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刘建飞 谢剑南: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

更新时间:2018-11-24 02:00:15
作者: 刘建飞   谢剑南  

   内容提要:中美两国是全球治理体系的两个关键角色,在其变革过程中负有特殊责任。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既有合作机遇也有结构性矛盾。中美关系的走势不仅直接影响两国政治经济发展,也深刻影响全球治理及治理体系变革的方向与进程。实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良性互动,既有助于中美关系发展,也有利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

   关 键 词: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关系  global governan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new model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  Sino-American relations

  

   新世纪以来,全球治理面临诸多新情况。一方面,国际体系的力量对比格局出现重大变化,一大批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兴国家成为国际体系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日益增强,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也不断提升,而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在金融危机后复苏缓慢,整体实力比重下降,主导全球事务的能力与地位在相对弱化。另一方面,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传统安全问题仍困扰世界,非传统安全问题愈发凸显,世界范围内的反全球化、再国家化、贸易保护主义、自贸区碎片化、社会发展及分配不公等趋势愈发明显,不确定性风险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焦虑不安。在应对繁多且日趋复杂的全球性问题时,以往传统全球治理机制“已经失去前进的动力”①,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成为必然要求。

   中美两国无论从综合国力还是发展潜力来看,都是世界一流大国,同时两国因迥然相异的制度特性、发展模式、行事风格,对世界发展和全球治理影响巨大。中美关系作为当今世界体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建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既是两国在新时期相处之道的积极探索,也是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关键内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发展意义。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大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负有的特殊责任、中美两国在其中的合作机遇和结构性矛盾,以及如何实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互动。

  

一、大国在全球治理及治理体系变革中负有特殊责任

  

   全球治理体系演进的一个重要趋势是治理行为体多元化,但各类行为体的能力和责任差异不可能消除。由于大国拥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因此大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大国就像歌剧院中的首席女主角,在国际舞台上的进进出出都惊天动地。”②大国参与全球治理,不仅为解决全球问题提供了强大推动力,直接或间接地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合法性,也使共同达成的协议具有了较高执行力。大国在追求国家利益和价值目标的过程中,为了自身利益与权力诉求参与全球治理,本身也是一种体系结构上的建构,因此,在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史中,“正是那些大国崛起、成长、威震一方、相互争夺、相互妥协、前赴后继、此起彼伏的历史,构成了世界历史的主要脉络。”③就目前态势来看,全球治理及治理体系变革的关键主角依然是大国,换而言之,大国在当今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负有特殊的责任。

   1.1 大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关键作用

   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问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问题。和平问题主要是安全问题,发展问题主要是经济问题。冷战后,国际体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格局向多极化发展,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加剧,全球化在使世界更加相互依赖的同时,也使世界更容易受到相互制约,大国在全球治理及治理体系的变革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大国是全球安全治理的主导力量。安全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大方面。其一,大国在维护传统安全时发挥重要作用。传统安全是指“国家的主权、领土、政治体制等处于一种不受威胁的状态”④,主要维护手段就是国家实力特别是军事行动。对于大国来说,通常是通过强大实力自助,有时也通过均势、结盟的方式。对于小国来说,主要有四种方式维护传统安全,一是依附大国并与大国结盟寻求保护,二是加入特定集体安全组织,三是寻求非对称平衡手段达成某种微妙均势,四是成为国际公认的中立国家。冷战后,大国在促进全球传统安全治理、制止国家间冲突和战争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例如柬埔寨问题,越南于1978年12月入侵柬埔寨后,东盟作为地区组织介入并做了大量斡旋工作,于1981年7月在纽约发起79个国家代表参加的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但囿于大国苏、中、美的复杂关系,斡旋无果并长期陷入僵局;此后,东盟又于1988年7月和1989年2月两次牵头拉越南和柬埔寨国内四方主要势力举行了雅加达非正式会议,但仍无力促使各方达成协议,至此,东盟十多年“地区问题地区解决”⑤的努力与希望已然落空;其后,安理会“五常”开始介入,1991年9月,巴黎会议上正式通过了以“五大国框架协定”为基础的终止柬埔寨冲突的和平协议,“这实际上是五大国在冷战后以大国协调的方式进行的第一次区域安全治理”,彰显了大国在地区传统安全问题上的重要作用。其二,大国在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时发挥着重要作用。非传统安全问题是指“非军事性灾难和全球性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实现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⑥,如恐怖主义、核扩散、网络安全、气候环境、跨国犯罪、公共疾病等。这种安全问题无法以大规模军事行动方式解决,只能主要依赖外交、制度、科技、文化、人力、教育等资源进行治理。大国因为拥有全面强大优势而成为非传统安全治理的主要力量。例如全球气候治理问题,冷战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1997年,以《京都议定书》为界,第二阶段为1998-2009年,以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为界,第三阶段为2009年到现在。第一阶段属于泛泛而论时期,既无共同明确目标也无可行举措;第二阶段由于美、中、印等大国未有效参与进程,实际上属于“空心化”阶段;第三阶段中美等大国积极参与并相互协调合作。中美两国于2014年11月12日签署《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这一联合声明基本上为下一年将要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巴黎)扫清了障碍”,⑦产生了强大示范效应和连锁效应,极大地推动了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其后2015年12月12日,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在中、美、法、印等大国积极合作和推动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200个缔约方一致成功通过《巴黎协定》,2016年4月22日,《巴黎协定》由175个国家正式签署。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响,正说明大国的作用不可替代。

   大国是全球经济治理的关键角色。冷战期间,全球经济发展被人为割裂,难以形成全球统一的规则、贸易、市场,妨碍了世界经济蓬勃发展。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相对和平稳定,全球化、经济一体化、自由贸易深入发展,大国以其强大实力和影响力,在市场规模、规则制定、金融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和协调作用,有力地引领并推动了全球经济与贸易的蓬勃发展,促进了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与发展。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在发展中也遇到了障碍和挑战。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范围内已发生了四次较大的金融危机,分别是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2-1993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4-1995年)、东南亚金融危机(1997-1998年)、全球金融危机(2008-2009年)。每次危机爆发后,无论爆发的原因如何,在关键时候都是相关大国调整政策,才促使世界经济逐步走出危机。尤其是为了更好地应对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原本由财长和央行行长参加的G20国际经济合作论坛在2008年11月升格为G20领导人峰会。由于G20囊括了全球几乎所有重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其成员人口占全球的2/3,国土面积占全球的60%,贸易额占全球的80%,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90%,使其在国际上拥有强大实力和巨大影响力。在G20的积极运作下,经过广泛协商和政策的持续出台,逐渐推动全球金融危机走出低谷。与之相应,“G20的机制化也因此成为应对危机触发的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一个起点,更代表了全球治理改革的一种正确方向。”⑧如今,随着议题范围的扩大和功能的强化,“G20有可能改变地缘政治格局,打破以条约形式结成的组织,为全球化外交引入更多灵活性。”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中产生的新平台,已经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推动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重要平台。

   纵观大国参与全球治理并发挥重要作用,其兴趣意愿与合作动力较高的原因主要在于三个方面。第一是客观原因,各种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又难以解决,如气候问题、恐怖主义问题、核安全问题和走私贩毒问题等,客观上需要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的通力合作,同时这也是大国的责任和义务。第二是主观原因,各大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不仅有利于维护自己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也有利于彰显自身的大国身份、地位和存在感。第三是连带原因,有些国际热点与难点问题,最初只是区域性或局部性的,但是随着局势和情况变化,原来不相关的大国也可能被直接或间接地卷入其中,最后使得大国进行干预的政策和行动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1.2 大国关系决定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方式与趋势

   冷战后,全球性问题的涌现及复杂化,没有一个大国能够单独应对,也没有一个大国能独善其身,传统大国关系已经难以应对全球治理,以致形成了“治理成果失效、治理手段失灵、治理方向偏差”⑨的治理困境,因而必须突破并超越传统意义的大国关系,建构以共同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多维立体关系,唯有如此才能有效推动全球治理。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认为,“大国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维持国际秩序: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关系;运用自己的超群实力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将左右整个国际社会的事务。”⑩

   有效的全球治理必须以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为前提,这取决于大国是否合作以及如何合作。温特(Alexander Wendt)指出,“一定时期的国际秩序是否稳定,往往取决于主要大国在核心观念上能否达成和保持一致、默契或必要的妥协。”(11)实际上,大国不仅在维护国际秩序方面有重要责任,自身在全球治理中也负有直接重要责任。有学者指出,“全球治理首先就是要治理人类自身的行为,而拥有巨大实力的大国和强国首先要担当治理的首要责任。”(12)国际社会越来越认识到,“在未来,世界将会继续融合,彼此间的联系将更加紧密,国际合作将比过去更为重要。”(13)显然,面对诸多全球问题的挑战,大国必须进行合作共治,建立良好的大国协调关系。在和平时期,经济财富的持续累积增量会带来权力增量,而获取利益的最有利方式已经发生改变,不再是如何去强取,而是如何更好地合作。“对各大国而言,面临的挑战不是如何缩小他国财富增值的空间,而是如何管控与他国的矛盾与分歧、借助他国财富增值的机遇实现自我财富更大增值。”(14)概括来看,大国合作及如何开展合作,已成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方式与趋势的决定性因素。

大国合作的主要形式就是相互协调,共同商定各国不应该干什么和应该干什么。本杰明·诶德里顿(Benjamin L.Ederrington)认为,大国协调机制对全球治理是非常有利的,他指出,“冷战后世界政治中存在一个初始的大国协调机制。尽管过去两个世纪中的均势政策在国际政治中占主导地位,但这种协调机制显得更为经济和更为有效。”(15)显然,这种大国协调机制将会长期存在,因为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只有大国间的协调与合作才能有助于诸多全球性问题的解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3593.html
文章来源:《太平洋学报》 2018年01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