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近些年国内引介出版的“西方”文明史译著中，常见到一种西方文明叙事话语，它由所谓“西方”“文明”的各个历史阶段连接而成，包括“故事线”和“意义链”两个意义层。这种西方文明叙事话语是自文艺复兴，特别是理性启蒙运动以后，在资本主义现实世界的推动下，逐步发展构建而成的。这种西方文明叙事话语的发展模式，可以应用“话语”理论来分析，但归根到底，仍需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加以剖析。

关 键 词：西方  东方  文明叙事话语  二元对立

近些年来，国内引介出版了相当多的以“西方文明”为主题的通史著作。在其中，我们常见到这样一种关于西方文明的叙事话语①——它由所谓“西方”历史的各个阶段相连接而成：起源期是西亚北非文明，然后是希腊的城邦文明，而后是罗马帝国、中世纪的基督教与封建制度、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自治城市与市民社会、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英国君主立宪、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等。

西方文明叙事话语至少包含两个意义层：一是关于“西方文明”发生发展的叙事结构或情节，即由史实以及对史实的解说阐释构成的序列或系谱。其“故事线”(storyline)的基本结构是“这一事件发生，然后那一事件发生”，通过这种叙事方式，本来可能毫无关联的历史事件便被安排在一个可理解的秩序或序列中，②“根据这部系谱的说法，古希腊产生了罗马，罗马产生了基督教的欧洲，基督教的欧洲产生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产生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产生了政治民主制和工业革命。工业又与民主制一道催生了美利坚合众国，而美利坚合众国则体现了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③从而达到“通过一种浓缩的语句，总结复杂的故事，以方便人们记忆和讨论”④的目的。

二是这种叙事结构或情节所产生的比喻性意义，分别传递着(希腊)民主、哲学、理性主义；(罗马)法制、共和、拉丁语；(中世纪)基督教、欧洲语言、精神权威；(启蒙运动后)世俗权威的分离、法制、多元主义、代议机构等基本意义。⑤它们构成一个“紧紧相扣、互相钳制”的“表意锁链”，⑥“通过这一结构以及通过包含在记述中的事件被确认为一个有机整体的组成部分，这些事件才被赋予一种意义”⑦。它传达着一个关于“道德的成功故事，一场时间的接力赛……每个选手都把自由的火炬传递给后来人。历史由此被改造成一个讲述道德如何改善的故事，一个讲述好人如何战胜坏蛋的故事。在通常的情况下，这演变成一个优胜者如何通过胜利来证实自身美德与善行的故事”⑧。“它们至少成为西方文明必不可少的持续不变的核心的一部分。它们是西方之为西方的东西……它们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使西方能够在实现自身和世界的现代化中起带头作用的因素。”⑨显然，在上述两个意义层的关系上，作为第二个意义层的“比喻性的意义”，赋予第一个意义层的“谱系”或“故事情节”以正当性。⑩

目前研究“西方”观念的著作虽然不少，但大多关注的是“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而对西方文明叙事话语的形成及其意义的反思仍然较少。(11)一种典型的表现是，因“西方”已被视为“常识”，所以在社会和政治概念的词典中，很少设此词条进行解释。(12)在一般书籍的索引中，亦很少见到。(13)但以这种未加反思的“常识”作为历史思考的“背景”，是非常令人担忧和困惑的。(14)那么，这种西方文明叙事话语是何时以及因何形成的，它的事件链是如何链接起来的，它是如何逐步具有“文明”“进步”“现代”等诸多意义的，在其意义变迁的背后，隐藏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因果关系，又该如何对其进行评析？(15)这些都是本文尝试要解决的问题。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一、古希腊罗马阶段：作为“空能指”的“西方”

从拉丁语的词源上看，“东方”(oriental)、“西方”(occidental)的本意是“太阳升起”(oriens)和“夕阳”(occidens)。从这两个基本义出发，“东方”引申出“黎明”“起源”“出生之地”“开端”“光的来源”“万物升起的地方”等含义，其含义通常是积极的，与“光亮”“知识”或“启示”“出生”“辉煌”“复兴”有关。而“西方”则引申出“日落”“终点”“终结”“黑暗”“事物结束之地”等含义，与“跌倒”“被毁”以及“疲倦”有关。同时因为太阳朝着西方运行，“西方”也与“命运”“完成”“未来”联系在一起。(16)所以最初的“东方”和“西方”，既没有固定的内容，也没有后来的与“文明”或“野蛮”、“专制”或“民主”等价值观或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特定价值判断。最初的“西方”与“东方”，只是一对用于口头语言交流、缺乏固定核心意义的“空能指”(empty signifier)，并不具有某种政治、知识的特指含义。(17)

从历史上看，由青铜时代到古风时代，古希腊一直属于东部地中海世界。直到希波战争爆发及以后的一个短暂时期内，希腊人才有意识地宣称自己与波斯人在各方面的不同，从而首次将希腊与波斯的对立，定义为“西方”与“东方”的对立。这开了后世东西方二元对立的先河。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彼时的“西方”，指的是今天所说的“东部”地中海世界，包括今天被视作“东方”的小亚细亚及黑海沿岸(例如特洛伊城)。(18)

总体来说，希腊古典学者对“东西方”基本能“平等”对待。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非希腊民族都是野蛮民族，希腊人则是一个介于欧洲和亚洲的独立实体。亚洲人心明手巧，却欠缺勇敢、独立，“欧洲人”(19)则相反。(20)“野蛮民族比希腊民族更为富于奴性；亚洲蛮族又比欧洲蛮族更为富于奴性。”(21)希腊人一方面意识到近东的非希腊“野蛮”人，如埃及和巴比伦，更富有、更强大、更古老。即使在希波战争之后，希腊人仍然承认他们生活在这些文明的边缘。公元前5世纪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前4世纪的哲学家柏拉图都将希腊的许多事物的起源都归功于近东，特别是埃及。(22)另一方面，希腊人并不以“西方”的“欧洲人”自居，“欧洲”在当时是“不文明、野蛮、非政治”人的家园，希腊人和亚洲人反而都是相对文明的。正如赫尔穆特·赫特(Helmut Heit)所说，尽管希罗多德等希腊学者在写作中会展现某种“希腊族群中心”(Ethnocentric)的倾向，但仍表现了某种对其他民族的理解，他们并不是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c)。(23)

历史上的罗马人同样没有将自己视作“西方人”。(24)掌控三大洲的罗马自认为是地中海文明的中心，而位于“北方”欧洲内陆的都是野蛮人。(25)西塞罗认为，高卢人、西班牙人和非洲人都是可怕和野蛮的民族。(26)而“东方”代表的却是希腊世界、小亚细亚和近东的卓越文化。(27)罗马人对“东方”的评价可分成两方面：一方面，罗马人将自己的起源归结于“东方”的希腊人和特洛伊战争。(28)另一方面，公元前l世纪的一部分罗马历史学家，因为不知如何解释罗马从共和转向帝制的原因，将之归结于“东方”的影响。出于这种目的，他们强化了“亚洲”的某些消极性质。(29)罗马帝国分裂后，“西方”与“东方”最初分别指西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此后“西方”逐渐成为“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的同义词。(30)

对“古典”时代的人们来说，“北方”和“南方”的分界，比“西方”和“东方”之间的分界更重要。代表光和热的“南方”，与代表黑暗和寒冷的“北方”，其差别及意义要超过“东西方”之间的。(31)在地中海文明时代，阿尔卑斯山代表着比地中海更大的地理位置和文化差异。在罗马人看来，作为“罗马湖”的地中海，将卡迪斯、迦太基、亚历山大和君士坦丁堡连在一起，是一条贸易网络通道。海洋的作用是团结人民和文明，而不是分隔它们。正如巴勒克拉夫所说，罗马文明更多的是地中海文明而不是欧洲的文明，小亚细亚、埃及和北非要比大陆欧洲在罗马文明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罗马文明从东方和西方吸收了同样的营养。(32)

今天常见的“西方文明”叙事话语中关于西方文明是希腊起源的说法，更多的是一个晚近的发明。从贝尔纳的研究来看，自启蒙时代以后——尤其是在1815年到1830年期间，古典学发展成为一个保守学科，它制造出一个欧洲的文化传统，将传统之根定义在净化过的古希腊，却只字不认可其东方文明的根。(33)彼得·伯克也认为，希腊和罗马更多视自己为地中海世界的一分子，他们更像“东方人而非西方人”(34)。

二、从中世纪到新航路开辟：“西方”历史故事线及东西方二元对立的初步形成

随着伊斯兰帝国的扩张，自7世纪晚期开始，“西方”“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的疆界缩减到比利牛斯山脉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其重心开始向北转移到西北欧的“野蛮人”之地。波罗的海的重要性逐渐超过地中海。古典时期由阿尔卑斯山所分割的“南方”与“北方”，开始合并成为“西方”的基督教世界(Western Christendom)；“东方”的伊斯兰教地区受到“西方”的基督教世界的敌视，东西方之间呈现出一种本质上是宗教对立的二元对立。但即使是这种对立，也仍然不是后世的那种“文明”对立。事实上，7世纪出现的穆斯林文明在保存希腊罗马文明方面，做得要比基督教世界的西方要好。(35)

中世纪基督教历史哲学对东西方观念有一个巨大影响，它开始将“西方”地位提升，将其视作人类历史发展的归宿、是“现在”，而将“东方”则视作人类历史的“起点”和“过去”。(36)12世纪，奥罗修(Paulus Orosius)在《反异教徒历史七书》(Seven Books of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中，具体论述了基督世界所理解的人类历史运行轨迹：从“东方”的巴比伦帝国开始，经“北方”的马其顿帝国、“南方”的迦太基帝国，最终到“西方”的恺撒罗马帝国。(37)

1054年，随着君士坦丁主教焚烧了罗马教皇利奥九世的敕令，基督教会正式分裂，进一步强化了“东西方”的分裂与对立。12世纪十字军东征时，十字军自称为“拉丁人”，强调自己的“拉丁—基督教”身份。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征服君士坦丁堡时，天主教会将此宣传为“西方”“拉丁”的胜利。(38)而希腊东正教则更多认同自己的“东方”“古典根源”，更倾向于在“西方”基督教与更“东方”的伊斯兰教之间保持中立。希腊人认为，虽然在希腊人、斯拉夫人之间也存在流血冲突，但二者却存在来自“西方”的共同强大敌人。(39)

就“西方”的天主教与更远“东方”的伊斯兰教的关系而言，自14世纪中期到17世纪末，“奥斯曼危险”一直是基督教文明的一大威胁。(40)在西方基督徒看来，撒拉逊人(阿拉伯人)之所以与“西方”不同，是因为其“东方”的气候和错误的宗教信仰，东西方不同的空间位置、信仰决定了生活在那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体质、心理和身份。(41)伊斯兰教与二流的基督教异端邪说相差无几。(42)

1492年，随着西班牙在收复失地运动中的最后胜利和哥伦布发现美洲，“基督教世界”的“西方”边界，向西大大延伸。在美洲和亚洲取得的霸权，开始为欧洲的“西方”认同提供基础。在“西方”基督教未能击败“东方”穆斯林的时代，这大大加强了欧洲的优越感。(43)

欧洲对新发现地区的认知，贯彻了此前中世纪的“东西方”二元对立思维：“旧”东方的穆斯林，与“新”东方的美洲，构成了环绕“西方”的“东方”，加强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自我认同。1492年前后，原来作为对抗穆斯林东方的“拉丁—基督”西方概念，开始被代表“海外征服”的“西方”所取代。“西方”所指的地理空间也大大向西扩展，目的是建立一个跨越大西洋的“新西方”。(44)

值得注意的是，后世西方文明的叙事“故事线”，肇端于这个时期。文艺复兴中的世俗历史学家，试图恢复古典的荣光，他们将“西方”历史的根源，初步定义到古典世界，特别是定义在了希腊。(45)随着伊斯兰的奥斯曼土耳其征服君士坦丁堡，原属于“东方”的希腊世界加入了“西方”的拉丁世界，“西方”的历史开始包含希腊、罗马、基督教等多个历史阶段。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学者虽然仍视基督教为“西方”的主要身份，却开始将希腊、罗马视作“西方”的文化中心。(46)“西方”新历史要素的添加，迈出建构后世“西方”“文明”叙事话语的第一步。与“西方”话语的变化相适应，到15世纪前后，“东方”亦开始成为一种与西方“基督教欧洲”“不同”或是“相反”的总集合的代名词。(47)

中世纪天主教与伊斯兰教的对抗，为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奠定了现实基础。而在新航路的开辟和文艺复兴中，“西方”的历史故事线初见雏形。

三、启蒙运动：“西方”与“文明”的联盟

经过宗教革命对“基督教世界”秩序的普遍破坏后，到16世纪，“文明”认同取代了此前“西方”的“基督教”认同，成为“西方”话语的新核心。并以“文明”为中介，吸纳了“进步”“理性”“现代”等意义，在理性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中加以丰富和完善。

16世纪，法国法学家如让·波丹(Jean Bodin)和勒·鲁瓦(Loys Le Roy)，开始用civilité和civilisé两个词，来形容那些乐于服从某些政治秩序的人，他们有较高的艺术和写作水平，其礼貌和道德超过其他社会成员。

在《论政治艺术的起源、古老、进步、卓越和实用性》(Of the Origin，Antiquity，Progress，Excellence，and Utility of the Political Art)(1568)一文中，勒·鲁瓦使用动词civilizer来描述道德，智力和社会从原始、自然状态到更先进的变化过程，他认为这是一种“进步”，“进步”观念由此开始与“文明”紧密联系在一起。让·波丹则用这种“进步”观念诠释了人类历史进程。在《共和国六书》(The Six Books of the Republic)(1577)中，他放弃此前的中世纪历史框架，而将人类历史分为3个时期：“文明”在圣地(Holy Land)起源，传递到希腊和罗马，然后在北欧国家达到最高水平。每个时期都比前一个时期“文明”(civilised)。可以说在波丹等人这里，最早的贯之以“人类历史”名义、但本质上是“西方”“文明”史的新“西方”历史叙事框架出现了。这种新型的叙事故事线，为现代西方文明的历史发展理论奠定了早期基础。(48)

但必须要指出的是，波丹等人此时所使用的“文明”概念，仍具有很强烈的阶级属性，它只是指统治阶级中的识字阶层，或在国家机关中担任重要职务的人，本国社会中的农民与新殖民地的土著仍属于“不文明”之列。在新航路开辟后，“文明”的意涵，随着海外殖民扩张的现实变化有所扩大：欧洲殖民者为将自己与当地土著居民区分开，以自己为“文明”，而以当地土著为“野人”“野蛮人”或“异教徒”。(49)这个“文明”与“野蛮”的区分开始具有了一种“高下”“进步与落后”的二元对立。这与古典时期的同名概念，已经有了本质变化。“西方”殖民者在殖民世界自诩为“启蒙者”，对殖民地的侵略又由此成为启发、解放“野蛮”人的行为。(50)

17世纪，培根和笛卡尔将“理性”视作将人类与动物、人类与自然区分开来的唯一特征，认为如果系统地运用理性，就可以消除传统和迷信，征服自然，改善社会制度。他们认为，“文明”程度增加的本质，就是“理性”的提高，理性的增长是文明进步的动力。正是它将北欧的现代国家与“野蛮”的同时代人区分开来。理性的增长能为文明社会提供无限的机会。(51)18世纪，欧洲的知识分子开始赋予欧洲历史的各个阶段以特定性质，逐步形成启蒙历史叙事。(52)受到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启发和激励，启蒙时代的社会学者也力图为多样性社会寻找到普遍规律。在这种情况下，启蒙运动开始按照“理性”“进步”等“文明”基本原则重构欧洲历史的过去，取代了中世纪基督教所勾勒的人类历史“传统”。(53)通过启蒙学者的努力，推翻了此前古代、中世纪的历史书写模式，开始确定起一种“脆弱”的、本质上属于循环历史观的“文明”“进步”(54)历史书写方式，希腊开始代替埃及成为欧洲文明的源泉。(55)

1860年代，法国哲学家开始明确赋予“文明”以“进步”“理性”和“现代”等含义，欧洲成为“文明”规范性的标志，(56)目的在于反驳同时代的卢梭认为“文明”并没有让人类过得更好的观点。(57)伏尔泰列举了4个伟大的文化成就时期：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奥古斯丁时代的罗马、美第奇家族的意大利以及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这4个时代的文明进步，抵消了黑暗时代的不容忍和野蛮行径。伏尔泰毫不怀疑，西欧在科学和进步的胜利方面比人类的其他部分成就更多。(58)为解释“文明”“进步”的历史进程，启蒙思想家开始将资本主义兴起、科技革命、启蒙运动、现代国家的出现视作“文明”的特征，来描述资本主义创造的社会条件的发展及其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从18世纪晚期开始，文明开始用来指“文明指变得文明的行动或过程”，指“人类社会发达或者高级的状态”。(59)

从1800年起，“文明”成了解释“西方”社会发展的力量。(60)一种以鼓吹“西方”“文明”“进步”的“西方文明”叙事话语，经过伏尔泰、杜尔阁、孔多塞和赫尔德等理性学者的勾勒，得以诞生。(61)这种新的“西方”文明启蒙叙事，具有特别的时空及历史观特征。在空间上，启蒙思想家将“欧洲”特别是西北欧等同于“西方”，(62)侧重于在空间上与“野蛮人”分割对立。在时间上，特别看重1700年前后经过几十年的宗教斗争后，“现代”的启蒙价值观在西方文明中的作用。(63)在历史观上，从道德、智力和社会进步的角度，讲述欧洲社会是如何从初级或原始状态，“进步”到更先进社会状态的文明史。但这种早期的“西方”文明启蒙叙事仍有一定缺陷，一方面它将西方文明的根源上溯至希腊、罗马，以论证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伏尔泰、吉本、休谟、罗宾逊等人又对前现代的中世纪、基督教抱有深深的敌意和怀疑，(64)让早期“西方”“文明”叙事处在历史性的断裂之中。

新西方文明启蒙叙事话语的出现，在以英法为主的西北欧国家那里，形成一种不依赖于宗教的、超越民族国家的认同和自我意识。既证明了西欧各个民族国家存在共性，但同时强调了这种共性在世界范围内是独特的、领先的。与此同时，“文化”概念开始出现，用于区分欧洲各民族国家的特殊性。(65)

格雷斯认为，启蒙时代的重要之处，正在于其是新旧两种西方历史版本轮替的关键期。“旧西方”是由古典的、基督教的和日耳曼文化三者构成的综合体，而“新西方”则是由理性、自由和进步，或者说由科学、民主和资本主义所构成的综合体，它也可被认为是由技术、人权和对幸福的追求构成的综合体。(66)简·伊弗森(Jan Ifversen)则认为，“新西方”与旧“西方”历史叙事的主要区别在于，这种历史修辞并不特别强调要将西方历史追溯到遥远的古典希腊，却特别强调新西方与现代性的联系及与前现代的切割。它特别强调自己与16世纪殖民征服、启蒙运动政治和社会思想、科学技术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崛起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且它叙事的组合是灵活多变的。以此表明新“西方”是动态、广阔和变化的。(67)

四、19世纪：“西方文明”“大写历史”的形成

1800年前后，东西方出现力量对比上的逆转，增强了欧洲中心论的看法。从19世纪到一战以前，以英法两国为核心的“西方”占领了世界85%的殖民地、保护地、附属国、自治领和联邦成员国。西欧在经济上持续增长，在技术、生产率、生活水平等各方面，东方与西方、北方与南方持续拉开距离。(68)1850-1860年代，欧美工业化进入新阶段，钢铁、铁路、机器制造等重工业兴起。19世纪中叶也是资本主义强国大肆扩张的时期。例如，墨西哥在1848年结束的战争中，将近一半的领土被美国夺走。可以说，在19世纪，“西方的崛起”达到了顶点。(69)根据西方学者考证，正是在西方崛起达到顶点的19世纪中期前后，Westernize在1842年、Westerner在1880年、Western man在1909年纷纷开始使用。(70)

随着19世纪欧洲的全面领先以及在全球性贸易和殖民网络中主导地位的确立，西方文明叙事话语也有了两个变化：一是提升了中世纪、基督教的地位，完成了西方文明叙事话语的“连续性”建设工作：二是在此基础上，提出“大写历史”的概念。

就前者而言，19世纪的浪漫主义史学家成功地扭转了理性主义时代伏尔泰、休谟、罗伯逊、吉本等人对中世纪、基督教的批评和怀疑。(71)基佐对中世纪、基督教对欧洲文明的作用予以肯定，梯叶里则认为中世纪的城镇是制度化自由的发源地。(72)“中世纪”从理性主义者的嘲讽中恢复了声誉。雅克布·布克哈特确立了文艺复兴概念，将文艺复兴定义为标志中世纪结束，光辉辐射西欧大部，是中世纪和现代社会的防波堤。(73)德国史家还改变了文艺复兴时代认为古代世界是一个静态世界的看法，而开始将古代世界视作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与此同时，基督教重新得到重视，变成了帝国主义扩张的思想工具，并开始在非洲等地迅速传播。(74)

在以上各“西方文明”分段历史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提倡历史的连续性和传统，浪漫主义史家成功地将“西方”的各个阶段历史连接在一起。并以这种连续性的历史叙事为基础，将当时资产阶级社会的大部分特征都书写到这一“西方文明”叙事话语中。托克维尔与基佐在这方面的工作比较突出。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托克维尔将基督教、资本主义和进步视作欧洲的整体性特征。(75)而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基佐(Francois Guizot)则是第一批通过“文明”概念来阐释欧洲历史的历史学家。1828年，他以在索邦学院(Sorbonne)的讲课稿为基础，写作了《欧洲文明史》(Histoire dela civilisation en Europe)，以稳定“欧洲”这个概念。“我用了欧洲文明这个词语，因为十分明显，存在着一个欧洲文明，在欧洲各国的文明中普遍地存在着一种一致性。”(76)其他学者也纷纷选择这一主题，并将“欧洲”自“条顿部落”依赖的历史道路，视作“地球上所有居民”的“普遍模式”。(77)

在前述这些历史研究的基础上，19世纪上半叶，“指变化是累积的……或指变化是不可逆的”“进步”观念得到巨大发展，一种“大写历史”的新观念开始出现。与此相适应的是，两个观念也悄然变化：一是18世纪用来代表一种普遍社会进程的、单数形式的“文明”(civilisation)概念，大约从1818年开始变为复数，用于指欧洲各自独立的民族文化；二是原来指众多历史道路的一种、单数小写的“历史”(history)，开始被代表单一历史过程的、大写的History所取代。这二者合在一起，构成欧洲中心论的新阐述：即欧洲虽然是由特定历史发展而产生的独特文明“们”(civilisations)组成的，但它的整体历史(History)代表单一的历史进程，具有普遍重要的意义。(78)

在“大写历史”的建设工作中，影响最大的是黑格尔。在1837年出版的《历史哲学》中，黑格尔认为，欧洲已经成熟为“西方”。(79)这种以“希腊城邦、罗马理想、基督共同遗产、民族国家、启蒙运动”等连接而成的“西方”，是一种为适应当时现代世界，而构造“新历史”的一种努力。(80)根据哈贝马斯所说，黑格尔是第一个清晰和系统地表达“现代性”的哲学家。(81)黑格尔将“现代性”的核心归于主体性原则和批判性反思。(82)

此后，黑格尔的学说得到19世纪中后期开始流行的“社会进化论”的支持。许多西欧和美国的知识分子认为，19世纪越来越复杂的工业社会，与以前更简单的社会相比，文明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这是社会进化的自然结果。英国的赫伯特·斯宾塞和美国的刘易斯·亨利·摩根等社会进化论者认为，人类和自然世界有着相同的进化规律，文明社会比非文明社会更优越或更先进，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业化标志着人类幸福的顶点，北欧和美国是最先进的国家。19世纪后期，这种想法在西欧和美国工业化国家获得许多信徒。(83)

在19世纪，“进步”“革命”(emancipation)、“进化”“发展”“自由”和“现代”等成了欧洲社会思想的核心概念。(84)大写的历史吸收了这些观念，并变成自己的“意义链”，作为“大历史”前进的“自由主义”范式。(85)西方文明叙事话语由此变为一种具有特殊作用的广泛意义生产系统。(86)这种大历史不仅仅是一种历史叙事形式，还赋予“西方文明”叙事话语一种海登·怀特所说的“比喻”“转义”的效果。它利用一种对应的价值体系来解释“西方”历史，表明正是欧洲过去发生的，导致了欧洲的现在，从而使欧洲成为世界历史的终点和中心。(87)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麦考莱的《英国史》以及多米尼克·杜福德·普拉特自1822年开始的国际关系研究，都表明德、英、法国学者都已开始用东西差距取代此前数百年主导欧洲精神地图的南北差异，表明一种以“西北欧”为核心的“西方”完全建立，俄罗斯开始从北部强权转为“东部”强权，(88)俄国与德国、意大利处在“西方”的边缘。(89)

有国外学者曾经将话语叙事划分为3种：“主叙事”负责提供某一段历史的权威论述，“宏大叙事”负责提供关于历史整体的权威论述，“元叙事”负责赋予宏大叙事以正当性。(90)按照这个标准来看，约到19世纪中期，在西北欧历史现实的巨大变迁推动下，“西方文明”在各历史阶段(“主叙事”)、“大历史”(“宏大叙事”)、“大历史”的意义和正当性(“元叙事”)3方面的叙事话语建设工作基本完成。它达到了3个目的：第一，突出西方的“优越性”与“普世性”，建构了“西方”的历史发展轨迹，将“西方”文明确立为“大写历史”，塑造成普遍文明。(91)第二，解释了西方“现代性”的由来，解释为“西方文明”历史发展的特殊产物。(92)第三，解决了此前在殖民帝国内部，“中心”与“边缘”不同族群的身份区分问题(93)——处在“中心”的英、法诸国，至少已经“部分”文明了，而处在“边缘”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则还没有实现“文明”。因此，处在“文明”中的，自然可以去“拯救”那些还没有“文明”的人民。(94)

可以说，在19世纪，今天所常见的从古典到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再到“现代”的“西方文明”叙事故事线、情节及其意义，已基本形成。以此为基础，在19世纪的欧洲历史和社会科学中，出现一系列关于欧洲是世界上最发达和最优越文明的论述，以解释欧洲为何能在世界其他地区享有政治、经济、技术和经济霸权，为何与其他文明不同。亨廷顿认为，到19世纪，“现代”意义上的“西方”“欧洲”概念已完整形成。(95)

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西方文明的历史叙事话语，遮盖不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核心区内部，各列强之间的复杂关系与尖锐矛盾。如前述基佐在强调“欧洲文明”观念时，仍不忘强调法国才是“欧洲文明的中心和焦点”(96)。欧洲的帝国主义“文明”展现了一种矛盾性，在镇压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时，利用“西方文明”，它们相互亲和，但在对外扩张时，它们又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毫不客气地展开你死我活的相互竞争。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一战，“西方”文明受到致命打击。(97)

显然，这种“西方文明”的叙事话语，折射的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现实。在中心区与边缘区的关系上，将“文明”，本质上是“西方文明”，塑造为单一历史进程和普遍历史发展规律，并以“文明”的高低来维护中心区对边缘区的控制。而在中心区内部，则以国民(nation、volk)、民族国家(nation-state)、“文化”(culture)等作特殊性的区分，以维持中心区内的适度竞争。

五、从19世纪末到二战：“西方文明”的“自由主义危机”

在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20年代，欧洲开始遭遇社会危机。现实的危机，让西方文明的“进化”和“进步”论调在一战后消失。一战的巨大损失，证明了现代性的巨大破坏。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将1918至1945年命名为“自由主义的衰落”。两次大战之间出现所谓的“自由主义危机”。(98)一战后，欧洲知识界在如何对待19世纪形成的“西方文明”叙事话语上，出现不同意见。

斯宾格勒在1918年出版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对西方文明“古代史”“中古史”和“近代史”的叙事框架进行了批评，认为这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空洞的和没有意义的框架”。他批评了西方文明故事线的目的论叙事，“从荷马、亚当……经过耶路撒冷、罗马、佛罗伦萨而至巴黎，在古代和中古以后，某个确定的东西已经开始……将有一个完成和顶点……(和)一个目的性的终点”。同时批判了附着于这条叙事线的意义链：“这样一种呈现世界历史的方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实际上，这是用某个公式——例如，‘理性的时代’、人性、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启蒙、经济进步、民族自由、征服自然和世界和平等——当作评判全部千百年历史的标准”。对这种西欧中心论的历史论述，斯宾格勒完全予以否定，“古典文化或西方文化并不具有比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等更优越的地位，作为文化……它们在历史中的地位并不比古典文化差”。(99)

与斯宾格勒对西方文明叙事话语的完全否定不同，另一部分欧洲知识精英认为，是民族主义而不是“西方文明”摧毁了欧洲的优越感和自信心。相反，西方文明叙事话语恰可以改造和对抗民族主义，将民族主义置于“共同的欧洲意识”之下。(100)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奥地利记者库登霍夫-卡莱基(Coudenhove-Kalergi)，他在1923年基于西方文明叙事话语，提出以调和欧洲民族国家矛盾为目的的“泛欧洲”(paneuropa)论。卡莱基认为，历史上并不存在一个能够在地理上严格定义的欧洲，所以只能在历史、文化以及价值观上找到“泛欧洲”联盟存在的基础，它植根于共同的历史传统，如“古罗马、蛮族入侵、封建主义、教廷、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宗教改革、反宗教改革、绝对王权、启蒙运动、工业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等，卡莱基认为，只有在这种西方传统中，欧洲团结才能实现，作为一种“命运共同体”的欧洲才成为一种可能，才能重拾欧洲相较于其他文明的优越感和自信心。(101)

二战之后的新“西方”，吸纳了北美，而将东欧和中欧排除出去，(102)在战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得到发展的情况下，欧洲出现了“帝国主义”与“革命”话语之争。为对抗俄罗斯式的“革命”道路和苏维埃共产主义模式，巩固以工业化、资本主义、西欧北美为代表的“西方”，为其找到内在一致的社会、文化和历史之根，显得越来越重要。1946年，汤因比出版《历史研究》一书，重申了19世纪建立的西方文明叙事话语：“我必须追溯以往，细察西方文明的源头，直到发现希腊罗马文明……西方文明则借着基督教会而归并形成。因此这一希腊文明，又可说是一个完整文明的样品。”(103)1945年德国战败后，诗人T.S.艾略特(T.S.Eliot)也强调了基督教传统在欧洲各亚文化相互依存中的共同中心地位，其中包括“希腊、罗马和以色列的遗产”。(104)

在重新恢复西方文明叙事话语的工作中，影响最大的是马克斯·韦伯的著作。在利用西方文明叙事话语回答资本主义因何能够在欧洲且只在欧洲兴起的问题上，韦伯是个开创者。他所塑造的模式此后几乎影响到所有关于西方崛起的欧洲中心论论述。(105)韦伯对清教高度理性化的概括，进一步在理论逻辑上调和了基督教与现代化之间的裂隙。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虽然出版于1905年，但其实一直都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它是随着二战后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和汉斯·葛斯(Hans Gerth)和赖特·米尔斯(C.Mills Wright)的《韦伯社会学文集》等书的大力推荐，(106)才声名鹊起的。韦伯由此被视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可以与马克思分庭抗礼的“最杰出”的、“开创性”的社会学家，为西方世界所周知。(107)韦伯试图回答现代资本主义如何兴起以及理性资本主义如何可能的问题。他利用西方文明叙事话语来定义现代资本主义的各种特色。(108)韦伯认为，西方文明从近东发端，到古典时代的希腊罗马地中海，再到中世纪基督教自治城市的文化，然后突然进入资本主义、科层制和科学理性的近代世界，(109)资本主义精神和新教伦理是“理性主义”西方思想的根深蒂固的特征。这种精神渗透到西方的各个方面，这种“理性主义”也只有西方才有。(110)借助于西方文明叙事话语，韦伯不仅回答了“现代”西方“成功”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使西方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具有“现代性”。西方崛起的神话由此可以上推至西方历史整条故事线，“西方”的各个阶段由此具有“现代性”，并能自我证明合法性和真理性。(111)

此后，欧洲学者仍持续鼓吹“西方文明叙事话语”。1985年，英国历史学家罗伯茨(J.Roberts)写了《西方凯旋》(The Triumph of the West)一书。罗伯茨认为西方文明是“第一个世界文明”，是“世界自进入现代以来，文化变革的主要代表”。“西方文明的故事似乎就是人类的故事，其影响力如此广泛；那些旧有的反对都毫无意义。”通过这些论述，罗伯茨不仅确认了西方事实上的统治，也没有给非西方留下除西化以外的其他选择。(112)哈贝马斯则认为，创造现代主体性的关键历史事件是如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这样一个空间—时间序列。此外，其他历史事件如意大利文艺复兴、德国宗教改革、英国议会、启蒙运动都应被添加到这个序列中来。(113)

六、20世纪：西方文明的美国化

二战之后，“西方文明”的中心开始从欧洲转移到美国。(114)但美国不是从来就属于“西方”的，它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

美国独立后，因向密西西比河流域扩张，与欧洲列强尖锐冲突，美国很快提出“西半球”(western hemisphere)“新世界”和“西方的西方”(west of west)等概念，宣布自己从处在君主制、专制主义、同盟政治和无尽战争中的“旧欧洲”独立出来。(115)欧洲人对美国的看法很矛盾：一方面，欧洲人将美国看作欧洲的“继承者”。(116)但另一方面，又认为美洲文明与欧洲、“西方”有差异，只有“欧罗巴洲”才“绝对是西方”。(117)直到19世纪30年代，出于对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恐惧，英、法两国需美国支持，才将美国视作“西方”一员。此后的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进一步提升了在西方世界中的地位，成为西方世界最重要的一股势力。(118)

一战中，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决定参战，这对美国加入“英—法西方”起了推动作用。伴随着通信技术和运输技术的巨大发展，大西洋的空间阻隔被大大缩短。“大西洋社区”(Atlantic Community)成为可能。欧美跨大西洋联系的日益密切，为美国接受西方文明叙事话语提供了基础。1919年，哥伦比亚大学第一次在美国大学中开设有关“西方文明”的课程，目的在于让美国公民接受欧洲的遗产和传统。(119)1930年代末和1940年代初，新闻记者克拉伦斯·K.斯特里特(Clarence K.Streit)提出建立北大西洋地区所有民主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联盟，以吸收英美法革命的共同“西方”遗产。历史学家卡尔顿·海耶斯(Carlton J.H.Hayes)和罗斯·霍夫曼(Ross Hoffman)则将“犹太教—基督教遗产”看作“西方文明”的一个普遍组成部分，认为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的极权主义挑战，不仅是“反对西方整个历史文明”，也是特别“反对基督教会整个广大文化遗产”，而后者有利于法国和工业革命、自由主义的兴起。(120)

二战前后，美国更是着力支持和建构“西方文明”叙事话语，以服务于现实需要。美国重拾19世纪后半期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论调，将自己定位为西方文明的中心和推动力。许多美国学者和国家官员相信冷战的言辞。他们认为，美国和西方的文明是进步的，工业资本主义是物质和道德上文明的最高发展，进步是依靠经济增长来衡量的，经济增长的内容就是重建和扩大生产力。因此，美国政府将提供外援来重建日本和西欧的工业经济体，以确保西方文明的持续进步。(121)

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等美国高校陆续增设西方文明史课程。(122)1960年代，西方文明课程是美国大学课程的主流。(123)1963年，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反斯宾格勒之意而用之，写作《西方的兴起》一书。在书中他重申西方文明叙事话语。“罗马世界没有发生这种断裂，在那里保持着希腊和希腊化文明的传统”，“日耳曼人国家的巩固和社会内部的分化，为接受拉丁基督教文明的这种简易化形式铺平了道路……而成为日耳曼-罗马文化混合体的轴心，西方文明后来就是由此发展的”。(124)

自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这种赞扬“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民主自由资本主义”，赞扬“追求民主的盎格鲁—美利坚联盟”的西方文明叙事话语，充斥于美国教育、大众舆论和政治学说中，类似主旨的“西方文明史”的课程充斥于美国高等教育中。在这个“举世无双的世俗的新品种”的“西方文明”中，大西洋共同体或者说北约达到“人类进步的顶峰”(125)，成为20世纪40年代以后形成的“自由共识”的组成部分。(126)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因其对非白人、非欧洲文化遗产的排斥，遭受众多批评，这些课程逐步退出美国高校，取而代之的是强调文化包容性与多元文化主义的课程。(127)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替换工作基本完成。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对抗“共产主义”在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扩展，美国经济学家沃尔特·罗斯托(Walter Rostow)和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等人通过概括“西方”历史发展各阶段的特征，特别是资本主义文明的特征，提出现代化理论，并以此作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普遍性标准”。(128)在将“现代化”与西方文明叙事话语相结合，并将其解释为西方文明的特殊产物方面，塞缪尔·亨廷顿在20世纪90年代所发挥的影响颇大。“作为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文明，西方首先获得了具有现代性的文化……西方文明出现于8世纪和9世纪，其特征在以后的世纪中得到了发展，它直到17世纪和18世纪才开始实现现代化。西方远在现代化之前就是西方，使西方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主要特征产生于西方现代化之前。”(129)通过确定现代化与西方文明的紧密联系。“现代化”由此变成“西方”化，而现代化的扩散也成为一种西方文明价值观的传播，由此赋予“西方”一种特权和主体性。(130)

通过对具有“现代化”特征的西方文明叙事话语的支持，缺乏悠久历史和文化的美国，不但有了一个更古老的“西方”文明之根，还将美国摆在让“西方文明”达到新高峰的位置上。而原来作为“西方文明”发源地的欧洲，在“新西方”中成为“过去”，逐渐居于从属地位。(131)而且随着“现代化”西方文明叙事话语的出现，苏联成了不文明的东方专制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牺牲品，(132)东方世界则面临“阻碍现代化的痼疾”，第三世界则因“传统”之束缚而无法自拔，它们都只能步履维艰地迈向现代化之路。(133)所以，二战后使用的“西方文明”叙事话语，本质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北约的象征性补充。(134)

总起来看，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文明”叙事话语从故事线到意义层的建设已经基本完成。(135)通过认同这一话语，得以加入“西方”阵营有20多个国家，(136)它们将“西方文明”叙事话语当作一种共享知识或主体间性话语，而加以鼓吹。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西欧国家在从生活水准到社会福利体系等社会基本面貌上的逐渐趋同，(137)更是让人们从直观上加深了“西方”文明本是一体的印象。

从“西方文明”叙事话语的发展来看，它从一种只指代“方向”“空间”的“空能指”，在主要是理性启蒙运动后的200多年中，逐步发展为由一条事件链和一条对应的意义链所构成的复杂叙事话语。它不但遮蔽了组成它的各历史时段的原本面目及多重意义，例如17世纪和18世纪末期的英国工业革命，并非“西方”“自发地”“独立地”的成就，而是与奴隶贸易、奴隶制或殖民关系有着密切关系。(138)同时它也排斥了其他“西方”叙事话语的可能性，如“迦太基毁灭事件、天主教裁判所、16—17世纪天主教反改革运动、大革命时期的恐怖统治、黑奴贩卖和殖民屠杀、美洲种族文化灭绝等等”；(139)如“从中世纪基督教十字军的种族灭绝，到欧洲帝国主义对其他文明的有意识系统破坏，再到纳粹的毒气室和在冷战后时期新民族主义的种族清洗”(140)以及欧洲历代思想家，如卢梭、赫尔德、穆勒、马克思、恩格斯、狄尔泰、尼采、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基于这种“西方黑暗史”，对“西方文明”价值观的无情揭露和深刻批判等。(141)

对此现象，话语理论认为，人们理解世界的“常识”与“真理”是在充满话语竞争的社会互动中不断创造出来的。(142)之所以是西方文明叙事话语在欧美的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是因为代表这种话语的“行动者”(主要是知识分子)在与其他话语的政治斗争中获得了胜利，取得了“霸权”，他们凭此可以对各社会群体认同的“差异性”进行“缝合”，以创造社会的“西方”认同。在历史的书写上，这种“霸权”以“集体集中”的方式，将作为“浮动能指”的、具有多重意义的从古希腊到现代等各历史阶段，都集中指向了代表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文明”“现代”“进步”等“主能指”，从而将历史“同一”“拼接”起来，达到赋予“西方文明”以历史独特性，并解释其来源的目的。但这种对“现实”和“真相”的描述最终是由不稳定的话语竞争构成的，(143)因而利用它们对同一“社会的建构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144)话语理论由此否定“真理”与普遍因果必然性规律的存在。

显然，尽管话语理论观察到“话语”变迁的某些外在规律，却仍无法解释导致话语变迁的根本原因。它既不关注“行动者”为何会赞成这样或那样的话语，也不探讨为何某些“行动者”可以推翻其他话语而获得霸权，而其他的则不能。话语理论特别强调的是，独立于“经济”之外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偶发与多元，因而它们是不具有因果性和必然性的。之所以会有如此认识，是因为话语理论想要克服其错误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意识形态”这一“经济本质论”。(145)但实际上，在存在与意识的关系上，马克思强调的并非“经济决定论”，而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46)，是“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47)。

那么，怎样才能探讨话语变迁的因果必然性规律呢？笔者认为，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史观指引下作深入的研究，才能给出科学的回答。唯物史观认为，西方文明叙事话语本质上是一种目的论叙事，它具有“思辨地扭曲”，“好像后期历史是前期历史的目的”，但它仍是由社会现实决定的。“前期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示的东西，终究不过是从后期历史中得出的抽象，不过是从前期历史对后期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148)

西方文明各历史阶段原本具有的多重意义，之所以被“集体集中”于西方文明叙事话语，是自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之后，数百年资本主义发展导致的资产阶级优势现实力量所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49)只要“西方”具有这样的现实优势，就会不断产生传播这种西方文明叙事话语的动机和“霸权”。知识的生产最终仍是由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所决定的。“过去只是保存了那些‘每个时代的社会在各自的相关框架下能够重建起来的东西’。”(150)西方文明叙事话语的“霸权”正是资产阶级在其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现实世界中优势地位的折射。

但唯物史观同时也认为，“存在决定意识”的逻辑，同样可以用于否定“西方文明”叙事话语。“一旦在现实社会中找不到与这些概念的功能及其所反映的经验相联系的东西，这些概念便会慢慢死去。”(151)关于此点，亨廷顿倒是在无意中证明了这个关系。“软权力只有建立在硬权力的基础上才成其为权力。”“文明几乎总是运用它的这种权力向其他社会推行其价值观、实践和体制。一个普世文明需要普世的权力。”而随着欧洲殖民主义结束，美国霸权的衰落，西方文明叙事话语也受到了“侵蚀”。“经济和军事力量的下降会导致自我怀疑、认同危机……当非西方社会经济、军事和政治能力增长时，它们就会日益鼓吹自己的价值、体制和文化的优点。”(152)艾利亚斯也注意到，随着现实的改变特别是东西方力量的对比的改变，“欧洲各民族和世界上所有有权势的统治集团在权力优势年代里所形成和巩固的坚定信念，在二十世纪的实际发展进程中彻底动摇了”。(153)伊格尔斯也提到，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现代世界秩序中，“西方”话语已逐步失去其“真理”特权地位。(154)

似乎是为了印证亨廷顿等人的判断，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西方世界”内部，出现了因伊拉克战争导致的“跨大西洋分裂”(Transatlantic Divide)。2003年5月，尤尔根·哈贝马斯和雅克·德里达在法国的《解放报》和德国《法兰克福综合报》上，分析了这一西方文明内部的分歧，凸显了欧美分裂日益扩大的现实。此后，更多学者关注西方文明的破坏性。例如法国经济学家塞尔·拉图克(Serge Latouche)认为西方并没有一个文化认同，“西方文明”是“跨历史”“非空间”的。拉图克对西方文明诊断的最终结果是衰退而不是胜利。非西方文化将抵制西方，并造成西方的衰落。(155)

总之，对“西方文明”叙事话语的研究表明，话语的变迁，最终仍是由社会现实的变化来决定和改变的，最终是可以通过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加以解释的。

①所谓话语，一般而言，指的是一种大于(复杂)句子的语词单位。参见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董立河译，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年，第55页；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06页。在福柯看来，话语是一种集体建构。一个特定的文本应被视为一个更大的文本体系或文本库的一部分，它遵循着“一套能够表现某种话语实践特色的规则”，有意无意地指涉整个体系。爱德华·赛义德认为“话语”既是一种知识生产机制，更是一种现实的支配机制，他在《东方学》(1978)中将“东方学”定义为一种制造“东方”形象，以服务于“西方”支配近东的一种机制。通过所谓东方是消极的、耽于感性和堕落的刻板印象，而“将东方模式化”。以此来证明西方统治的正当性，把东方人说成阴柔的，以此来证明阳刚的帝国主义者进行干预的合理性。参见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06-107页。所以，本文中所谓的“西方文明”叙事话语，指的是表述“西方”“西方文明”、表述作为“西方”“西方文明”“剩余”或“对立”部分的“东方”以及表述东西方之间关系的一组特定表达方式和策略。See Stuart Hall,"The West and the Rest:Discourse and Power," in Roger Maaka and Chris Andersen,The Indigenous Experience:Global Perspectives,Toronto:Canadian Scholars' Press,2006,pp.165-173.

②Alun Munslow,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Historical Study,London and New York:Taylor & Francis,2000,pp.169-171,90,102.

③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赵丙祥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页。

④Maarten A.Hajer,"Coalitions,Practices,and Meaning in Environmental Politics:From Acid Rain to BSE," in Howarth,David,and Jacob Torfing,eds.,Discourse Theory in European Politics,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5,p.302.

⑤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年，第49-51页。格雷斯、约翰·霍布森的说法与此类似，参见戴维·格雷斯：《西方的敌与我从柏拉图到北约》，黄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0页；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第10页。

⑥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青侨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470-471页。

⑦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董立河译，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⑧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赵丙祥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页。

⑨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年，第51页。

⑩参见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64页；翟恒兴：《走向历史诗学——海登怀特的故事解释与话语转义理论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25页。

(11)Jan Ifversen,"Who Are the Westerner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45,No.3,2008,pp.236-253.

(12)《中国大百科全书》并未收录“西方”词条、《不列颠百科全书》(英文网络版)中也没有收录"the Occident/West" "the Occidental/Oriental" "the Western world/civilisation"等词条。萨凯和莫里斯(Naoki Sakai and Meaghan Morris)认为，“西方”(the West)是一个相当晚近的建构。旧式的用法，只是把“西方”当成一种方向或者地区。代表西欧资本主义起源后所建立的全球统治秩序意义的“西方”，是近两个世纪以来才有的现象。他们认为，“西方”这个概念，具有臭名昭著的“滑移”(slippery)特性，其意义并非是固定不变的。而且“西方”的团结，在最近几十年里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See Tony Bennett,Lawrence Grossberg,and Meaghan Morris,New Keywords:A Revised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Hoboken:Blackwell Publishing,2005,pp.372-374.诺曼·戴维斯列举了罗马帝国、基督教文明、天主教会世界等“西方文明”的十几个变种，参见诺曼·戴维斯：《欧洲史》上，郭方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38-53页。布罗代尔持有与戴维斯类似的观点，参见布罗代尔：《文明史纲》，肖昶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2页。

(13)Kathleen M.Heller,The Dawning of The West:On the Genesis of a Concept,Cincinnati:Union Institute and University,2007,p.15.

(14)海登·怀特：《世界历史的西方化》，载约恩·吕森主编：《跨文化的争论：东西方名家论西方历史思想》，陈恒等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0页。

(15)以笔者所见，最早对这种西方文明叙事话语提出质疑的中国学者是雷海宗，参见雷海宗：《断代问题与中国史的分期》，载《伯伦史学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37-138页。

(16)Kathleen M.Heller,The Dawning of The West:On the Genesis of a Concept,Ann Arbor:Proquest Dissertations Publishing,2007,p.96；戴维·格雷斯：《西方的敌与我：从柏拉图到北约》，黄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0页。

(17)Offe C.,"Governance:An 'empty signifier'?" Constellations,2009,Vol.16,No.4,p.561,Annotation 23.

(18)Gerard Delanty,Inventing Europe,London:Macmillan Ltd.Press,1995,pp.19-20.

(19)这个“欧洲”，与今天的“欧洲”所指显然不同。今天的“欧洲”位于希腊的西部和北部，在当时仍被希腊人视作“野蛮”地区。这也提醒我们，以今天的经验、概念、知识去思考古代，会受到诸多“常识”的遮蔽。

(20)Jan van der Dussen,and Kevin Wilson,The History of the Idea of Europe,London:Routledge,2005,p.4.

(21)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59页。

(22)Irad Malkin,"Postcolonial Concepts and Ancient Greek Colonization," MLQ: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Vol.65,No.3,September 2004,pp.341-364.

(23)Helmut Heit,"Western Identity,Barbarians and the Inheritance of Greek Universalism," The European Legacy,Vol.10,No.7,December,2005,pp.725-739.

(24)Gerard Delanty,Inventing Europe，London:Macmillan Ltd.Press,1995,pp.20-21.

(25)Kathleen M.Heller,The Dawning of The West:On the Genesis of a Concept,Ann Arbor:Proquest Dissertations Publishing，2007,pp.100-101.

(26)Rosenstein,N.and R.Morstein-Marx,A Companion to the Roman Republic,Malden: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6,p.460.

(27)Isaac，B.,The Invention of Racism in Classical Antiquit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3,p.305.

(28)Rosenstein,N.and R.Morstein-Marx,A Companion to the Roman Republic,Malden: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6,p.473.

(29)撒路斯提乌斯：《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附西塞罗：反喀提林演说四篇》，王以铸、崔妙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93-94页。

(30)Gerard Delanty,Inventing Europe,London:Macmillan Ltd.Press,1995,p.23.

(31)Gerard Delanty,Inventing Europe,London:Macmillan Ltd.Press,1995,pp.21-22.

(32)董欣洁：《巴勒克拉夫对欧洲历史的解读》，《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2期。

(33)贝尔纳：《黑色雅典娜》，郝田虎、程英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第169页。

(34)彼得·伯克：《全球视野中的西方历史思想——十个命题》，载约恩·吕森主编：《跨文化的争论：东西方名家论西方历史思想》，陈恒等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页。

(35)Gerard Delanty,Inventing Europe,London:Macmillan Ltd.Press,1995,p.24.

(36)Suzanne Conklin Akbari,Idols in the East:European Representations of Islam and the Orient,1100-1450,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2,p.3.

(37)Ananya Jahanara Kabir and Deanne Williams,Postcolonial Approaches to the European Middle Ages:Translating Culture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p.106-108.

(38)Wilhelm G.Grewe,The Epochs of International Law,Berlin:Walter de Gruyter,2000,p.56.

(39)福西耶主编：《剑桥插图中世纪史(950-1250年)》，李增洪等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第492页。

(40)爱德华·赛义德：《想象的地理及其表述形式：东方化东方》，载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3页。

(41)Suzanne Conklin Akbari,Idols in the East:European Representations of Islam and the Orient,1100-1450,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2,pp.3-4.

(42)爱德华·赛义德：《想象的地理及其表述形式：东方化东方》，载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7页。

(43)Gerard Delanty,Inventing Europe,London:Macmillan Ltd.Press,1995,pp.14,31.

(44)Gerard Delanty,Inventing Europe,London:Macmillan Ltd.Press,1995,pp.43-46.

(45)Jonathan Friedman,"The Past in the Future:Hist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l.94,No.4,1992,pp.837-859.

(46)Dussel,Enrique D.,Javier Krauel,and Virginia C.Tuma,"Europe,Modernity,and Eurocentrism," Nepantla:Views from South,Vol.1,No.3,2000,pp.465-478.

(47)Mimi Sheller,Consuming the Caribbean:From Arwaks to Zombies,New York:Routledge,2003,pp.109-110.

(48)Thomas C.Patterson,Inventing Western Civilization,New York:NYU Press,1997,pp.31-33.

(49)Thomas C.Patterson,Inventing Western Civilization,New York:NYU Press,1997,pp.29-31.

(50)叶维廉：《殖民主义·文化工业与消费欲望》，载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69页。

(51)Thomas C.Patterson,Inventing Western Civilization,New York:NYU Press,1997,pp.34-36.

(52)Patrick O'brien,"Historiographical Traditions and Modern Imperatives for the Restoration of Global History,"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No.1,2006,pp.3-39.

(53)Jack Lively,"The Europe of the Enlightenment,"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No.2,1981,pp.91-102.

(54)虽然在启蒙运动中，伏尔泰和吉本等思想家也强调历史向前发展的进步，但他们“都相信这种进步是脆弱的，一个新的野蛮时代将把所有已取得的成就扫荡一空。就此而论，他们根本的图式是循环的”。当时诞生的其他概念，如“革命”(re-volution)“文艺复兴”(Re-naissance)和“宗教改革”(Re-formation)都有类似的“循环”的含义。参见彼得·伯克：《全球视野中的西方历史思想——十个命题》，载约恩·吕森主编：《跨文化的争论：东西方名家论西方历史思想》，陈恒等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20页。

(55)贝尔纳：《黑色雅典娜》，郝田虎、程英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第169页。

(56)Benjamin Walton,"Creating Europe:The Discourse of Civilisation," Interstat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Online],Vol.2013/2014,No.1,http://www.inquiriesjournal.com/a?id=1084.

(57)Thomas C.Patterson,Inventing Western Civilization,New York:NYU Press,1997,p.41.

(58)Gerhard Masur,"Distinctive Trait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Through the Eyes of Western Historian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67,No.3,Apr.1962,pp.591-608.

(59)Tony Bennett,Lawrence Grossberg,and Meaghan Morris,New Keywords:A Revised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Hoboken:Blackwell Publishing,2005,pp.35-39.

(60)Thomas C.Patterson,Inventing Western Civilization,New York:NYU Press,1997,p.22.

(61)Gerhard Masur,"Distinctive Trait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Through the Eyes of Western Historian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67,No.3,Apr.1962,pp.591-608.

(62)Stuart Woolf,"Europe and Its Historians,"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Vol.12,No.3,2003,pp.323-337.依赖于启蒙“文明”观，最终在18世纪末出现了一种“欧洲”观念，参见诺曼·戴维斯：《欧洲史》上，郭方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导言第26页。

(63)在吉登斯那里，“现代”指的是自大约17世纪起，在欧洲出现的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其随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变得有影响力，具有特定的时空特征(17世纪以后的欧洲，主要是西北欧)。参见Walter D.Mignolo,"DELINKING:The Rhetoric of Modernity,the Logic of Coloniality and the Grammar of de-Coloniality 1," Cultural Studies,Vol.21,No.2-3,2007,pp.449-514；诺曼·戴维斯:《欧洲史》上，郭方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导言第25-26页。

(64)Green,"Periodization in European and World Histo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Vol.3,No.1,Spring 1992,pp.13-53.

(65)Gerard Delanty,Inventing Europe,London:Macmillan Ltd.Press,1995,p.66.

(66)戴维·格雷斯：《西方的敌与我：从柏拉图到北约》，黄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导言第13页；戴维·格雷斯：《西方的敌与我：从柏拉图到北约》，黄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1页。

(67)Jan Ifversen,"Who Are the Westerners?"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45,No.3,2008,pp.236-253.

(68)O'brien,Patrick,"Historiographical Traditions and Modern Imperatives for the Restoration of Global History,"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Vol.1,No.1,2006,pp.3-39.

(69)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4-8页。

(70)Michael Allen Gillespie,"Liberal Education and the Idea of the West," in Ralph C.Hancock,eds,America,the West,and Liberal Education,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1999,p.7.

(71)William A.Green,"Periodization in European and World Histo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Vol.3,No.1,Spring 1992,pp.I3-53.

(72)Woolf,Stuart,"Europe and its Historians,"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Vol.12,No.3,2003,pp.323-337.

(73)William A.Green,"Periodization in European and World Histo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Vol.3,No.1,Spring 1992,pp.13-53.

(74)Gerard Delanty,Inventing Europe,London:Macmillan Ltd Press,1995,p.96.

(75)Stuart Woolf,"The Construction of a European World-View in the Revolutionary-Napoleonic Years," Past and Present,No.137,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Europe,Nov.1992,pp.72-101.

(76)基佐：《欧洲文明史：自罗马帝国败落起到法国革命》，程洪逵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3页。

(77)诺曼·戴维斯：《欧洲史》上，郭方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前言第35-37页。

(78)Kathleen M.Heller,The Dawning of The West:On the Genesis of a Concept,Ann Arbor:Proquest Dissertations Publishing,2007,p.107.

(79)O'brien,"Historiographical Traditions and Modern Imperatives for the Restoration of Global History,"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No.1,2006,pp.3-39.

(80)Ernst Breisach,Historiography:Ancient,Medieval,and Moder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p.404-405.

(81)哈贝马斯认为，“现代主体性”的时空范围包括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再到英国议会的一系列发展序列。通过它们，才形成了现代的、西方的欧洲。这个时空范围是由黑格尔加以描述确立的。See Virginia C.Tuma,Enrique D.Dussel,and Javier Krauel,"Europe,Modernity,and Eurocentrism," Nepantla:Views from South,Vol.1,No.3,2000,pp.465-478.

(82)D'Entrèves,M.P.and S.Benhabib,Habermas and the Unfinished Project of Modernity:Critical Essays on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Cambridge,Mass:MIT Press,1997,p.5.

(83)Thomas C.Patterson,Inventing Western Civilization,New York:NYU Press,1997,pp.45-48.

(84)彼得·伯克：《全球视野中的西方历史思想——十个命题》，载约恩·吕森主编：《跨文化的争论：东西方名家论西方历史思想》，陈恒等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7-18页。

(85)Anselm Doering-Manteuffel,Perceptions of the West in Twentieth-Century Germany,in Riccardo Bavaj and Martina Steber,Germany and "The West":The History of a Modern Concept,New York:Berghahn Books,2015,p.82.

(86)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董立河译，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年，前言第1-2页。

(87)Alessandro Fornazzari and Enrique D.Dussel,"World-System and 'Trans'-Modernity," Nepantla:Views from South,Vol.3,No.2,2002,pp.221-244.

(88)Riccardo Bavaj,"'The West':A Conceptual Exploration," Europische Geschichte[Online],2011,https://research-repository.st-andrews.ac.uk/handle/10023/2050.

(89)William H.McNeill,"What We Mean by the West," Orbis,Vol.41,No.4,1997,pp.513-524.

(90)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06页。

(91)Makdisi,Saree.Making England Western:Occidentalism,Race,and Imperial Cultur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4,p.13；戴维·格雷斯：《西方的敌与我：从柏拉图到北约》，黄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导言第13页。

(92)Jan Ifversen,"Who Are the Westerners?"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45,No.3,2008,pp.236-253.

(93)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第1卷，王佩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63页。

(94)Makdisi,S.,Making England Western:Occidentalism,Race,and Imperial Cultur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4,p.26.

(95)Enrique D.Dussel,Javier Krauel,and Virginia C.Tuma,"Europe,Modernity,and Eurocentrism," Nepantla:Views from South,Vol.1,No.3,2000,pp.465-478.

(96)基佐：《欧洲文明史：自罗马帝国败落起到法国革命》，程洪逵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页。

(97)Enrique D.Dussel,Javier Krauel,and Virginia C.Tuma,"Europe,Modernity,and Eurocentrism," Nepantla:Views from South,Vol.1,No.3,2000,pp.465-478.

(98)Anselm Doering-Manteuffel,"Perceptions of the West in Twentieth-Century Germany," in Riccardo Bavaj and Martina Steber,Germany and "The West":The History of a Modern Concept,New York:Berghahn Books,2015,p.85.

(99)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1卷，吴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15-20页。

(100)Lommers,S.,Europe-On Air:Interwar Projects for Radio Broadcasting,Amsterdam: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2012,pp.182-183.

(101)Persson,H..and B.,Reflections on Europe:Defining a Political Order in Time and Space,Brussels:P.I.E.Peter Lang,2007,pp.101-107.

(102)Gerard Delanty,Inventing Europe,London:Macmillan Ltd.Press,1995,pp.120-125.

(103)汤恩比：《历史的研究》上，余哲雄、蔡美玲译，台北：好时年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年，第74-75页。

(104)诺曼·戴维斯：《欧洲史》上，郭方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28页。

(105)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第14-16页。

(106)Trans and ed.by H.Hans Gerth and W.Mills,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

(107)Hamilton,G.G.and P.I.S.S.Hamilton,Commerce and Capitalism in Chinese Societies,London:Taylor & Francis,2006,p.4.

(108)George E.McCarthy,Classical Horizons:The Origins of Sociology in Ancient Greece,Albany:SUNY Press,2003,pp.65-69.

(109)德兰迪、伊辛主编：《历史社会学手册》，李恭忠、李霞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02页。

(110)Gerhard Masur,"Distinctive Trait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Through the Eyes of Western Historian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67,No.3,Apr.1962,pp.591-608.

(111)Couze Venn,Occidentalism:Modernity and Subjectivity,London:SAGE,2000,p.7.

(112)Jan Ifversen,"Who Are the Westerners?"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45,No.3,2008,pp.236-253.

(113)Enrique D.Dussel,Javier Krauel,and Virginia C.Tuma,"Europe,Modernity,and Eurocentrism," Nepantla:Views from South,Vol.1,No.3,2000,pp.465-478.

(114)David Morley and Kevin Robins,Spaces of Identity:Global Media,Electronic Landscapes and Cultural Boundarie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p.198.

(115)Brian Loveman,No Higher Law: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Western Hemisphere Since 1776,Chapel Hill,NC: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10,p.5.

(116)Afzal-Khan,F.and K.Seshadri-Crooks,The Pre-occupation of Postcolonial Studies,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p.88.

(117)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106页。

(118)Zea,L,and A.A.Oliver,The Role of the Americas in History,trans.Sonja Karsen,Savage:Rowman & Littlefield,1992,p.158.

(119)Tony Bennett,Lawrence Grossberg,and Meaghan Morris,New Keywords:A Revised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Hoboken:Blackwell Publishing,2005,pp.35-39.

(120)Riccardo Bavaj,"'The West':A Conceptual Exploration," Europaische Geschichte Online,2011,https://research-repository.standrewsac.uk/handle/10023/2050.

(121)Thomas C.Patterson,Inventing Western Civilization,New York:NYU Press,1997,pp.49-50.

(122)William H.McNeill,"What We Mean by the West," Orbis,Vol.41,No.4,1997,p.520.

(123)Tony Bennett,Lawrence Grossberg,and Meaghan Morris,New Keywords:A Revised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Hoboken:Blackwell Publishing,2005,pp.35-39.

(124)威廉·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上册，孙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390-391、428页。

(125)戴维·格雷斯：《西方的敌与我：从柏拉图到北约》，黄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7页

(126)Riccardo Bavaj,"'The West'：A Conceptual Exploration," Europaische Geschichte Online,2011,https://research-repository.standrews.ac.uk/handle/10023/2050.

(127)Tony Bennett,Lawrence Grossberg,and Meaghan Morris,New Keywords:A Revised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Hoboken:Blackwell Publishing,2005,pp.35-39.

(128)布罗代尔：《文明史纲》，肖昶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56-361页。

(129)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年，第48-49页。

(130)Couze Venn,Occidentalism:Modernity and Subjectivity,London:SAGE,2000,p.15.

(131)Gerard Delanty,Inventing Europe,London:Macmillan Ltd.Press,1995,pp.117,148.

(132)Thomas C.Patterson,Inventing Western Civilization,New York:NYU Press,1997,p.50.

(133)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赵丙祥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页。

(134)Goran Therborn,"Entangled Modernitie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Vol.6,No.3,2003,pp.293-305.

(135)Gerard Delanty,Inventing Europe,London:Macmillan Ltd.Press,1995,pp.13-14.

(136)Tim Hackler于2008年3月25日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的《民主是人类的自然状态吗？》(Is Democracy a Natural State of Mankind?)一文中认为，具有西方启蒙文化传统、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一共有二十几个。原文参见http://www.csmonitor.com/Commentary/Opinion/2008/0325/p09s01-coop.html/(page)/3。

(137)在20世纪30年代，欧洲发达国家在社会面貌上还有很强的差异性。Hartmut Kaelble,A Social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1880-1980,Savage:Barnes and Noble Ltd.,1990,pp.120-127.

(138)Gurminder K.Bhambra,"Historical Sociology,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onnected Histories,"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23,No.1,2010,pp.127-143.

(139)菲利普·拉古-拉巴特：《海德格尔、艺术与政治》，刘汉全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年，第40页。

(140)Gerard Delanty,Inventing Europe,London:Macmillan Ltd.Press,1995,p.157.

(141)Thomas C.Patterson,Inventing Western Civilization,New York:NYU Press,1997,pp.72-82.

(142)Marianne W. and Louise J.Phillips,Discourse Analysis as Theory and Method,London:SAGE,2002,p.5.

(143)Claire Sutherland,"Nation-Building through Discourse Theory," Nations and Nationalism,Vol.11,No.2,April 2005,pp.185-202.

(144)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安、刘振怡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页。

(145)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尹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3页。

(146)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

(147)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5页。

(148)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0页。

(149)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36页。

(150)阿莱达·阿斯曼、扬·阿斯曼：《昨日重现——媒介与社会记忆》，载冯亚琳、阿斯特莉特·埃尔主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3页。

(151)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第1卷，王佩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66页

(152)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年，第72页。

(153)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第1卷，王佩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序言第20-21页。

(154)George G.Iggers,"Rationality and History," in Kozicki,Henry ed.,Developments in Modern Historiography,New York:Springer,1998,pp.19-39.

(155)Ifversen,"Who Are the Westerner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45,No.3,2008,pp.236-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