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李丹慧:中苏分裂与“文革”时期中国外交

更新时间:2013-08-16 17:01:19
作者: 李丹慧 (进入专栏)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外交有着深厚的中苏关系的背景。1960年代初,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破裂的结果一方面导致了“文革”初期中国极左外交路线、方针的推行,另一方面又提供了中美关系缓和的转机,促使毛泽东在加速对外战略策略调整的进程中,及早察觉和扭转了外交领域的动乱局面,并最终确立起联美抗苏的战略大思路,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策略思想,使中国摆脱了两面对敌的不利处境,取得了重大的外交成果。与此同时,也正是由于中苏交恶的阴影笼罩,而致“文革”时期中国的外交思维和外交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阻隔,对苏联和东欧的政策和策略在某些方面缺乏灵活性和调整余地。中苏分裂的背景因素赋与“文革”时期的中国外交以大落大起的鲜明特色,使“文革外交”成为建国以来中国外交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由“非常”到“准正常”的特殊阶段,为以后中国的外交工作逐渐纳入国际舞台和国际交往的正常轨道准备了条件。

  

  一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的外交工作由于中苏分裂,反帝反修,特别是反修色彩愈益浓重,以美苏划线,对美国、苏联的盟国和与其接近的国家,或定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帮凶”,或视作“修正主义的伙伴”、“赫鲁晓夫的走狗”,[1]皆为攻击的对象,推行了一条四面出击、打倒一切的极左外交路线,极大地干扰了国家外交方针、政策的正常制定与实施,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使中国的外交环境急剧恶化。

  “文革”初期外交领域的混乱状态主要表现为:

  (一)夺权风潮波及外交部等外事领导机构,国家外交大权一度旁落,外事工作失控。

  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论点指导下,林彪及江青、康生等中央文革主要成员插手外事工作,全面否定建国17年来外交工作所执行的正确外交路线和方针政策,否定外交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并把强加给外事工作的“三和一少”修正主义路线的罪名,再上纲为“三降一灭”。外事部门大批领导干部遭到揪斗,夺权风潮普遍波及外交部等外事领导机构。1966年9月9日,毛泽东在一封来信上批示:要求一切驻外机关“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中国驻外使领馆即开始搞“四大”,驻外大使几乎全部应召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国驻外机构的正常工作受到极大影响。1967年2月7日中央发电指出内外有别,使、领馆一律不准搞“四大”之后,各驻外使、领馆才基本稳定下来。[2]

  随着1967年全面夺权的开展,全国动乱升级。林彪、江青、康生等人进一步插足外事口,鼓动揪批陈毅,夺取外交权力。7月,江青等人借毛泽东让王力过问外交部运动之机,再次鼓动外交部造反派夺权。在关锋、戚本禹等人操纵下,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外事系统的一些造反派,在外交部大门外“安营扎寨”,静坐绝食,要求揪斗陈毅。8月7日,王力对外交部造反派发表谈话说,“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现在外交部还是原班人马”,“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还是三结合班子好,以革命造反派为主体”,“让我们共同努力把外交部搞成彻底革命的外交部”。[3]16日,外交部系统的造反派即冲砸外交部政治部,查封外交部党委,宣称夺了外交大权,擅自以外交部名义向中国驻外机构发号施令。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等人被押上街头卖红卫兵小报,几乎所有大使、参赞、司局长都遭到揪斗。国家外交大权旁落,外事领域失控的局面进一步扩展。8月22日晚,在北京发生了由几十个造反派组织制造的万人围攻英国驻华代办处,火烧办公楼、批斗英代办的事件。与此同时,还发生了造反群众砸印度、印尼驻华使馆和准备冲缅甸驻华使馆的事件。

  (二)热衷于搞世界革命,以中国为中心,通过全球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战争,一举消灭帝修反。

  “文革”时期,中国推行一条唯我独革,四面出击,打倒一切的外交路线,“中国是世界革命中心”之说风行一时,外交工作进一步走上反对帝修反的所谓“革命外交”道路。1965年9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林彪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提出:毛泽东关于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理论,“对于今天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更是突出地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由此,“文革”开始后,中国将“正在临近”的世界革命的希望寄托于亚非拉,实施世界范围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积极输出革命,不但支持那些尚未取得政治上独立的国家进行武装斗争,而且还鼓动一些已获政治独立的国家继续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走非资本主义道路。1967年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国对世界革命起决定因素,“中国不倒”,“世界就有希望”,“中国一片红,就等于整个欧洲一片红”。根据毛泽东指示,这个讲话的录音向全军人员和全国红卫兵播放。中共中央并印发了这篇讲话。[4]同年11月6日,林彪在庆祝苏联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上又提出要把“祖国建成更加强大的世界革命根据地”。[5]“中国是世界革命中心”的信念致使一些外事工作人员采取种种所谓革命行动,与“帝修反”进行面对面的抗争。1967年1月,中国留欧学生69人回国途经莫斯科,在列宁、斯大林墓前集体朗读毛主席语录而被苏方军警围攻殴打。国内群众开始在苏驻华使馆周围游行,红卫兵在北京机场围攻了苏联撤回国的外交人员家属。1月至2月,在北京发生了多起红卫兵围攻捷、波、匈、保等国驻华外交官的事件;一些红卫兵还非法越过国境,到越南、缅甸等国去参加反抗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实际斗争”。

  (三)不顾内外有别的外事原则,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对外活动的中心任务,强加于人。

  1967年11月6日经毛泽东审阅发表的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把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出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宣称“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由此,外事工作一度突破了内外有别的原则,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外事活动的一项主要任务。《毛主席语录》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发行,毛主席像章也被作为革命的标志输出国外。在中国边境地区,一些造反群众用高音喇叭向朝鲜等邻国宣传“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在一些国家并发生了中国驻外人员强迫华侨学生或外国人佩戴带毛主席像章、接受中国的政治口号和个人崇拜的做法、接受“文化大革命”的宣传等事件,引起驻在国的忧虑和反感。

  上述“文革”初期极左外交路线及外事领域动乱局面的形成有着深厚的中苏关系恶化的国际背景,其与毛泽东的对苏认识、中苏意识形态分歧乃至两党关系破裂、两国关系急剧恶化的进程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说,中苏分裂构成了“文革”初期中国制定外交路线和方针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其一,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中苏两党在内政外交政策上发生重大背离,[6]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欲把中国的军事、外交纳入苏联的战略轨道,从而对苏联产生了极度的不信任感和戒心,并开始将中国党内及国内出现的意见分歧和所谓“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与赫鲁晓夫联系到一起,寻找这些现象的国际背景,认为党内已经有了赫鲁晓夫的人,如彭德怀,倘若他像赫鲁晓夫那样掌握了党、军队和政权,那么今天我们就可能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他们的处境一样,也可能被杀掉了。[7]由此,随着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深入,毛泽东开始把阶级斗争的重点转向党内,提出了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并特别强调“要警惕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提出“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8]这样,毛泽东在把对外战略的重点逐渐从反对美帝国主义转向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同时,也把国内阶级斗争的重点从防止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转向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的重演,进而在此理论基础上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既然成为发动“文革”的主旨,自然也就对“文革”时期的外交产生了重大影响。事实上,毛泽东让王力过问外交部运动,就有要“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握外交大权,在外交领域贯彻其反修防修思想的意图在内。结果,夺权风潮所及,造成了中国外交工作的极度混乱。

  其二,1960年代初,中苏两党开始就国际共运总路线、时代、战争与和平、和平过渡、社会主义革命、帝国主义本性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论争。中国党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为反面教员、批判靶子,在时代等问题上坚持“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等提法的同时,对资本主义的自行调节能力估计不足,对无产阶级力量估计过高,不适当地强调了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可避免,强调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过分乐观的世界革命大前景,强调国际阶级斗争。与苏共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对立,使中国党在激烈的论战中忽视了1950年代以来国际环境中出现的和平因素,国际局势趋向缓和的历史契机,以及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愿望和共同利益,忽视了1950—6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科技、文化大发展所产生的巨大效应,局限于世界革命的认识之中,不仅在国际斗争中继续强调反帝反修,而且把反对各国反动派的斗争提高到不应有的高度,严重扩大了打击面。

  其三,由中苏意识形态分歧而致的国际共运大论战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化乃至破裂,中国在处理国家关系和政党关系方面,以苏划线的色彩愈益浓重。在强列的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意识下,中国党一度以自己的理论、方针、政策为区分真假马列主义的准绳,混淆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是非界限,把对中国现行路线、方针不理解的兄弟党和国家,统统划归修正主义政党、赫鲁晓夫集团,加以反对。这时在毛泽东看来,除了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的走狗之外,还有赫鲁晓夫的走狗。“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了”。[9]从而更加强化了中国“唯我独革”的观念,为挽救“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10]

  的局面,对外大力宣传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里程碑”的毛泽东思想。

  “文革”初期极左思潮的泛滥,极左外交方针的推行,给中国的外交环境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在1966年至1967年一年多时间里,中国同已建交和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先后发生外交纠纷,[11]国家关系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在亚洲国家中,同印度、印尼、缅甸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东盟国家对中国更加疑虑和敌视。与非洲国家关系出现倒退。除驻埃及大使黄华外,中国驻非洲国家的许多使馆由造反派掌权,干涉驻在国内部事务,引起这些国家的严重不满,其中不少国家对中国采取了戒备措施,有的关闭其驻华使馆,有的中断了外交关系。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和其他交往也受到影响。对欧洲国家,中国只与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关系比较密切,同其他建交的欧洲国家基本没有互访活动。特别是同英国的关系,降到最低点。在此期间,正式派出政府代表团访华的国家大大减少,因各种问题与中国发生争执的国家却大大增多。中国的国际形象及对外关系受到严重损害。

  

  二

  

  如果说中苏分裂构成了“文革”以及“文革”初期外交工作混乱和失控状态的背景,那么,也正是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的状况,促使中国在“文革”中期开始调整对外战略和策略。面对1960年代中期以后愈益增强的苏联的军事威胁,毛泽东在对外实施反帝反修统一战线战略的力量分配上,不断加重反修统一战线的分量,开始考虑对两条战线作战的外交战略进行调整,将斗争的主要矛头逐渐转向苏联。

  随着中苏两党的分裂,两国国家关系也处于越来越紧张的状态,边界争端持续升级。苏联根据1963和1966年与蒙古签订的防务协定和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将军事力量向中蒙边境推进。19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驻蒙军队已达几个师,并在蒙古国建立了导弹基地。这样,与中国边界长约4500余公里的蒙古国,事实上对中国华北、东北、西北三个方向构成了军事威胁。从中蒙边界的二连浩特经张家口到中国首都北京的直线距离只有560余公里,苏军战略军团的当前任务纵深则可达700余公里,完成当前任务的时限为10-14昼夜,而中蒙边界地区地势基本平缓,尤其便于苏联坦克机械化部队的前进及展开。而苏联部署在其国土纵深的洲际导弹和靠前部署的中程导弹可以攻击中国全境;部署于远东战区的远程航空兵如从中国“三北”方向入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66759.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