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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冲:黑社会性质组织与“恶势力”团伙的刑法界分

更新时间:2013-10-16 22:59:39
作者: 于冲  

    

   【摘要】司法实务中对于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法律特征的差异化解读,直接关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圈的大小。司法机关对于《刑法修正案(八)》所确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存在着诸多不同解读,并由此陷入了定性不统一的司法尴尬,解决这一司法困境的出路,或许可以尝试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基本特征进行升华解释,廓清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内涵。对于实践中黑社会性质组织法律特征不明显的案件,应在明确黑社会性质组织本质特征的基础上,根据法律规定和犯罪组织的“公开性”程度,严格把握黑社会性质组织与一般团伙性犯罪的性质差异。

   【关键词】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危害性特征;社会控制

    

   一、由一起案件引出的问题

    

   被告人梅士林、黄炳初、刘玉新自2006年以来,为垄断、控制苏州市长江路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授意、指使被告人刘艳保、王斋付、杨远社等人,分别在宜兴、武进等地多次持械拦截、砸损竞争同行的汽车,并殴打与其有竞争关系的其他市场的管理人员、经营户和货运司机,给相关人员造成了较大的财产损失。2007年,苏州市虎丘区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梅士林、黄炳初等人的行为构成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虎丘区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梅士林等人被指控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指控被告人刘艳保等人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罪名不能成立,最终被认定成立寻衅滋事罪。[1]

   在起诉和法庭辩论过程中,控辩双方虽然对梅士林等人构成寻衅滋事罪没有争议,但是,对于梅士林、黄炳初等人是否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却存在很大争议。公诉机关认为,梅士林等人的行为构成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与寻衅滋事罪。梅士林、黄炳初、杨远社等人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满足刑法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规定的法定要件。辩护方则坚持表示,被告人梅士林等人所形成的这个犯罪组织尚不稳定,且其实施犯罪活动的时间未满一个月,尚未形成能够在一定区域实施犯罪活动的稳定犯罪组织,更没有证据表明梅士林等人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因而不构成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由此可见,双方的核心分歧在于控辩双方对黑社会性质组织法定特征的理解上。进言之,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梅士林案属于一般的团伙犯罪还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如果是前者,梅士林等人只需要为各自的寻衅滋事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如果是后者,梅士林等人则分别构成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与寻衅滋事罪数罪并罚,这将必然导致定性与量刑的双重提升。

   庭审中的争议折射出黑社会性质组织认定所涉及的诸多法律疑难问题:多名行为人有组织、有目的地寻衅滋事、强迫交易,在特定行业或者特定地域内造成一定影响的,是否构成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黑社会性质组织与一般“恶势力”团伙的分界点如何厘清?针对此类案件,笔者进行了相关调研,发现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定性的争议焦点均集合在与一般犯罪团伙的界分上,尤其对黑社会性质组织法定特征理解的混乱更使其成为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中争议较大的难题。尽管《刑法修正案(八)》对于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寻衅滋事行为明确规定为寻衅滋事罪的加重情节,但对于此类犯罪团伙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仍存在诸多分歧。因此,有必要对黑社会性质组织与一般犯罪团伙的界分,从刑法理论上进行系统化研究,明晰理论依据和认定标准,以期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

    

   二、明晰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特征是与“恶势力”界分之关键

   (一)黑社会性质组织基本特征的规范揭示

   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是1997年刑法新增加的罪名,某种程度上同寻衅滋事罪、聚众斗殴罪一样源自于1979年刑法中的流氓罪。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界定,我国1997年刑法几乎采用了“文学性”的表述进行了概括:“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立法的概括性与模糊性给司法实践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带来了困惑,而其法定构成特征的设置则直接关系到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之犯罪圈的大小,因此后续相继出台了若干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认定特征的解释。对此诚如有学者所言:“法律的规定有时表现得比较抽象,要使这些抽象的规定与现实生活中具体的犯罪行为特征相一致,就必须首先对它作出具体化的解释。”[2]

   从黑社会性质组织法定特征细密化的过程来看,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2月5日发布了《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构成特征分条进行了列举式的描述,此后,为了进一步统一司法标准,依法准确地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全国人大常委会2002年4月28日通过的《关于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以下简称《立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09年12月15日联合下发的《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再次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构成特征进行了揭示。《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最终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基本特征由立法解释提升为法律条文,明确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当同时具备四大特征,即《立法解释》中规定的“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和“危害性特征”。可以说,《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为司法实践中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根据,但是司法实践中对于上述四个基本特征却始终存在认识的不同,也就导致了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各地司法实务操作中呈现出不同的“脸谱”。[3]

   对此,《纪要》指出:“由于许多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中并非这‘四个特征’都很明显,因此,在具体认定时,应根据立法本意,认真审查、分析黑社会性质组织‘四个特征’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准确评价涉案犯罪组织所造成的社会危害。”但是,当前刑法理论界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法定特征的整体分析上,对具体特征以及法定特征之间的对应关系则缺乏专门性的研究,尤其对于“危害性特征”更是未见论及。

   (二)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特征在于“危害性特征”

   一般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作为对社会进行非法控制组织的初级形态,其本质特征即在于非法控制性。对此也有学者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价值取向是企图在以刑罚等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法律秩序中,建立以暴力等犯罪手段为后盾的反社会秩序。”[4]笔者认为,对社会秩序的非法控制性固然可以视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所在,但是将非法控制性特征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特征却稍显片面,无法将“形成重大影响”给予涵盖,而危害性特征无疑成为全面展示黑社会性质组织本质的关键内容。因此,从罪刑法定和司法便利的角度来讲,明晰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特征还需要从“危害性特征”着手。事实上,《纪要》在总结司法经验的基础上,也曾指出:“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从而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特征,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区别于一般犯罪集团的关键所在。”据此不难发现,“危害性特征”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认定的关键,也是其与一般犯罪集团相区别的关键。

   客观讲,“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已经几乎成为较高级有组织犯罪所具备的重要特征。因此,在这些特征逐渐成为有组织犯罪相对一般化特征的情况下,已无法满足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实务需求。从司法实务看,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关键就集中在对“危害性特征”的认定上,是否满足“危害性特征”成为认定某一案件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首要标准。例如,在梅士林案中,梅士林犯罪团伙形成基本固定的骨干成员,有明确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通过威胁、暴力等手段滋扰、勒索他人,实现对苏州市长江路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的经营垄断以获取非法利益,该犯罪团伙组织明显具备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但是,正是因为梅士林犯罪团伙成立时间尚短,尚未实现对该地区的非法控制,也未产生重大影响,因而不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无独有偶,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作出立法解释后上海市受理的首例一审公诉案件中,张学静等人被公诉机关指控在上海巴士高速客运有限公司沪太路长途客运站内,通过恐吓、威胁以及扣押被害人营运证等手段排挤压制竞争对手,采取参与经营、收取“保护费”等形式,非法强行介入长途客运营运业务,长期控制和垄断上海市至安徽泾县、浙江永嘉等长途客运线路的营运,公诉机关据此认为张学静等人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法院审理认为,张学静等人虽在长途运输中实施违法犯罪,但其所控制的仅仅属于运输行业中的某一汽车枢纽站点,而且只是该车站中许多运营线路的很少一部分,仍然属于团伙性质的违法犯罪。法院最终判决公诉机关指控的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罪名不能成立,依法以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分别对张学静等人作出判决。[5]详加梳理不难发现,梅士林案和张学静案最终没有被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关键在于,梅士林等人所形成的犯罪组织不具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特征——即没有实现称霸一方,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重大危害性。

   因此,笔者认为,以“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为核心的“危害性特征”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最根本特征,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区别于一般犯罪集团(“恶势力”团伙)的最根本标准。换言之,在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地过程中,如果某个犯罪集团符合了“危害性特征”,即使其他三个特征表现程度较弱,也应当将其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反之,即使具备了“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但不具备“危害性特征”,也不能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6]

   (三)“公开性”是认定“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之关键

   既然“危害性特征”成为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关键,那么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于如何评判某一案件是否具备“危害性特征”。从规范层面来讲,“危害性特征”的立法表述为:“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由此可以发现,“危害性特征”包含了两个层次的内涵:第一层次为“称霸一方”,第二层次为“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其中,“形成非法控制”或者“形成重大影响”无疑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危害性特征”的本质内涵,前者主要表现为通过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保护伞”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后者则表现为通过一系列的违法犯罪活动,或者更加隐秘的手段形成自己在某个行业或者某个地区的“重大影响”。那么,形成非法“社会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应如何证明?达到何种程度才算实现了“社会控制”或者“重大影响”?

笔者认为,衡量和判断某一犯罪组织是否形成“非法控制”或“产生重大影响”,可以从该组织是否具有“公开性”方面予以把握。理由有二:其一,所谓在一定区域或者一定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即表明该组织在一定区域或者领域内已经产生了公开的、广泛的“震慑力”,导致相关公众对该组织表现为“闻之色变”的心理态度;其二,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控制特征来看,其为了实现称霸一方非法控制社会的目的,往往需要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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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刑事杂志》201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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