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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长山:网络反腐的“体制外”运行及其风险控制

更新时间:2015-01-07 20:28:27
作者: 马长山  

   【摘要】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导致公共政策合法性供给的“广场化”,一切公权力的运行都必须面临公众的监督、评判和检验,当体制内反腐的动力不足或公信力流失时,“体制外”的网络反腐就会火爆登场。然而,网络反腐是一柄“双刃剑”,它在推动反腐进程的同时也存在偶然性与迸发性、反腐旗号下的多重动机和目的、理性与非理性的错杂交织和随机性的非程式化路径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与当下社会转型和体制改革密切相关,并可能导致一定的风险。对此,应以制度反腐替代“运动式”反腐,建立官民对接、开放参与的反腐制度和机制,提升网络公众的理性精神和参与能力,强化司法在反腐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把网络反腐纳入法治轨道。

   【关键词】网络反腐;公共领域;理性参与;制度反腐

  

   在当今网络时代,一切公权力的运行都要接受网络公共空间中公众舆论的审视与评判,这在当下我国时常起伏震荡的“网络反腐”浪潮中尤显突出。然而,网络反腐是一柄“双刃剑”,特别是它的“体制外”运行方式,在监督公权力、扼制腐败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的问题甚至风险。因此,如何正视这些问题及风险并加以防范和控制,使网络反腐成为能够与体制兼容互动、并在法治轨道上常态化运行的监督机制,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

  

   一、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为网络反腐的“体制外”运行提供了条件

   2014年7月发布的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6月底,我国网民达到6. 32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6.9000[1]可见,我们己然生活在一个“人人都是通讯社,个个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最多受众撑起围观的力量”,[2]而作为“被围观”的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也纷纷采取相应举措来进行角色重塑与转换。据统计,目前新浪网拥有超过11. 9万个政务微博,部委微博在政务微博矩阵中发挥着较强影响力,基层政务微博的影响力也在迅速提升,其中行政级别为县处以下的超过10万,约占总数的85%[3]这些无疑都表现出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蓬勃兴起。

   从当代全球化的发展进程来看,如果说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之后出现了哈贝马斯所描述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及其“重新封建化”,并使得公众“远离了权力实施和权力均衡过程,以至于公共性原则再也不能证明统治的合法性,更谈不上保障其合法性了”[4]的趋向,那么当今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则又为公共领域的复兴带来巨大希望,乃至开启“电子民主”时代。为此,有西方学者宣称:“大众传播的发展非但没有敲响公共生活的丧钟,却产生了一种新的公共性,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大多数人能经历公共事务的条件以及在今天参加所谓的公共领域”。[5]网络“正在创造一个崭新的具有全球连通性和分权化特点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6]与此相应,国内也有学者强调:“网络空间的形成和发展己经超越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设想,己经成为公众自由进行话语交流的新型公共领域,形成多元化的交往特征”。[7]而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无疑形成了更加自由化、个性化、多中心、相互性的信息交流与传播平台。网络平台就犹如一个无限庞大的“议事广场”,任何公共政策都不得不在这里接受审视、质疑和评判。此时,公共政策的讨论、商议己不再局限于议会厅堂里的争论和表决,而是延伸、扩展到网络平台上那种无限量的虚拟空间,从“议员代表”扩展到普罗大众,从政治精英扩展到草根民众,并且议题也不局限于“厅堂议事”那种严格程序和主题下的特定范围,而是几乎无所不包、纷乱杂言,但又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尽管这些民间议题并不能立即成为公共政策的法定形式,也不能立即产生公共政策的合法性(正当性),[8]但是这些网络舆论议题的反思诉求,往往成为公共政策的风向标。这就意味着,公共政策己经从传统代议民主制那种封闭的、程式化的、体制性的“厅堂议事”,逐步走向更加阳光、更加开放、更加灵活、更加多元、“体制外”的“广场杂言”,从而促进合法性供给方式的“广场化”转向及供给机制的形成。无疑,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空间转换,而是一种民主决策方式的时代变革,它大大消解了以公权力为中心的话语霸权,软化了经济力量的外在控制,尤其是迫使公权力的运行不得不直面网络这个无限“广场”,接受海量网民的围观、评判和检验。可见,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无疑“具有增强个人权力和巩固民主进程的能力”,[9]它己成为网络时代分解公权力、扩展私权利、促进民主和法治进程的重要动力和途径。

   当下中国正在兴起的网络公共领域,无疑会发挥这样重要的作用与功能,包括“我们习以为常的网络问政、微博管理、官员博客等形式都是基于传播过程的权力关系再造”。[10]无论是国家的治国理念和大政方针,还是施政举措和反腐进程,都必然要积极应对从网络公共领域涌现出来的新兴诉求,也必然要置身于“广场化”的合法性供给机制中接受监督、评判和检验,然而,它又必然带有变革诉求与转型压力所折射出来的诸多中国痕迹和特征,尤其是网络反腐成为当下一个日趋火爆的景象。网络反腐是一种由民间启动和推进、官方介入并以进行司法处理而告终的新兴的社会监督形式,“网民自发编织的网络监督之网,在反腐倡廉、阳光政务里显现越来越重要的力量,拒腐防变的‘人民战争’特点越来越明显。网民爆料——相关部门跟进查处,这启发我们,紧紧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借力新技术、新渠道,会使反腐的力量更加强大,发现的速度更加迅捷,进而使贪腐的空间更加狭窄”。[11]由于网络己前所未有地将公信、官德推到全民监督之下,把官员装进“玻璃房”中,因此,一方面,政府尤其是官员必须深刻反思应当如何在“广场化”的网络公共领域寻求其决策与施政所不可或缺的合法性,如何在“广场杂言”中接受监督和塑造公信力;另一方面,公众凭借新媒体和网络平台行使民主监督的权利也需要理性思考和对待。

  

   二、网络反腐“体制外”运行中的问题

   我们在看到网络反腐代表新媒体时代的民主趋向、发挥权力制约正能量的同时,也不应忽视网络反腐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我们不难从现实中发生的一连串网络反腐的“舆情公案”中看得到。

   (一)偶然性与迸发性并存

   虽然网络反腐反映了网络时代的民主诉求,拓展了反腐的范围和渠道,但是与纪律检查、监察、审计、检察机关等体制内的反腐机制毕竟有很大不同,它常常带有“隔墙扔砖、砸谁谁倒霉”的色彩。“表哥”事件即是如此。在陕西省延安市的一起重大交通事故现场,陕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原局长杨达才“不经意”之间的一个笑容引发了网友的愤怒,继而“人肉”出他佩戴过价格昂贵的十余块各式名表,称其为“表哥”并直指其涉嫌腐败。[12]正是由于网民的这种激愤“人肉”和质疑才引起当地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关注和介入,“表哥”也于2013年2月23日因涉嫌严重违纪、犯罪而被开除党籍、撤职和移送司法机关,2013年9月5日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4年。其实,除了这个“因笑获罪”的“倒霉蛋”之外,早在2008年12月10日,原南京市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局长周久耕因发表“查处开发商低于成本价卖房”的言论而激起民愤,有网友发现他面前摆放的一盒“九五至尊”香烟并戏称其为“天价烟局长”,继而“人肉”出他名下有与其收入不相符的名车、豪宅,随后南京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介入调查,周久耕终因贪污受贿而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13]他可以说是“因言获罪”的“倒霉蛋”。此外,“倒霉”落马的腐败分子还有因不懂微博而“直播”开房的、因小偷偷出来的、民工拆房意外发现存折的等等,不胜枚举。[14]为此有论者指出,网络反腐的“胜利”,并“不是反腐制度化、常态化的必然结果,而是网民歪打正着的意外收获”。[15]然而,网络反腐在呈现这种偶然性的同时,还伴有明显的迸发性特征。就拿“表哥”事件来说,从网友2012年8月26日发出“事故现场官员满面笑容,情绪稳定”的截图微博继而开启“人肉”搜索的大幕,至9月21日陕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其官方网站“秦风网”发布杨达才因存在严重违纪问题被撤职的消息,仅仅历时27天,这不能不说是一场瞬间迸发的井喷式“反腐风暴”,其速度之快、来势之猛、进程之不确定,都不免令人“望网兴叹”。

   (二)“反腐”旗号下的多重动机与目的

   体制内的反腐是基于国家机关的法定职权与工作职责展开的,反腐目的较为单一,即惩治贪腐、确保公权力的廉洁运行与实现为民宗旨。而“体制外”的网络反腐则不同,虽然它公开的目标也是“反腐”,但其内在的动机与目的则较为复杂。我们以“雷政富案”为例就可以看出其中的端倪。在该案中,从2007年下半年起,肖烨邀约许社卿,采取以女员工色诱官员并偷拍不雅视频为要挟的方式谋取非法利益。2008年2月14-16日,雷政富与赵红霞在宾馆“开房”时被设局“捉奸”,肖烨以借款为名向雷政富索要300万元。后雷政富主动向时任重庆市主要领导坦白,重庆市警方随即立案处理,除肖烨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缓刑两年外,其他人均被取保候审。然而,至2009年上半年,许社卿、赵红霞、谭琳玲、王建军因不满肖烨未兑现承诺的利益,相继离开公司。为了报复肖烨,许社卿才通过关系暗自将不雅视频交给“人民监督网”的“公民记者”朱瑞峰,朱瑞峰又交由“调查记者”、独立撰稿人纪许光予以发布曝光,这才引起巨大轰动,号称“63小时内拉下一个厅级官员”,[16]这次微博反腐事件也创造了我国网络反腐史上的最快纪录。从这整个事件过程看,虽然爆料雷政富不雅视频的指向是“反腐”,但“线人”许社卿是为了报复肖烨;朱瑞峰与纪许光二人之间“抢功”谁是第一爆料人,也不能不说其中夹杂着某种炒作成分,而网络公众的“给力”助推,则带有某种疾恶如仇与围观的复杂心理。由此看来,网络反腐在一致的“反腐”旗号下,往往掩盖着多重动机和目的,这种彼此的博弈影响着实际的网络反腐偏好、进程和走向。

   (三)理性与非理性的错杂交织

由于网络反腐是基于民间立场和虚拟平台展开的,同时网民数量又十分庞大、良莠不齐,因此,在网络反腐过程中就难免会出现某种“泥沙俱下”、理性与非理性错杂交织的现象。“刘铁男贪腐案”无疑是一个微博反腐的理性典型,《财经》副主编罗昌平于2012年12月6日开始,在微博上实名举报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涉嫌伪造学历、官商同盟等问题。历时半年之久,期间罗昌平虽然经历了国家能源局“纯属污蔑造谣”的回应、刘铁男先后四次见诸报道的公开活动以及面临着诸多“攻关”和社会压力,直至2013年5月14日刘铁男“落马”,但由于他是实名举报,审慎、负责地提供扎实的线索并积极配合调查,因此被称为“网络举报”与“官民互动”反腐模式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创造了一个网络反腐的理性“典范”和民间“样板”。[17]然而,网络反腐过程中的非理性因素也不可忽视,如在“雷政富事件”中,网友们对雷政富的名字解读为“雷人长相、政府官员、富得流油”,并形容其相貌为“鬼斧神工,把历史上的各种难看、狠琐、丑陋熔于一炉”。[18]对赵红霞的各种猜测、信息发布与肆意评价也五花八门、雅俗并存,并产生某种娱乐化倾向。而近年来所谓“落马前都是孔繁森,落马后都是王宝森,落马前一切都是好的,落马后一切都是恶的”,甚至种种“报复性起底”也己屡见不鲜,[19]这就明显超出舆论监督的属性与范围。其中非理性的发泄迹象无疑十分明显,偏向性、情绪性、娱乐性也就战胜了客观性、中立性、严肃性。针对此种现象,有论者指出:“网民数量和微博用户的规模增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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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商研究》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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