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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从边缘走向中心

——黄埔军校与现代中国的学生知识分子

更新时间:2014-09-15 00:42:33
作者: 许纪霖 (进入专栏)  

    

   编者按:2014年正值黄埔军校建校90周年。黄埔,是海峡两岸、国共两党共同的历史记忆。日前,第一届“穗台黄埔论坛”于广州举行,海内外多位嘉宾畅所欲言,追忆黄埔往事,共话黄埔精神。本刊在此选载部分发言内容。阅读黄埔,也是阅读近现代中国。  

   在20世纪中国,有两所学校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所是众所周知的北京大学,没有北大就没有“五四”的新启蒙,20世纪中国文化的历史就要改写;另外一所却往往被人忽视,那就是黄埔军校。黄埔军校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在20世纪上半叶对中国的政治、军事产生了巨大影响。活跃在20世纪中国政治、军事舞台上的重要将军们,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很多都是黄埔军校出身。虽然他们曾两次在战场上厮杀,似乎是面对面的敌人,但他们却有共同的历史背景,分享在黄埔所得到的共同教育,这使得国共在历史上有过两次合作,未来还有第三次合作的可能。当我们研究20世纪的中国时,不要忘记这所与北大一样重要的学校。

   关于黄埔军校,已有不少的研究成果,我想着重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黄埔的学生们。北大是一所大知识分子云集的学校,而黄埔可以说是以小知识分子为主体,更确切地说,是以学生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学校。黄埔的历史和活力都与学生知识分子的性质有关。1925年开始的国民大革命,事实上也是一场以学生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

  

   三个历史背景

  

   要了解黄埔军校的产生,首先要了解三个历史背景。

   1905年的科举制度废除。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说,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重要性完全不亚于辛亥革命。读书人原本与国家制度密切相关,晚清时期的很多读书人,即使从事其他职业也依然继续考科举,甚至同盟会里的一些年轻成员,一边搞革命也一边考科举。科举制度的废除使读书人的发展有了多元的可能,读书人开始分化了:其出路不仅是读书做官,还可以从事不同职业,其中很重要的是从军。宋代以后,中国军人的地位一直不及文人,所以有“好男不当兵”的说法。军人的地位一直受皇权压抑,军人战功再显赫,也不及文人在皇帝面前吟一首诗。这个状况到晚清后开始出现变化。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而崛起的湘军、淮军的出现,意味着军人的地位开始上升。随着亡国灭种危机的加深,在“军事救国”的号召下,大批读书人到日本、国内的军事学堂求学,军人成为非常热门的职业。

   民国以后,新式学校替代了旧科举。新学校培养出大量新式知识分子,数量比以前从科举制走出来的秀才、举人要多得多。但当时现代化还未充分发展,社会需求并未同步增长,民国之后很多学生特别是中小学生出现了“毕业即失业”的情况,一些回国的留学生,也有找不到自己心仪职业的。这些学生受过新式教育,对自己的前途充满各种乌托邦式的期待,希望向上流动却得不到机会,又看到社会的种种黑暗面,这些对社会不满、充满潜在革命性的学生知识分子恰恰是黄埔军校的主要生源。这个群体实际上属于游士阶层。在中国历史上,凡到乱世,就会有游士阶层和游民阶层出现。相应地,两个阶层的出现以及互相结合就预示着乱世的到来,社会必将经历一场大动乱或大革命。民国初年恰恰具备了这些条件,这些学生知识分子后来成为黄埔军校的核心成员,影响着20世纪的中国革命。

   1919年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一场学生的爱国运动,同时也是一场公民的社会运动。现在讲到“五四”,较多强调五四运动的爱国意义,但当年“五四”的领导者如傅斯年、罗家伦,更多地强调这是一场公民自觉的社会运动。这场运动一无武力支持,二无金钱支持,但竟然取得胜利,这是从未有过的。五四运动的胜利带来了“双重发现”:一方面,让学生发现了社会。民国初年知识分子普遍将希望寄托在政治之上,但五四运动让学生发现了社会具有强大的改造动力,特别是上海六三运动的支持,让学生意识到可以通过社会运动来改造中国。另一方面也让社会发现了学生,当时各个党派,无论是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还是梁启超的“研究系”,都发现除了依靠军阀外,还可以依靠学生,通过观念的力量动员民众来获得胜利。五四运动之后,各派政治力量都开始积极争取学生,谁争取到学生精英,谁就掌握了革命的主动权。国民党也开始注重学生工作,注重舆论宣传和观念引导,通过这种方式争取革命主动权。

   1925年的五卅运动。在此之前,有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1923—1924年,南北政府先后取消了法统,即取消了国会。孙中山建立了大元帅府统帅军事和政治,北方则成立了段祺瑞执政府。这个重要的变化表明民国初年以来以国会为核心的法统失去了合法性,新的政治合法性何在?革命于是呼之欲出,代替法统成为新的政治合法性。革命高潮到来之前学潮汹涌,其中有50%发生在中学,学生群体政治意识高涨。1925年的五卅运动标志着国民大革命的开始,社会各阶层都积极参与。

   经历了这三个事件,可以看出,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前夕,社会已经开始动荡,学生已成为这场社会运动的核心和主体。一场大的社会运动需要主义,需要动员。受五四运动启发,革命者意识到革命不仅需要“枪杆子”,还需要“笔杆子”。过去的军校,无论保定军校还是云南学堂,都只有“枪杆子”而没有“笔杆子”。但黄埔军校与它们不同,黄埔的特点是“枪杆子”加“笔杆子”,除了军事之外还有主义,因此,黄埔需要从社会中游荡的大量学生知识分子中寻找自己的生源。

  

   学生知识分子的黄埔

  

   黄埔军校的招生条件明确说明,报考条件是高小毕业且在中学读书一年以上。我们可以看到,黄埔时期的黄埔学生,即黄埔前六期的学生除个别有大学背景外,大部分都是小学毕业,或在中学读过几年书,然后经由各种社会关系介绍报考黄埔,他们基本都是中小知识分子。

   从家庭背景看,有的学生来自书香门第,有的是城镇居民,有的是乡绅子弟,但大部分是农民的孩子,而且很多来自中下等生活水平的家庭,甚至有一小部分家庭贫困,生活艰难。黄埔的学生可以说是“有些知识但又没有充分知识”的学员,这和北大完全不同。北大以大知识分子为主体,大知识分子在民国以后居于权力和文化中心,但已经开始与社会脱离,部分还与上层结合。小知识分子则不同,他们处于权力与文化的边缘,介于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有知识又接近社会,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接地气”。所以他们更容易有革命性,也更容易与他们要发动的对象——工人、农民打成一片。

   并非巧合的是,黄埔军校是1924年创办的,在前一年,北方著名的保定学堂停办了,大批知识分子纷纷南下到黄埔从军。这样一来导致南北方失衡,北洋政府很难再争夺到优秀的年轻人。而大革命期间的广州可以说是“学生的广州”,国民政府的领导者多数也是学生出身,因而被称为“学生的政府”,南方军队也被称为“学生的军队”。

   20世纪中国的三场大革命: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和中共革命,其领导层基本上都是以小知识分子为主体。他们一开始在政治和权力的边缘,逐渐走向中心。黄埔军校的小知识分子们,从黄埔出发,逐渐走向中原,在中心大舞台上扮演了核心角色。

  

   “地方性”的超越

  

   辛亥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地方对中央的革命。辛亥革命后,各地封建割据,形成了民国初年强烈的“地方性”特征。受此影响,民国初年很多学校都具有“地方性”。但黄埔不同,虽身居南国,却面向各地招生,类似今天的国家重点大学。当时黄埔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以黄埔四期为例,学生不仅来自全国25个省份和地区,还有归国华侨,甚至有朝鲜人和越南人。以黄埔为中心的国民党军打破了湘军、淮军和北洋军队的地方主义,是一支以党为核心、由五湖四海精英组成的军队,它已超越了“地方性”。这也是它最后能战胜北洋的一个重要因素。

   尽管如此,传统的血缘、乡缘和学缘关系还是以各种方式渗透到黄埔学生中,因为最初学生们多数都是通过亲戚、同乡、老师和同学等介绍来报考黄埔军校的。过去的历史研究中,较多地强调黄埔内部的分歧是国共间的分裂、意识形态的分裂,但仔细研究发现,黄埔学生内部之所以形成不同的团体,不仅有主义的、党派的分歧,血缘、地方、学缘的因素也同样重要。过去过于强调黄埔内部党派的区别,而实际上黄埔内部的地缘网络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这方面的研究现在还相当薄弱。地缘网络在中国革命当中始终潜伏,成为影响革命内部分化组合的重要元素。

  

   黄埔的革命精神

  

   黄埔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是有自己的精神,即所谓黄埔的革命精神。这个精神从哪里来?乃从主义而来。五四运动后,决定中国政治的不仅是“枪杆子”,还有“笔杆子”。到了五四运动晚期,启蒙运动已分化为各种各样的主义。当时最流行的是各种新式的主义。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知识分子,有思想有信仰,并且掌握白话文,便于动员民众。1920年代是主义的时代,各种主义如雨后春笋。

   说到主义,我想特别强调黄埔学生中的理想主义精神,这是今天非常稀缺的一种精神。理想主义可以说是一种青春的精神或学生的精神。这个精神源自“五四”,而黄埔学生很好地继承了五四精神。我们可以看到黄埔军校虽然条件简陋,但学生个个精神饱满,生气勃勃。黄埔一期、二期的学生是东征主力军,他们不怕死的战斗状态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精神作支撑。

   黄埔军校当年着重培养学生的三种“力”:第一是军事力,第二是组织力,第三是动员力。军事力一般军校学生都有,组织力则不一定,而动员力,即动员民众的能力,只有黄埔学生才具备。这个动员力很大程度来源于俄国。黄埔军校模仿苏俄的党军体制,在军队内部设立政治部,配有政治教官,具备很强的动员力。这是北洋军队没有的。北伐之后,很多北洋军队倒向国民军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求“赶快派政治教官来”。

   当年的黄埔学生有这么强的动员力,他们的信仰是什么呢?过去的研究经常强调,在黄埔时期,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已产生各种分歧、内斗,但这个说法被夸大了。实际上在1927年国共分家之前,黄埔内部各种主义的争斗并非主流,因为在1920年代中期,国家主义、社会主义等各种新思潮不断涌进,孙中山都认为它们与三民主义是一致的,而对大部分黄埔学生而言,其实全都是“拿来主义”,兼容并包。他们并不清楚这些主义之间的细微差别。黄埔为何有如此强的战斗力,以黄埔学生为主体的国民革命军为何能取得北伐的胜利,这既是国共合作的结果,也是各种主义相互包容的结果。

   不同的主义越是能够互相包容,中国就越有希望;相反地,1927年以后,主义分裂了,国共分裂了,革命也就终结了。黄埔军校的历史告诉我们,主义携手,黄埔就有活力;国共合作,中国才有希望。

   (作者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导)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8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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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同舟共进》201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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