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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伟:合法性问题研究:政治学研究的新视角

更新时间:2014-07-21 16:54:15
作者: 胡伟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治体系存在、持续、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政治体系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大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合法性危机的问题,这种危机如果不能加以消解而逐渐加剧,就会导致政治体系的崩溃。反之,若一政治体系在掌握政权之后能有效地取得和维系其合法性,则将大大有助于政府的运作和政局的稳定。因此,对政治合法性的内涵和成因进行研究,分析维护政治合法性的正确途径和方式,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对于现代化深度发展的当前中国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合法性的内涵与基础

   虽然"合法性"〔1〕一词广泛为人们所使用, 而且人们使用这一概念时也具有相通之处,但从学理意义上说,并非存在着简单划一的看法。不仅许多名家见仁见智,而且经验的观点与规范的观点之间有着深刻分歧,从中也可折射出合法性这一概念的丰富内涵。

   较早对合法性进行系统界定并成为经典理论的学者是马克斯·韦伯。在韦伯看来,合法性是促使一些人服从某种命令的动机,任何群体服从统治者命令的可能性主要依据他们对统治系统的合法性是否相信,因此,"重要的是这一事实:在特定情况下,个别对合法性的主张达到明显的程度,按照这一主张行动的类型被认为是'正当的',这一事实更加确定了主张拥有权威者的地位。"〔2〕这意味着, 合法性不过是既定政治体系的稳定性,亦即人们对享有权威者地位的确认和对其命令的服从。可见,韦伯是从经验研究的角度对既定社会事实加以认定,即在现实政治中,任何成功的、稳定的统治,无论其以何种形式出现,都必然是合法的,而"不合法"的统治本身就没有存在的余地。

   韦伯这种着重从经验事实的角度对合法性加以分析的方法,对当代政治学有重要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政治社会学家S·M·李普塞等再次发起了对合法性的研究,由此引起了广泛的探讨,其中大部分学者对合法性的界定仍是韦伯式的。按照李普塞的说法,"任何政治系统,若具有能力形成并维护一种使其成员确信现行政治制度对于该社会最为适当的信念,即具有统治的合法性。"〔3〕政治学家G·A·阿尔蒙德也认为:"如果某一社会中的公民都愿意遵守当权者制定和实施的法规,而且还不仅仅是因为若不遵守就会受到惩处,而是因为他们确信遵守是应该的,那么,这个政治权威就是合法的……正因为当公民和精英人物都相信权威的合法性时要使人们遵守法规就容易得多,所以事实上所有的政府,甚至最野蛮、最专制的政府,都试图让公民相信,他们应当服从政治法规,而且当权者可以合法地运用强制手段来实施这些法规"。〔4〕

   由上可见,合法性意味着社会大众对于政权的认同和服从,这自然与统治者种种解释和说教的努力不无关系。不过,这种认同与服从并非统治者单向作用的结果,更非依靠强力的威胁就能达成,而是统治者与社会大众的双向互动所致,离不开民众自觉的认识活动。D ·斯特恩伯格提出,对合法性应同时从两方面来观察:"在政府方面,其本身能自觉到拥有统治权力,并依据所拥有的权力进行施政,采取各种措施以适应环境变化;在人民方面,则承认同意授权政府统治权力之行使。而政治系统统治的合法性要在这两方面的条件均具备时才拥有。"〔5〕J·罗思切尔德则认为,"政治系统统治的合法性,涉及系统成员的认知与信仰,即系统成员承认政治系统是正当的,相信系统的结构与体制及在既定的范围内有权使用政治权威。"〔6〕用李普塞的话说, 就是合法性"完全取决于政治系统的价值与其成员的价值是否一致而定。"因此,合法性一方面取决于政府的活动,包括国家政权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地位而运用意识形态的、法律的和道德伦理的力量为自身所作的种种论证,另一方面其更为实质的内容是国家政权在大众当中赢得了广泛的信任和忠诚,从而使人民自觉地把对政府的服从当作自己的义务。

   与上述经验性合法性观点不同,J ·哈贝马斯等人提出了一种规范性的理论。哈贝马斯认为,在古代社会,帝王们为了证明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而宣称自己为神的化身或子嗣;在传统社会中,统治者利用宗教来为自己的合法性进行论证。但在这些高度专制的社会里,由于统治者集政治权力和合法性解释权于一身,合法性解释或证明完全只是出于统治者的需要而出现的一种工具,因而难以赢得大众的忠诚。即使大众对政治权力产生了忠诚和信仰,也并不意味着就一定存在合法性,因为从中无法解释在对国家政权的忠诚曾盛极一时的法西斯主义国家,其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基础是什么。因此,哈贝马斯否认合法性是政治系统为自身的统治所作的论证或证明,也否认把合法性单纯理解为大众对于国家政权的忠诚和信仰。在哈贝马斯看来,合法性作为一种国家制度或政治秩序可能具有的属性,只存在于一个社会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即在国家制度系统之外,社会文化生活得到健全的发展,国家的合法性在社会文化领域中能够得到自觉的论证,从而政治系统赢得了大众的广泛信仰、支持和忠诚。而这种信任和忠诚之所以能产生,也完全是因为国家允许社会对其合法性进行公开的讨论。因此,哈贝马斯断定合法性寓于对于政治秩序的正确与公正判断存在着健康的讨论之中,"合法性意味着一种值得认可的政治秩序。"〔7〕显然, 这里的"值得认可"并不等于被认可,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是不是",而在于"应该不应该"。可见,哈贝马斯不是把合法性构筑在单纯的经验分析与心理认同上,而是强调对于政治系统合法性的价值判断。

   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旨在对当代西方的政治社会现实进行批判,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但正因为这一理论主要针对的是西方社会,因而其普遍适用性是有限的。按照这一合法性标准,有史以来除极个别的社会外,绝大多数的政治体系都不具有合法性,即使这些政治体系在当时是稳定的和被民众所忠诚的。这种价值上的绝对主义性质由于缺少历史的和多元的文化视野,尽管其对合法性价值基础的强调不无启发意义,但难以作为一般的合法性的分析概念。至于有的西方学者完全以欧美式民主的价值规范作为合法性的唯一标准,就更不足为训了。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合法性的主要意义是保持一定的政治秩序以适应现代化的需求,政治系统的合法性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很难用一个固定不变的价值规范加以衡量,而只能从适应现代化进程的向度加以分析。从这层意义上说,政治合法性更多地应从经验事实的层面加以分析,并考虑不同文化背景的特殊性。因此,政治合法性主要是指政治权威得到人民的广泛认同、信仰、忠诚和服从,并通过特定时空条件下适当的决策及政策实施来塑造政治秩序和适应环境变化,保持政治系统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那么,从上述概念出发,合法性的基础是什么呢?或者说,政治系统的合法性从何而来?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斯·韦伯的理论颇有影响。韦伯从经验分析出发,提出了三种合法性的基础:〔8〕(1)传统的基础,统治合法性建立在对于习惯和古老传统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的要求之上,如统治者可凭其世袭地位享有令他人服从的权威;(2)克里斯马基础,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某个超凡魅力人物的英雄气质、非凡品质和超凡神圣性之上,这种人物即克里斯马领袖,其超凡魅力,吸引人们的追随和服从;(3)法理的基础。统治合法性建立在对于正式制定的规则和法律的正当行为的要求之上,人们服从依照法规而占据某个职位并行使权力的统治者,如通过选举任职的政府官员。韦伯强调,这三种合法统治的基础都属于纯粹的类型,它们从来没有在社会和历史中以纯粹的形态出现过,所有经验事实中的统治形式都是这三种纯粹类型的混合,但不同类型的因素的比重和组合方式可能有差异,因而某种现实的统治合法性可以非常接近某一类型。显然,韦伯所提出的是政治合法性可能的多种基础,超出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狭隘观念。

   当代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对合法性的基础类型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他把合法性的来源归于意识形态、结构和个人品质三方面。〔9〕意识形态是为政治系统的合法性提供道义上的诠释,有助于培养系统成员对于政治权威和体制的合法性情感;结构作为合法性的源泉则意味着通过一定的政治制度和规范,政治系统的掌权者即可获得统治的合法性,亦即合法的政治结构能赋予其执政者合法的地位;而合法性的个人基础是指执政者个人能赢得系统中成员的信任和赞同,这种个人合法性所包含的内容要多于克里斯马的范畴,因为并非所有的执政者都真正具有超凡魅力,但通过表现出一种虚假的魅力他们也能够操纵大批的追随者,"无论是真正的还是欺骗的,这种超凡魅力的确代表了合法性情感产生的一个个人要素。"〔10〕上述三种合法性源泉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为政治系统奠定合法性的基础。同韦伯一样,伊斯顿也是尽量站在价值中立的立场建构其合法性来源的理论的(虽然完全的价值中立是不可能的),而且伊斯顿的理论不仅包容了韦伯的分类,同时也更适合于当代的政治情势,对于分析现实合法性的基础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合法性危机:一个较为普遍的政治发展问题

   作为合法性理论的开拓者,马克斯·韦伯在提出其合法性的概念和三种统治类型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当统治者的命令不再被当作道德上的正当而为人服从的时候将会出现的情形。在韦伯的体系中,统治的合法性的获得似乎是不成问题的,并没有这种"不合法"统治的范畴,尽管他清楚地认识到这在经验上是可能的。〔11〕而当代政治学特别是政治发展理论更为关注的正是这种统治者未能在人民中建立道德信任和忠诚的状况,或者是合法性起初已获得但随后又丧失的情形,这就是"合法性危机"的概念。无论是规范的理论还是经验的理论,虽然其理论视野和方法不同,但都对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危机"予以深切的关注。

   就规范性理论而言,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危机"学说颇有代表性。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危机并不是现代社会所特有的,"我们可以在一切较早的文明,甚至在古代社会中发现合法性冲突本身的存在。 "〔12〕由于过去把合法性力量等同于政治统治的力量,统治者本身拥有合法性解释权,国家可以自我宣称拥有合法性并使人民接受,结果随着国家机器力量的不断强化,它便容易丧失广泛的群众基础,于是起义等暴力活动不断发生,使国家陷入混乱的深渊而无法自拔。在人民反抗国家机器的情形下,那些被统治者宣称为"合法"的事物恰恰是民众认为非法的,民众与政治权威的冲突实际上是合法性冲突。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合法性危机的根源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诞生才得以改变。早期资本主义的市场社会是一种独立于国家政治力量的私人自治领域,国家通过允许市民社会充分发展确保了自身的合法性的基础,而且,市民社会中的公共文化领域的空前兴隆则自觉地为国家提供了有力的合法性论证。

   然而,哈贝马斯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国家干预主义的兴起,一方面,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密切交融,经济危机诉诸直接政治形式,民众不是把克服经济萧条的希望寄托于经济系统自身,而是寄托在政府身上,一旦国家不能在有限的条件下把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功能失调的负面效应维持在选民可以接受的范围内,那么"不合法性的出现就不可避免。"〔13〕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国家权力渗透于市民社会的公共文化生活之中,同时公共文化也不断地商业化,出现了"文化的贫困",导致人的精神生活的异化,"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从前构成政治系统边界条件并获得保障的文化事务落入了行政规划的领域",因此"产生了合法性要求不成比例地增长这一负面效果。"〔14〕于是,哈贝马斯把"合法性危机"当作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加以分析,这有别于卡尔·马克思侧重于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马克斯·韦伯对资本主义制度结构的"合理性危机"的分析。〔15〕只是,从现实看这种合法性危机并未触动当代西方国家的政治秩序。

如果说哈贝马斯是从社会批判的价值观上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危机进行了理论上的剖析的话,那么对于第三世界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合法性危机就不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而是经验事实。在这些国家,内乱、起义、革命、战争、政变屡屡发生,政治不稳定困扰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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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京)1996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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