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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飞:关于近几年中国外交的反思

更新时间:2014-07-31 11:00:16
作者: 刘建飞  

    

   核心提示: 中国外交需要顶层设计,尤其是外部环境变得更为复杂,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的时候。搞好顶层设计是搞好中国外交的关键。

    

   回首过去几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学术界以及一些社会舆论关于反思中国外交的呼声颇高。基本看法就是,过去几年的中国外交太“软”,尤其是周边外交,集中表现在应对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日美同盟加强、南海争端升温等问题上。有论者批评政府对这些挑战应对失当。更有论者主张修正中国的外交战略,放弃韬光养晦方针和不结盟政策,以便更好地应对美日等国的战略围堵,维护国家利益,提升中国的大国地位。那么,到底应当怎样评价近几年的中国外交呢?又该如何看待中国外交目前所面临的挑战?中国应当如何应对?

    

   近几年中国外交的得与失

  
 

   评价中国外交的得失,首先要看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什么?它是否实现了目标?

   外交服务于内政。就是说,中国外交要服务于中国的总体战略或称大战略。中共十六大和十七大都提出中国面临三大历史任务,即“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完成这三大历史任务需要两个前提条件:一是维持国家安全,即不遭受外敌入侵或被卷入大规模战争;二是保持国内社会政治稳定,不出现大规模的动乱。三大历史任务和两个前提就是中国大战略的基本目标,其中实现现代化是核心,当然要兼顾其他目标。中国外交的任务就是为实现这些大战略目标营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其中核心任务是为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基于此,中国外交的基本取向就是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同世界各国和平相处、互利合作。可以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外交是成功的,没有偏离既定的战略方向。

   那么,现在是不是到了中国外交应该改变战略方向的时候了呢?肯定不是。因为中国大战略的目标并没有改变。尽管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GDP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但是离既定的发展战略目标还相距很远。中国的人均GDP才刚刚超过4000美元,是美国的近1/10,比许多发展中国家还低。即使达到了邓小平当年说的现代化目标——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还是需要谋发展,因为发达国家也在发展,在向前走。正是基于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邓小平才一再强调“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既然大战略目标未变,那么中国外交的核心任务也就不应当改变。所以,如果说中国外交有需要反思之处,那也不应当是战略层面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今中国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再是发展,而是维护安全,因为中国的领土领海权益正受到侵蚀,美日等国正加紧围堵中国,中国的安全形势严重恶化,维护安全已经超越经济发展上升为中国所面临的主要矛盾。这也是反思中国外交战略说的主要论点。

   然而,这种观点没有摆正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任何国家都需要安全,但是,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没有绝对的安全。即使作为惟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也没有绝对的安全。它试图追求绝对安全,为此维持着超强的军事实力,但是在像“9·11”事件这样的非传统安全威胁面前,也显得力不从心。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应当追求的是基本安全,而不是绝对安全。所谓基本安全就是国家核心利益不受威胁。《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将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界定为六项:“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认真评估一下,这六项核心利益都未受到威胁。南海争端虽然涉及领土领海主权问题,但与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受到威胁还不是一回事,而且这个问题早已存在。过去30多年,中国未因南海问题而放弃将发展作为第一要务,那么现在有什么理由要改变原有的做法呢?

   再看美日围堵中国问题。首先,美日同盟早已存在,但是中国并未因此而丧失发展所必需的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现在的美日同盟虽有加强,并且针对中国的成分更多了一些,但是同过去相比并没有本质的变化。其次,无论是中美关系还是中日关系,都存在着两重性,既有对抗的一面,也有合作的一面,但合作是主要方面。在安全上,美日对中国崛起都存有戒心,因此要强化对中国的防范、牵制;但是在经济上,中国是美日的最重要伙伴,甚至是利益攸关方。在全球化时代,经济在国家利益中的位置更为重要,特别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美日要复兴经济,更需要中国的合作。此外,在非传统安全、地区安全以及许多全球性事务上,美日也需要中国的合作。正因为如此,才会有中美“积极合作全面关系”和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这样两重性的关系,决定美日同盟很难成为针对中国的战争机器,如此,中国的“国家安全”也就不存在现实的威胁。

   总而言之,安全超越发展论的立论依据是不充分的,由此引出的对中国外交战略的质疑也是难以成立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级大国,甚至是坐二望一的世界大国,而大国拥有霸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中国应当理直气壮地同美国分享霸权或争夺霸权。根据这种观点,中国外交战略也应该改变,应以同美国竞争为中心任务,为此,中国要放弃不结盟政策,同那些反美国家结成同盟。

   且不说反美同盟能否建立起来,即使建立起来了能否同美国的同盟体系相抗衡,都很值得怀疑,因为这种观点的立论基础就是错误的。其一,中国的综合实力与美国相差甚大,即使想同美国争霸,现在也不是时候。其二,邓小平当年确立不结盟政策,是基于中国的大战略目标和利益,因为结盟必然会受盟友的束缚,导致出现对立面,这肯定不利于营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其三,结盟政策不符合时代潮流,美日等国受冷战思维和传统权力政治思维的影响,奉行结盟政策,那是它们的局限,而中国要迎合时代潮流,摈弃作为旧时代产物的结盟政策。其四,至于谋求霸权,那更是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历史传统不相符。中国只是谋求民族复兴,使国家强盛,同时改善民生,也可以做负责任的大国,但是绝不称霸、争霸。反对霸权主义一直是中国外交的宗旨之一。可见,从争霸论出发来质疑中国外交战略,也是不可取的。

   说中国外交是成功的,是就战略层面而言,并不意味着没有值得反思之处。综合媒体和公众的评论,中国外交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随着中国崛起和利益拓展,特别是海外利益的拓展,中国外交在机制、工作层面也在进行调整、改进,以适应形势需要,但是,给人们的感觉是不尽如人意;随着周边形势的复杂化,特别是南海问题热度剧增,中国在维护海洋权益上似乎力度不够;面对美国战略重心东移,针对中国的战略动作频频,比如加强美日等双边同盟关系、向澳大利亚派驻海军陆战队分遣队、推动TPP谈判,中国的反应好像迟缓,有些无所作为。不过,对上述这些问题,要一分为二地看。国际形势确实变化很快,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中国外交应当及时做出应对。但是,应对不是盲目地、简单地回应,而是要从自己的战略利益出发进行战略谋划,审时度势,趋利避害,量力而为,顺势而行。而战略谋划需要有个过程,并不是越快越好。在情况没有搞清、利益得失不明的时候,应对慢一些胜过盲目的快,回应的力度软一些好过鲁莽的硬。面对新情况、新挑战,如何又好又快地做出回应,是中国外交面临的重大课题。

    

   当前中国外交面临的挑战更为复杂

  
 

   近几年学界和舆论界对中国外交的反思,除了对中国外交本身的评价外,还涉及对中国外部环境的认知。实际上,一些论者也正是出于对外部环境的认知,才会有对中国外交的一系列批评,认为中国外交没能适应外部环境变化。这些论者认为,近些年中国外部环境严重恶化,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已不复存在,因此,中国外交的核心任务不应再是为发展服务,而是维护安全。

   问题的焦点是如何审视、评估中国外部环境所面临的新挑战。如果这些挑战真的威胁到了国家核心利益,那么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确实也就不存在了。近年来,中国外部环境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经济上,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在同世界各国开展经济合作的同时,也带来经济竞争和摩擦,进而影响中国同各国的关系。就拿中美关系来说,过去两国经济基本上是互补的,两国经济合作构成维系双边总体关系的重要基础;而现在,两国在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贸易逆差等问题上争执不断。如何为中国对外开放继续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是中国外交的一项重要任务。

   其次是政治上,西方国家并未放弃“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只是将实施这项战略的重点由政治上打压转为在舆论上抹黑。在国际舆论中,西方仍然处于明显的强势地位。有些西方国家的媒体仍然抱守冷战思维,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将中国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无限放大,并且牵强地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企图“妖魔化”中国。而中国的媒体,由于各种原因,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还难以满足需求。如何塑造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国际舆论环境,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再次是安全上,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周边安全环境。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同中国有领土、领海权益等方面的利益纠纷,个别国家出于自己的利益,试图借助西方大国的力量来同中国博弈。此外,朝鲜核问题以及朝鲜半岛南北军事对峙的状况时常引发紧张局势,这种紧张局势经常导致美国借机到中国沿海展示武力,从而使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面临风险。如何维护和平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同时又不使中国的领土、领海权益遭受损失,是中国外部环境建设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最后是战略上,中国同惟一超级大国美国之间的战略互信一直处于若有若无状态。美国从其霸权战略出发,一直将快速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看成是“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在其对华政策中一直含有防范、牵制、遏制的成分。为此,它一方面加大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力量布署,另一方面加强同其亚洲盟友的关系,并将共同价值观作为同盟的基础。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美国积极发展同“亚洲民主国家”以及同中国有利益冲突国家的关系,试图利用这些国家来平衡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协助美国“重返亚洲”。建立并深化中美战略互信将继续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难题。

   这四个方面的挑战是否逆转了中国的外部环境,进而颠覆了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呢?应当说没有。理解这一点需要对外部环境做动态的考察。

自改革开放以来,外部环境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外部环境不断改善。这既得益于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中国的综合实力有了飞跃式的提升;也得益于中国在进行内部建设的同时,非常重视外部环境建设。改革开放初期,外部环境建设的主要任务是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避免被卷入大规模的战争,以便能集中精力谋发展。冷战结束、苏东剧变后初期,外部环境建设的主要任务是营造良好的国际政治环境,妥善应对西方“西化、分化”战略以及各种政治压力。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实力增强、国际地位提高,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和国际政治环境明显改观,中国被迫卷入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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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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