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年，一位特立独行的美国百万富翁创办了《纽约先驱报》(The New York Herald) 欧洲版，即 《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的前身。两年后，鲁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英国作家——译注）在香港与一些英国商人共进晚餐。刚刚被法国折辱过的中国帝国统治者，不情愿地在其广袤领土上开始了现代化进程。而一直都因中国固执的闭关锁国政策而恼火的英国商人，纷纷被新的投资及获利机会所吸引。
但是，吉卜林却担心，这些竭尽所能，“把铁路、电车轨道等种种西方刺激物强加给这个伟大的帝国”的人们，可能被严重误导了。他想知道，“有一天，当中国真的睡醒了，修建了一条从上海到拉萨的铁路，控制着她自己的兵工厂和武器库，那时会发生什么？”
在吉卜林所害怕的那个未来里，亚洲采用了西方国家那些刺激措施，东方即将与西方并驾齐驱，他觉得这非常危险。而如今，这一切却是我们面前的现实：在一段经济高度全球化时期之后，中国突然崛起；亚洲政治经济关系正在重新洗牌；而且这两点将会决定今后125年的走向。这就像之前的125年是由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模式在全球的传播所决定的一样。
但是在19世纪80年代末，东方的崛起与西方的相对衰败却还只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前景。那时，欧洲人冲出了小小的欧洲大陆，在工业资本主义的推动下，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全球扩张。
亚洲各国主要是农耕社会。这些国家的大多数已被征服。而争夺非洲的活动才刚刚开始，甚至晚一些才开始帝国扩张的德国，随后也会加入这场争夺。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美国将完成其内部扩张，也会开始在国际上寻求市场及领土。而吉卜林的作品在那时出现，教导美国人，让他们去分担其他国家白人的重担，把文明带给亚洲人和非洲人。
白人的这种设想也并非没有理由。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带来的政治及哲学领域的突破，再加上工业革命，催生了一种关于人类可能性的全新观念。而在此之前，在欧洲、亚洲、非洲的农耕社会里，人们满脑子宗教思想，社会靠自治小聚落组成，人们不知道、或是没有印证过这种观念。
几百年来，人们一直认为，践行宗教美德的生活才是好生活。然而，新的好生活的核心观念却是，人是自己的主人：摆脱了以往对行会及教会的义务之类，人开始追求个人利益。而且，从那时起，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商业扩张及民族国家的政治体系，都助长了这一追求。
从19世纪初到19世纪末， 互相争斗的欧洲各国把这个新观念带到了亚洲和非洲。欧洲人很容易就打败了装备简陋的当地人，似乎证实了这个新观念的正确性。所以，在1901年，当扩张主义如日中天时，自信地宣称“普天下皆是商业世界”的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美国第28任总统——译注）能说出这样的话：“东方要被打开，被改变，还要对其施加西方的标准。”
在东方，许多人已经注意到了这种意图。1903年，美国通过阴谋诡计，控制了巴拿马运河航线。那一年，中国最重要的现代知识分子梁启超（梁启超对毛泽东也有早期影响）访问美国。他总结道，中国必须迅速建设工业及军事基础，才能生存。
这意味着，首先得把这些辽阔帝国松散的人民组织好，把他们变成民族国家的公民，使他们拥有一致的身份和目标。这个向西方学习，以壮大自己的过程，大规模地对传统进行了重塑，这点不容小觑。
梁启超等许多亚洲知识分子及活动家都相信，西方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们拥有基督教这种清晰的信仰体系。结果，在19世纪末，亚洲各国信奉的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开始寻求一种锋芒毕露的政治身份。
然而，真正推动亚洲作出努力的事件，发生在1905年。在划时代的对马海战(Battle of Tsushima)中，日本出人意料的打败了俄国。日本是被美国的坚船利炮所震慑，才结束了与世隔绝的状态，该国迅速实现了现代化，变成了一个工业化的民族国家，以至于威胁到了欧洲帝国在亚洲的势力扩张。
亚洲思想家及领导人——从土耳其的凯末尔（Ataturk，土耳其国父——译注），印度的甘地(Gandhi)到中国的孙中山——都从此事看出，曾被西方欺辱的亚洲国家如何能够变得足够强大，强大到能够使用并抵制“西方标准”。
在接下来的20年里，西方各国在一战中同室操戈，这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亚洲各国的猛烈政治运动，包括土耳其的军事现代化，印度和埃及的非暴力民族主义政党活动，中国、爪哇和越南的共产主义革命。
对于许多亚洲人来说，共产主义似乎是一种以夷制夷的方法。斯大林和毛泽东所引发的灾难表明，这种意识形态虽然看起来是反资本主义的，但是却没有背离追求无穷无尽的增长及充裕性的西方观点。这种意识形态带来了一幅迅速实现工业化的繁复蓝图，途径是通过系统地掠夺自然资源。
作为20世纪的最重大的事件，反殖民主义运动并没有在根本上改变落后国家试图追赶西方国家的格局。反殖民运动初期的失败，特别是在穆斯林世界，使许多国家陷入几近永久性的政治动荡。而大饥荒等灾难险些破坏了中国的根基。
从那以后，世界上出现了各种成功的例子：据说，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都“在崛起”；作为一个集体，他们在挤压西方的政治与经济势力。
但是从19世纪开始，源于西方的世界文化就深入了大部分非西方社会。这种文化没有那么容易被取代。20世纪后半部分一个特别显著的特点是，源于美国的消费生活方式在全球盛行。就像亨利·鲁斯(Henry Luce)在他的经典散文《美国世纪》(American Century)中指出的那样：“其实，美国爵士乐、好莱坞电影、美国俚语、美国机械及专利产品是仅有的世界上每个地区都认识的事物，不论是桑给巴尔岛，还是汉堡”。
这种品味的全球化使得许多地区性文化付出了沉重代价。跟大规模生产的、闪亮的现代商品相比，古老的工艺没有胜算。甚至就连一些优秀的文学与语言文化竟也因为英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面临消亡。
但即使如此， 大多数亚洲文化并没有为了飘渺的现代化而停止反抗，或抛弃传统，就像土耳其和中国一样。又如，在印度，积极主动的后殖民时期政府就帮助重现和振兴了很多本土的舞蹈、音乐和手工艺。
全球化和大规模移民皆有助于释放新形式的交融和文化传播。好莱坞的文化侵略可能对法国有效，却在印度潜入泥沼，因为该国出品的本土电影迎合了大量海外移民和国内观众的喜好。同样，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日本漫画、台湾流行音乐和土耳其肥皂剧都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形成了自己势力范围。
世界宗教也在高人口流动性和大众传媒的时代发生了转变。在欧洲和美国的城市地区，电视布道者向当地脱离了传统宗教权威慰藉的穆斯林教徒说教布道，从而实现了伊斯兰教教徒的自主化。基督教在欧洲快速衰落，但在富于进取的中国人和拉美人当中则释放出了新的生机。
但全球文化的多样性也不能掩盖几乎所有国家在经济道路上的基本统一性（除了像朝鲜和古巴这样的非正常国家）。这一经济模式首先在19世纪出现在工业化进程中的欧洲——从农村那种满足糊口即可的生活到城市职业化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以及消费者导向的经济发展——现在却在世界上最不可能的角落里得到无限复制。
在表面看来，这像是世界财富姗姗来迟的重新分配。在世界的矿石开采企业和贸易商发现蒙古的商机后，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最近在乌兰巴托新开了一家分店。这些商家已经让安哥拉的酒店成为了世上最昂贵的酒店，他们还觊觎着饱受战争蹂躏的阿富汗所拥有的地下宝藏，包括石油、黄金、铁矿石、铜和锂等。
但当我们还在消化关于极地冰川快速融化、美国大旱、印度季风雨量不足和各处天气反常之类的意外新闻时，我们只能瞠目结舌地看着为几十亿人口带来优质生活的狂妄计划，而目前只有数亿欧美人民才享有这样的生活质量。
毫无疑问，这样的计划只会以失败告终，其在政治、经济和环境方面产生的负面影响将会伴随这接下来的几十年。
在中国，史上最大规模的从农村地区到城市地区的迁徙浪潮才刚刚开始。2010年8月，北京城外的一条道路的交通拥堵长达100公里，并持续了11天，这为中国的新城市描绘出了令人担忧的前景。到2020年，中国的新城市有可能会增加3.5亿人，这个数字超过了美国的人口总数。中国现在是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该国需要在2025年之前修建50亿平方米的道路才能避免让现有道路成为巨大的停车场。
北美地区的能源热或许会降低美国对中东石油那具有政治灾难性的依赖。但现在该轮到中国对外国能源产生依赖，这一发展趋势已经引起了中国和其邻国之间的冲突。
“新兴”国家还需要应对严重的国内挑战。在中国，每年数万起的抗议活动证明人民越来越难以容忍不平等和腐败。虽然升级到“金砖四国(BRIC)”的行列，南非正在应对国内工人阶级的武装反抗。在印度中部，居住在森林中的部落居民发起了武装暴乱，以抵抗矿业公司对其土地的掠夺。
在伊朗，几百万人被迫迁离其农村居所，而由此引发的怒火和怨恨在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中爆发了出来。在阿拉伯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政权失败的现代化运动，致使伊斯兰政党活动复燃，而伊斯兰武装分子也在待时而动。
亚洲经济增长的最大受益者们似乎并不十分满意。最近，南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进行了一项调查，接受调查者绝大多数是中国城镇居民，调查“并未证明他们的生活满意度明显上升”，尽管从1990年到2010年，中国的繁荣程度及消费量增加了3倍。
当然，亚洲许多最伟大的思想家及领导者都曾预见到了这一切。1920年，中国哲学家张君劢曾谈及这些面对西方刺激因素的亚洲人。他指出，亚洲人的传统原则是“顺其自然，而非西方的锐意进取；精神满足，而非力求物质优势；自给自足的农耕主义，而非逐利的商业主义；推崇道德感化的友爱与谅解，而非种族隔离政策。以农业立国者，虽乏工业技巧，却也无物质需求；所以，尽管国家历史悠久，却能一直在清贫中保持公正，于匮乏中维持和平。但从今以后，这样的国家将何去何从？”
吉卜林在1889年看到的那些，张君劢也看得很清楚。他知道西方强国是如何将收入、资源及机会集中到一小部分人身上，并让大部分人陷入永恒的追赶之中。他写道，“今日世界，谁强谁弱，谁能适应，谁却不合时宜，这一切都非常清楚。”
张君劢并不认可吉卜林的担忧，他认为东方永远难以在物质层面与西方并驾齐驱。他预测道，“在将来盛行的，可能是繁荣却不公平，富裕却不和平。”
在今日全球日益加深的政治经济危机中，张君劢所言“可能”听起来过于天真。在他所害怕的那个未来里，东方没有成功地把自己变成西方的样子，而这却已是我们眼前的事实，也使得未来125年的前景似乎发人深省。
潘卡伊·米什拉(Pankaj Mishra)是印度小说家、散文家。米什拉经常为《卫报》(The Guardian)、《纽约客》(The New Yorker)、《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撰稿，并著有多部书籍，包括最近的《帝国的废墟：对西方的抵抗及亚洲的重生》(From the Ruins of Empire: The Revolt Against the West and the Remakingof Asia)。
翻译：梁英、陶梦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