丙阶段,一定要经过乙阶段。这个程序是放之四海,证之今古而皆准的。依着这个‘铁律’,若我们要知道一个社区的前途,只要能在这不变的程序中,找到它现有的进化阶段,过去未来,便一目了然。因之在30 年代社会史论战曾闹得锣鼓喧天。不幸的就是,他们所奉行的‘铁律’并没有事实的根据。社会变迁并不若他们所想象那样简单。”[5]( P. 169) 在费孝通看来,社会史论战预设了一个前提即以单线性的社会进化论和一元性的西方现代性为判准,这个前提抹杀了世界历史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中国社会的性质和走向究竟如何不应由西方标准去衡量和判定,而只能取决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

   “费孝通问题”形成的另一个背景是19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及其论争。众所周知,1930年代的中国乡村经济日益衰败,社会陷入失序。“乡村崩溃论”一时甚嚣尘上,乡村问题成为当时知识界的重要话题。1933—1935 年,由胡适担任主编的《独立评论》刊载了许多反映农村危机相关问题的文章,农村破产“已经成为了普遍的呼声”。知识界就乡村问题和乡村建设方案出版了上百部专著, 发表了数千篇论文。[6]( P. 164) 一些知识分子纷纷走出书斋、深入民间,投入到拯救乡村、复兴乡村的建设实践中。其中以晏阳初和梁漱溟分别领导的“定县实验”和“邹平实验”在当时最具影响。1920 年留美归来的晏阳初开始投入平民教育工作,认为中国农民患有“愚、贫、弱、私”四大病症,应对农民进行文艺、生计、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以培养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从而造就“新民”。基于这一认识,晏阳初在河北定县开展了多年的乡村建设实验。20 世纪20—30 年代,梁漱溟在广东、河南、山东均进行过乡村建设的实验,其中以山东邹平的实验最为成功。梁漱溟认为中国问题的内涵虽包括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实则是一个因西方文明冲击而产生的文化失调问题。梁漱溟试图通过乡村建设复兴儒家文化并实现民族自救的目的,然而在结果上却陷入了“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困境。[7]( P. 402) 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在一定意义上分别代表了文化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在费孝通看来,以晏阳初为代表的学者将农民诊断为患有“愚、贫、弱、私”的四大病症,将农民视为需要加以改造的对象。这种单向度的思维方式不仅抹杀了农民的主体性而且忽略了乡村的社会结构以及由此衍生的历史文化。晏阳初等人的思想及其实践不仅不能够拯救农民反倒有可能贻害农民,以西方现代化逻辑为支撑的文字下乡、司法下乡因与乡村的社会结构和文明体系不相适应而产生种种问题。在费孝通看来,这种忽视农民主体性和以“人工的方式”试图引导乡村变迁的努力终将难以为继。[8]对于梁漱溟的“邹平实验”,费孝通当时未予置评。但二人对于中国问题的诊断却存在极大地分歧,梁将中国问题的症结归于文化失调,而费则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本在于人地矛盾,恢复农村企业是缓解这一矛盾的根本措施。

   在某种意义上,无论是社会史论战还是乡村建设运动都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为民族的绵延和复兴所做出的学理思考和现实抉择。这种思考和抉择因西方的冲击或民族情结的影响而陷入了激进与保守截然对立的二元困局。费孝通认为,无论是激进取向还是保守取向都“似有出路, 又似乎都不是去处”,[9]( P. 57) 也注定不能为“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提出现实可行的方案。费孝通希望在激进与保守之间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关系,超越激进与保守的单极思维。进入耄耋之年的费孝通依然为中国现代性过程中“去传统化”和“文化回归”的单极倾向痛心疾首,在多个场所一再呼吁人们重视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对其应有“自知之明”,既不要走“复旧”之路也不要“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而是要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文化关系。可以说,超越左与右是“费孝通问题”的根本旨趣。

   二、活历史与小传统: “费孝通问题”的研究理路

如何理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研究的重要议题。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价值取向或学术背景的学者在这一议题上大多陷入了激进或保守的两端选择。作为受过完整西方社会科学训练的学者,费孝通并未像绝大多数学者那样采取价值判断式的空泛讨论或以西方理论作为药方诊断中国病理的方式介入上述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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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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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1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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