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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应泉:现代中国的民粹主义

更新时间:2014-12-21 15:54:24
作者: 胡应泉  

  

   民粹主义(Populism)是指一种在政治上刻意迎合普通民众的理念。它的基本特征有: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全体人民”当作所有行为的唯一合法性源泉,要求全体普通群众直接参与政治过程,主张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非常强调对大众情绪和意愿的绝对顺从[1]。这种政治理念极为悠久,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都多少存在着它的身影。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民粹主义同样也是源远流长的,它是在主流的以儒家为主体的精英文化之外,存在的另一种重要的思想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我们在士的传统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民粹主义的传统。“在中国这个流动的等级社会之中,唯有往上流动,才会被人看得起,形成了普遍的对下傲慢、对上自卑的等级心理。社会是一个金字塔,越是往上,仕途越挤,而往上的欲望又永无止境,于是往上流动的失意者,常常因此产生逆反心理,表现出强烈的反智主义与民粹主义,试图以民众为道德的象征符号,将自己对社会精英的仇视正当化与合理化。”[2]232进入到二十世纪后,我们这种民粹主义的传统仍然沿袭了下来,并且与外来的民粹主义思想相结合,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民粹主义倾向。这使得我们的启蒙事业变得更加艰难,民主宪政制度的建设和市场经济的发育成长受到很大程度的干扰和破坏,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

   同时,民粹主义又是一个多义性、模糊性的政治概念,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的民粹主义,其内容和形式都是有所不同的。现代中国的民粹主义与其他国家的民粹主义有共通的地方,也有我们鲜明的民族特色;同时,它与我们以前的民粹主义相比,也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中国的民粹主义思想中,平均主义和反智主义是其核心内容。本文就从这两个维度入手,对民粹主义在现代中国的表现进行一番考察。

   一、平均主义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农村社会,存在着一个庞大的贫农阶层。他们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必须全部或者部分租佃地主的土地耕种,才能维持基本的生存。由于他们的财产少得可怜,生活水平极为低下,就没有太多的后顾之忧;相反,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就可以获得政治和经济上的翻身解放,一举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因此,他们的革命意愿最为强烈,积极性最高,最容易为革命的宣传所鼓动起来,冲锋在前,成为革命的主力军[3]20-22。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很大程度就在于它满足了广大贫农对土地的需求,通过土地革命把他们充分动员了起来,因此可以称之为新式的农民革命。

   与此同时,在我们广大的贫农阶层中,又存在着一种浓厚的平均主义思想,它会对革命事业带来破坏性的影响,在革命过程中必须妥善地处理好这一问题。革命除了要有主力军,还要有同盟者;革命除了要有长远的总体战略安排,还要有不同时期根据实际情况而定的具体策略。因此,在革命过程中,为了争取更多的同盟者,扩大统一战线,必须反对这种平均主义的思想。在土地革命时期,苏区曾经实行过激进的消灭富农的政策,从而带来了阶级等各方面社会关系的紧张,因此不得不进行调整,转而实行更为温和的政策。但这种“左”倾路线在苏区始终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克服。国共合作抗日后,我们进一步对政策进行了调整,在农村停止了土地革命,转而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从而最大限度地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际,如何对待城市的民族工商业和农村的富农经济,又摆在了我们党面前。当时以小农经济为主、工业十分不发达的现状,决定了我们革命胜利以后还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积极性,还要保留富农经济,以尽快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力,改变国家贫困落后的面貌。但是在革命队伍中却有不少农民出身的党员,在他们身上具有浓厚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在城市主要表现为要平分资本家的财产,在农村主要表现为要平分富农的土地。与此同时,在广大的贫农和工人阶层中,这种思想更是有着很大的市场。因此解放前夕,在已经解放的地区就出现过这种激进的倾向。好在这时候党的领导人头脑还是清醒的,及时批判了这种思想[4]1314。

   虽然批判了这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但由于根深蒂固的原因,它并没有被有效地克服掉,而是一有机会又冒出头来,并且每次出现都造成了经济社会的紧张局面,以致我们又不得不采取措施进行纠偏。同时,由于我们新民主主义之后要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种既定的革命战略,对资本主义和富农经济的改造只是时间的问题。在这种大背景下,这种激进的倾向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克服,而是我们一提出要对资本主义和富农经济进行限制,它就强烈地表现出来。而这种激进的倾向又使得资本主义和富农经济受到了更大的限制,对它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更加成熟。两者事实上处于一种互相推动的状态之中。我们三大改造的任务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实现,与社会上这种思想的普遍存在也是分不开的。在我们接管城市之初,工人中就存在着效法“耕者有其田”,实行“工者有其厂”的激进倾向,不断地对资本家进行过度的限制和斗争[5]18。在这种背景下,资本家实际上已经没有出路了,因此在三大改造中,他们虽然心中不舍,也只好看清形势,把自己的工厂交出去,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了。在农村,贫农在土地改革中要求平分富农土地的愿望也十分强烈,以至当中央出台保护富农经济的政策时还遇到了阻力。在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农民尤其是其中的富裕中农确实有实行单干、发家致富的愿望,而不想加入合作社,但广大的贫下中农却有着很高的“合伙平产”的积极性[5]60。他们有的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等状况比较差的,有的是好吃懒做的,实行单干会存在一系列不利的条件,而入社却可以搭上集体化的“便车”。因此,他们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加入了合作社。在这种“羊群效应”下,那些不愿意入社的富裕中农由于得不到政府的支持,相反还会因为不入社而面临巨大的压力,所以也只好随大流加入了。

   经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建立起了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实现了多年以来所追求的公有制理想。然而,它却并没有带来经济社会的大发展,并没有带来人民生活水平的大提高,相反却长期陷入短缺经济的困境,追求共同富裕的结果是变成了共同的贫困。同时,民众在集体化的体制中,许多自由也被限制了。到了七十年代后期,这种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了。为何当初我们的改革能够迅速地推行开来,原因就在于在这种传统的模式下,几乎所有的群体都是利益的受损方,而实行改革却可以普遍受益。这种情况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程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在那种“出工一窝蜂,干活大呼隆”的人民公社体制下,人们长期不能吃饱肚子,普遍已经对它厌倦之极,以至高层一有松动,这种体制很快就土崩瓦解了。面对这段沉痛的历史,我们需要的是多长记性,认真地进行反思,曾经犯过的错误要以不再重犯同样的错误作为补偿,不断地重蹈历史的覆辙是十分可悲的!

   平均主义使人们吃尽了苦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开放使人们的生活很快就好转了起来。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社会的贫富分化也在不断扩大,社会不公的问题日益突出,人们对现状也越来越不满起来。人们对现状不满时往往是会把目光投向过去的。于是,我们刚告别过去那种共同贫困的日子不久,一股怀旧思古的情绪又开始在社会上弥漫开来。很多人觉得,过去虽然物质匮乏,但社会风气却很好,干部都十分清廉,社会也没有贫富分化;而现在虽然物质水平提高了,但社会风气却败坏了,贪污腐败日益严重,社会发生了严重的贫富分化。以1993年12月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为标志,这种“左”倾思潮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民粹主义似乎又有重新抬头之势。这种现象的出现对于社会虽然也不全是坏事,它会促使人们对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的问题予以重视,但同时也是需要警惕的,因为它会动摇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认为改革开放的方向错了,应该回到过去那种“一大二公”的体制。人们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痛,过去那个时代人们不但在物质上是匮乏的,而且社会也绝不像后来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平等,而是存在着各种严重的等级特权和官僚主义现象,否则各种以打击这些现象为目的的政治运动就不会发动起来了。同时,在那种体制下,人们的自由度被压缩到了极限,在严密的城乡分割制度下,农民被限制在人民公社,市民被限制在单位以及街道,人们动辄因为思想和生活作风问题被专政起来。回到过去是没有出路的,要消除这种现象一个方面是要让人们可以充分地认识历史的真相,让人们可以自由地回忆、评说过去;另一方面是要深化改革,建立起规范的市场经济,有效地解决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的问题,使社会充满正义的阳光,这是消除民粹主义的根本之举。

   二、反智主义

   “五四”运动以后,在知识界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当中,掀起了一股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民间去的潮流,出现了对“劳工神圣”的崇拜,对农民道德形象的羡慕与知识分子的自我忏悔,认为“睁着眼不识字的可怜的平民”“才是真正的中国人,真正的社会分子”,表现出强烈的民粹主义倾向。这是一个平民主义得到张扬的时代,一方面是知识分子推崇“劳工神圣”,并对自己的身份进行贬损,另一方面是在平民中历来就存在着一种对知识分子的蔑视态度。这两方面的结合就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反智主义的潜流,对我们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知识分子是重要的一员,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在革命的阵营里,他们的处境却是不无尴尬的。一方面,革命需要知识分子,因为革命除了要在军事的战场上进行武力的较量之外,还要在文化的战场上战胜敌人,需要提高革命队伍的文化水平,这就使知识分子有了用文之地;另一方面,但知识分子又具有清高自负、自由散漫的天性,这在革命的阵营中又是格格不入的。革命的队伍需要具有很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需要意识形态的整齐划一。因此,知识分子需要经过思想改造,消除原先资产阶级和小资阶级思想的影响,成为革命的知识分子,从而才能够为革命服务。同时,大量党员干部都是农民出身的这种状况,又使得革命阵营很容易产生一种排斥知识分子的情绪和反智主义的倾向。从1942年春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的。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一系列关于整风的报告中说:“他们(指教条主义者--引者注)一不会耕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四不会办事……只要你认得了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个什么书,公家又给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晃脑地读起来。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这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他针对的是党内的那些教条主义者,其实也可以说是冲着知识分子去的。经过延安整风,我们成功实现了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建立起了一种完全服务于政治的文化体制,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自由思想的勇气和能力也从此丧失了,革命阵营的反智主义倾向也更加严重了,这些都为以后知识分子和思想文化领域的一系列负面现象埋下了伏笔。

在1949年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虽然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更加需要知识分子,更加需要发挥他们的作用,但知识分子的地位却一落千丈,民粹主义思想更加泛滥开来。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的讲话提纲中写道:“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1966年4月24日,他在《对北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一文的批语》中写道:“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对知识分子的挖苦、贬损和蔑视,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的领袖是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我们社会反智主义的传统对他是有很大影响的;反过来,1949年后以其无与伦比的地位和威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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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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