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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春松:儒家不是还乡团

更新时间:2014-09-04 15:28:58
作者: 干春松 (进入专栏)  

    

   澎湃新闻:您有一本名为《重回王道——儒家与世界秩序》的书,里面谈的是儒家思想如何化解民族国家体系的危机的,引起了一些反响。其实我们现在讲儒学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意识到西方现代社会的一套制度其实是有很多弊端的,因此我们希望通过儒学这套本土的资源来应对这些问题。那么您认为我们本土的儒学中有哪些方面可以被利用来应对西方民主制度带来的危机呢?

   干春松:

   (一)儒家不能包医百病

   说实在的,我本人是反对这种“药方”式的儒学的。即现代社会有什么问题,只要儒学一出手,就药到病除。所以满世界都是天人合一挽救环境危机之类的乐观口号。看起来你提的这个问题深受这种“药方儒学”的影响。

   你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人类并不可能设计出一套完美的制度,民主制度也一样。而且西方人还经常在民主和人权的口号下,做一个危害他国的事。然并不能简单地说因为西方现代社会制度出现弊端了、或者有些制度设计并不一定适合中国,我们就可以用儒学来“替代”。在1840年以后,儒学这套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和制度体系在经受来自西方的巨大冲击之时,无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进退失据”的局面。说白了,在当时,就是因为“打不过”西方,所以才产生了中国的制度危机,进而是价值危机。另一方面,传统中国制度体系所对应的主要是农耕文明,对于大规模生产和市场导向的文明形态所形成的制度很少。而且,重视家庭的儒家文化“团体生活”(梁漱溟语)的能力较弱,生产方式以及生产组织的能力也都很弱。直至现在,这种“弱”的状态也没有发生真正意义上的改变。所以说,即便当我们发现由西方现代社会生发出的“现代”制度呈现出一些问题,那也并不意味着儒家已经准备好了一套现成的制度并乐观地幻想只要打开儒家的“锦囊”以后就可以把当下的问题都解决了。现在很多提倡儒学复兴的学者通常认为“西方治理制度不行了,我们必须用儒学来解救它们”,甚至最乐观的想法还认为“21世纪就是儒家的世纪”。但是我自己并不是非常认同这样一种看法。

   (二):没有全球意识的全球化时代

   当我在写《重回王道》一书时,我所讨论的内容其实是指向一个特定的范围的,即如何看待、如何处理关于国家间的关系?直到现在,人类社会也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个确定的框架秩序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问题;或者可以说现有的国际秩序依然是一套有待完善的秩序,依然处于重建的过程之中。当一个处于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的“国家”处理自己国内的问题时,比如当我们习惯性地讨论民主选举制度时,我们理所当然认为被选举的对象应当成为一个“国家”或“地方”的领导人,这套秩序是针对“国家内部”而形成的。但是当面对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之时,我们会发现联合国的领导人并非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国家与国家之间也不是靠民主投票的方式来决定许多重大事务的。于是,当人们习惯于开口就说“我们要建立起一套规则”时,这套规则到底意味着什么?具体如何操作?,对此种种,我们其实并不是很清楚。

   (三)强权还是公理:依然是个疑问

   到目前为止中国人有的时候对我们所处的世界会体现出一定的恐惧和拒绝。因为在我们进入这套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格局之时,是“被迫”的,我们是被整个世界现代性的潮流所“裹挟”进来的,甚至可以说我们是被“打”进来的。所以在认识世界秩序的时候,我们难免会抱有一种“怨恨”的态度。早期中国知识分子比较喜欢讨论强权和公理之间的关系,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公理?当时的中国人多么希望世界上是存在公理的,但是他们恰恰所面对的只是强权。当时的官员和老百姓看见列强使用火力迅猛的大炮、驾驶着很大的船驶入中国的港口,他们对这个世界最初的认识当然就是“船坚炮利”。

   值得注意的是,晚清的人士对于这种秩序有很多的反思。提出“金铁主义”的杨度就说,西方国家看上去秩序是很好的,但它们的良好秩序背后暗含着一套“对内文明,对外野蛮”的思路:对自己本国的人民是很文明的,对于其他国家则是很野蛮的。杨度的观点也的确符合当时殖民运动的现状:通过掠夺落后国家的资源,把世界变成一个广阔的市场,这必然会建立起一套原料提供国和生产出口国之间的秩序。这套秩序最初的确是依靠武力而建立起来的,所以现代化的过程其实就是一场引发了各种战争的过程,一战和二战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所展开的,英国和西班牙更是典型的受益国家。这套世界秩序显然不是靠协商确定的,而是靠战争打出来的。

   (四)联合国是一个“维持会”

   当我们现在谈到所谓的国与国之间的秩序,我们马上会想到联合国。联合国是一个由二战战胜国在雅尔塔通过签订协议来确定秩序的跨国家组织。在现有的世界体系之中,的确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和机构能够与联合国所具备的广泛代表性抗衡。在解决国际问题的时候,联合国具备了部分超国家的特性,它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进行国际干预活动中唯一具有合法性的机构:只有联合国才有权力宣布对某些国家的行动进行制裁和干预。但是,联合国的秩序也始终不是一个民主秩序,虽然它设有投票机制,但是当它确定某些重大事件的时候,却运用常任理事国否决权的这一套机制。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意味着我们很难对一件有分歧的事情提出一个解决的办法。同时,联合国也被很多人质疑其最初之建立即是建立在国家利益之上,而非建立在超越国家的高度上。所以,如果说现代世界格局中还存在着一个秩序未建区域的话,那么它就是国与国之间的秩序。

   当我们开始反思国与国之间秩序该如何建立之时,西方世界也在进行反思:我们当下所置身的一套秩序是否是合理的?中国经常提出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议题,对于这样一个诉求,首先需要对“新秩序”进行构想,同时思考“新秩序”的背后是否可以获得一套完备的理论来进行支持。所以我才提出用“王道”来切入对世界秩序和国家间关系的处理。

   关于“新秩序”的构想,赵汀阳曾经提出“天下制度”的观点,对此我也进行了重思。传统的儒家是具备一套完善的理论体系的。但这套理论体系长期以来并不是意在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民族国家是一个后起的概念)而是着眼于处理不同民族之间、或者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处理“儒家文化圈”中的秩序问题。

   在“儒家文化圈”格局下的秩序处理方面,儒家有几个基本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王者无外”。儒家认为一个好的秩序不是依靠武力或者霸权去征服而来的,而是靠良好和稳定的秩序来让大家归服,所以“王者往也”,充分表达了对如此良好制度的向往。第二个原则是指儒家在处理中国的所谓“夷夏”(华夏民族与其他民族)关系的时候,采取的不是种族主义的态度,而是进行文化和礼仪的教化,即“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这就是说,并非存在一个“天然”的中国,而是当你已经达到了儒家所言的文明和教化程度,你就可以称之为中国。

   这样的一套教化秩序,在古代中国处理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时,实际上是非常成功的。比方说,现在我们在这里聊天,我如果问你你是什么族(的人),你可能会说是汉族;你如果问我,我也会说自己是汉族人。但事实上,中国古代的民族观念完全没有那么强烈,我们甚至已经很难真正地知道我们祖上曾经有过多少次民族融合的事件了。中国不断地处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之中,这个过程也意味着中国人在处理中国和周别的民族或者国家的关系的时候,它采取了比较有弹性的一个制度。因此我们从不习惯用武力去征服朝鲜或者越南,这不是传统中国的文化传统。所以在明朝末年,有一度韩国人和日本人认为他们也是中国人,这是因为他们会认为从礼仪和文明上来说,“中国”是一种先进文明的代表。

   我想,在当下身处由利益关系所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之中,这样的一套传统中国对于世界秩序的思考对于世界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五)重回王道不够儒家化吗?

   对此,很多人批评我说,前几天澎湃网对白彤东的访谈中,他就批评我用的是“世界主义”(cosmopolitism)的套路,不够儒家化。也有人说:对于“新”的世界秩序构想,你提出了这样一套乌托邦式的、或者说过于理想化的制度设计,这对于现实有什么制约作用呢?我想,凡是学过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人都知道,契约制度就是在“争夺”产生以后催生的,而现在只不过是契约的主体由人和人之间的竞争关系转变成了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关系。所以说,任何制度的构建,一方面是源于社会的需求,另一方面就是一个观念的熔铸过程。因此,对于当下国与国之间关系的观念,我们需要进行一种新的思考,如果对旧有格局下的观念没有突破的话,我们就会走入死结。

   对此我们可以拿中国的南海冲突、东海冲突和其他的边界冲突做例子。在这些冲突中,中国会说,边界冲突的问题我们不愿意让其他国家来干涉,而是愿意通过与周边国家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但是,如果说当分歧变大,大到谈判无法解决、有可能会上升到军事冲突的时候,那要不要有一个第三方来处理问题?类似的问题其实不只是中国有,世界各国都有。那么,我们是否还依旧认为谈不拢就必须靠武力来解决?在古代战争中,“谈不拢就打”是一个简单粗暴的逻辑,但是当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当下,无论是文明的发展,还是杀伤性武器的客观存在,都已经不允许简单重复“谈不拢就打”的粗暴逻辑,哪怕是谈不拢,我们也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解决。所以我说,这个时代在呼唤一个新的秩序。

   在这样的关于新秩序的构想中,我想儒家能够提供一些很好的思想资源。当然,世界上也有很多其他的思想资源,在《重回王道》的书中也讨论了康德的讨论方案、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等等。我们先要做的是把这些思想资源进行总结和整理,然后才得以进行哲学的对话。如果把这些思想进行高度综合,我认为是可以提出一种世界哲学的。或者说,在这种“世界哲学”、也就是在讨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政治哲学范畴中,儒家是可以提供很多思想资源的。对于这些思想资源,我们应当加以总结,为新的世界秩序的建构提供一个属于中国、属于儒家的思想参照。

   澎湃新闻:我注意到,其实有很多我们现在谈论的儒家的学者,他们不是像您的这种想法,他们是想要解决国内的问题的。我知道像您的这种思路,包括许纪霖一直在说的“新天下主义”,都是想建立一套世界的新秩序。但是很多儒家的学者,包括像秋风,他们认为儒学不光是解决世界秩序的问题,而是更多地去解决国内现在的一些问题,比方说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个现代性的问题。您说您自己不是那么的乐观,那么您对这些学者的观点有什么看法呢?

   干春松:

   (一)李泽厚说:儒家是文化心理结构

   当然,我也认为儒家思想首先应当解决“国内”问题。因为如果你连国内的问题都插不上手,再去谈论解决国与国之间的问题,大家会觉得这样的思路很可笑。但是,我之所以不像他们那样急切地提出一套具体的做法,原因在于在我看来,儒家面对现代性的挑战所做的调适到目前为止还只有不到两百年的时间,而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就是一个否定儒家的过程,所以儒家一直没有机会在一个合理的环境中尝试新的制度建设。在一种“别人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思路下,我们忙于实验各种国家体制,比如民国初期的联邦制、1949年之后的人民公社等等。所以,我自己的工作重心还不是急于提出一套多么完美的制度。

我是做哲学研究的,我认为首先的问题是我们要讲“道理”,我们要讲出一套我们可以这么做的“理”来。这个“理”首先要从反思近代以来中国的制度,以及重思中国国家建构的历程开始。现代的“中国”存在两期“共和国”模式,就是“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很奇特的是,这两个作为共和国的政治治理模式现在依然存在,台湾和大陆即是如此。这意味着,在1911年以后,中国人建立的两种现代国家的形态依然存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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