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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太军:文化: 社会管理的基础和持久动力

更新时间:2012-10-19 22:31:44
作者: 金太军  

  

  摘要: 社会问题的存在是社会管理的逻辑起点。我国30 多年的改革开放在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社会问题也日益凸显。这些问题的存在可以从文化层面找到根源:一是信仰体系缺失; 二是传统文化被破坏、被解构;三是市场经济的畸形发展对精神层面造成冲击。今后,应建立弹性价值体系,引领文化建设,恢复主流意识形态,重塑适应21 世纪的现代文明,夯实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

  关键词: 社会治理; 社会问题; 传统文化; 主流意识形态; 信仰

  

  一、社会管理的逻辑起点及文化根源

  

  当前,创新社会管理是一个热点话题。大多数学者一般从制度、体制和公共政策等角度开展研究,成为该学科领域的鲜明特色。一直以来,制度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很大,也被学术界广泛认同。个人以为,中国的问题仅仅从制度层面上分析还远远不够。所以,本文和比较主流的研究有所区别,即从文化的角度探讨社会管理的问题。

  社会管理为什么会成为政府与社会关注的焦点? 为什么我们要去探讨这个话题?

  一个重要原因或其逻辑起点是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无序或乱象,可以概括为转型中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特定阶段很容易遇到的四大问题:

  第一,社会躁动不安。当前,我们整个社会包括社会成员之间显得有些躁动不安,情绪很容易失衡、冲动。时间久了,这种躁动的感觉就会变成一种情绪,弥漫整个社会。第二,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加剧。当前,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将加剧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利益关系的复杂化,贫富差距的扩大化,价值观念的多样化等,都将成为社会矛盾冲突加剧的导火索。第三,犯罪率居高不下。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犯罪率可能还会保持上升趋势,下岗、失业、疾病、精神困扰等因素,以及人口的频繁流动都是造成犯罪的原因;

  同时,温饱问题、教育不公、法制不健全、腐败问题等都是犯罪的温床。第四,腐败的社会化。

  传统意义上的腐败只限于权力的公共部门,也就是掌握权力的党政机关部门,但是现在的腐败已经社会化了。所以,这些社会问题要求我们必须强化和创新社会管理。发展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著名的“猫论”强调的就是发展,尤其是高速的发展。但是,他到晚年也开始反思了。他说,以前我们总是觉得发展慢了不行,但是实际看来,发展起来之后发展快了,发展带来的问题更多、更棘手、更复杂。

  中国的发展成就可谓举世瞩目,GDP 始终保持着每年9% 左右的增长速度,创造了许多“奇迹”。30多年来,这种奇迹是举世无双的。但是,发展确实产生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很多是发展本身带来的,很多在过去是潜在的、现在显现化了的问题。从文化角度来考虑,可以从更深更广的层面上讨论其所产生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

  中国是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但是今天看来,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被颠覆了。有两大事件可以说明问题:

  一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崇尚民主与科学,这非常好。“打倒孔家店”实际上就是打倒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标志性符号,因为孔子代表了中国主流的儒家文化;

  二是文化大革命。其对主流的儒家文化的冲击更大。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国上下大力提倡“破旧立新”。破的“旧”是什么? 是传统文化。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信奉的是科学的彻底的唯物论。与唯物论完全对立的是唯心论,唯心论认为存在就是被感知。感知不到的东西就不存在。所以,唯物论强调物质性,物质性是第一位的;

  而人们的思想、观念就是对客观物质的反应,人的大脑本身也是物质的,是物质形式的一种存在,而精神只能依附物质来存在,所以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定是无神论者。假如你问一个人:

  你见过神吗? 见过上帝吗? 谁亲眼见过,谁知道上帝长什么样子?

  没有人知道。唯物主义认为只有客观存在的东西才叫存在。所以,唯物论者没人敢说他见过上帝。从科学意义上来说,唯物论和无神论都是正确的。但是,从文化的角度、社会管理的角度来看,唯心论和有神论却有其合理之处,我称之为“功能合理性”。

  

  二、中国传统文化信仰的缺失及其根源

  

  中国传统文化的信仰是什么?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道、佛,可以说是儒、道、佛三种文化的融合。从信仰的角度来说,中国人可能儒、道、佛三种都信。比如,好多老百姓家里什么都供奉,有代表儒家文化的,也有代表道家文化的,还有代表佛家文化的,天地君亲师都拜,有非常广泛的实用性和地方性。比如,中国民间照壁上有土地神( 土地公公) ,家门口有门神,灶台有灶神,理财有财神,科举有魁星,要想结婚有月老,求子有送子观音,驱蝗虫有猛将,养蚕要拜蚕花娘娘,治水可以找许真君,航海可以去找妈祖,还有风婆、雨神、雷公、电母、河神、海龙王、阎罗王等等,完全是应有尽有,而且各司其能,一个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吉凶祸福等等,都可以通过这样一种信仰得以慰藉,获得相应的庇护和化解。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信仰。它没有非常统一的模式,但具有极强的功能性,其核心就是“因果报应”。

  所有封建迷信都强调“因果报应”,即做好事一定会有好报,做坏事就一定有恶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个天网不只是法律之网、制度之网,更是“因果报应”这张“天网”。而因果报应强调的是前世和来世的连续性。在这里,迷信学说具有强大的现世因果教育功能。这样的因果报应理论可以极大程度地淡化社会的不公。比如在现实社会中,有人挥金如土有人却一贫如洗,有人宝马别墅有人却露宿街头,按照因果报应理论来理解,这是应该的,很正常。印度就是这样的文化,并把这种文化传统延续下来,还是强调来世因果报应,所以贫富的对立、官民的冲突受到抑制。

  西汉思想家、儒学家董仲舒把这套思想理论化,主要强调因果报应,这套理论对统治阶级极为有利,即使皇帝也不敢做坏事,而是要为老百姓做好事,否则就会遭到报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一理论确实对统治阶级有抑制作用。因为它强调一种不可知的力量对人世间的威慑。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皇权( 统治阶级的权力) 和民间的儒道佛、鬼神相互补,民间的信仰和宗族乡绅是结合起来的。民间社会靠这一套理论就可以维持,所以绝大部分的民间社会是稳定的。今天,很多人依旧喜欢看港台剧中的鬼神片,这些影片宣扬的就是做坏事的人最终会受到报应。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这种传统文化的东西,做坏事的人不受到报应还可以长命百岁,他的子子孙孙还可以升官发财,而做好人却受到压迫得不到发展,这样下去就十分可怕了。

  一个社会,如果民不畏鬼神,那么这个社会就缺少一个深层的东西、一个内在的东西,光靠法律等肯定行不通,更何况法不责众,法还是靠人来执行,所以必须从信仰的层面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宗教在适度的范围内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的信仰缺失及其根源,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解析:

  第一,民间信仰体系缺失。我们常说的民间信仰体系,即权力的文化网络,是指公共权力到基层要和文化网络结合起来,没有文化网络的支撑,权力很难贯彻。与制度性宗教不同,民间信仰弥散于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历经了远古及今的不断发展,民间信仰所呈现的仪式与象征体系,吸收融会了巫、神、灵魂、天道、阴阳、祖先以及儒、释、道和其他宗教、哲学的观念与符号,在日常生活实践的层面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念。但由于其与“迷信”的复杂关系,在民族—国家的文化体系中总是处于晦暗不明的尴尬地位,一直无法取得合理的认同。在当今非物质文化遗产受保护的时代,如何合理认识中国人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民间信仰,如何重新阐释民间信仰在民族—国家文化体系中的地位、作用,如何重新确认民间信仰在人的道德、精神生活中的意义、价值等问题,迫切需要学界从理论与实践的层面予以回答。

  第二,传统文化被破坏、被解构。毛泽东时代解构了文化中传统的元素,使主流意识形态走下神坛,但是也建构了新的文化——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文化。这一文化在当时是非常深入人心、令人信服的。现在的很多80 后、90 后年轻人可能不大相信这些,但生在上世纪60、70 年代的这代人还是相信的。那时的年轻人会从梦中醒来,满脸的泪水湿了枕头,为什么? 因为梦里“见到了”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像这样的一种崇拜式的信仰达到了一种迷信的程度,超过了现在年轻人对青春偶像的崇拜。因为那一代人的这种信仰是发自内心的、持续的,可见毛泽东建构的文化是很强大的,是慢慢地在全民心中树立的一种新的信仰,这种信仰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像雷锋这样的时代英雄。

  但是,今天的问题是: 我们打破了文化中传统的东西,而新建立的东西又似乎丧失了其以往的神圣魅力。所以,传统的信仰没有了,很多人内心实际上是一片空白,精神上是断裂的、痛苦的,有时候麻木甚至掩盖了痛苦。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才急需要走近现实、贴近生活,我们的各项事业才需要继续深化改革。

  第三,市场经济的畸形发展对精神层面造成冲击。市场经济本身是个好东西,但是它在运行过程中却畸形地发展,就像瘦肉吃着很好但却加了瘦肉精。现在强调经济理性极度扩张,人文价值利益和人文价值底线却退缩了。在极度追求GDP、追求经济竞争力的同时,以牺牲生态环境和后代子孙的利益为代价,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工具理性、机械理性极度扩张的一种表现。

  人本身是很复杂的,而社会就更加复杂。如果对社会的运行和治理只一味地关注数据而丧失文化,其结果就十分可怕。一旦丧失了文化传统,我们的宗教几乎就成为谋取经济利益的一种手段。宗教和经济高度结合,工具理性又一次大行其道。对此我以前体会不深,但是当我看到韩国的寺庙以后,才对以前在中国觉得再平常不过的寺庙大吃一惊,方才知道寺庙原来是可以这样做的,寺庙原本应该是这样的。如果用最精炼的话来概括中、韩寺庙区别的话,那就是市场化与世俗化的本质差异。世俗化是政治学的一个术语,它是指一种文化作为一种信仰为老百姓所接受的程度,而不是一种很喧嚣甚或高高在上的东西——它实际上是一种内心的信仰,人们已经把它作为一种生活的方式。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寺庙不是世俗化,而是市场化。当你进入到中国的寺庙特别是几大佛教圣地,感觉到眼前的场景根本不叫寺庙,似乎是农贸市场或者超市。即使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孔庙,常常会看到很长的一排摊贩,你不得不在这些“夹道欢迎”的小摊小贩的喧哗声、叫卖声中步入孔庙。但是,韩国却不是这样,寺庙并不金碧辉煌,有的很陈旧,却一尘不染,没有人大声说话甚至都没有人说话,也没看到有人接打电话或者大声喧哗,置身其中,就感觉自己的灵魂找到了方向。寺庙本身是安放信仰的之处,是自我反思的场所,而现在能让自己彻底反思、让灵魂安静的场所基本上没有了,寺庙一个像大商场,所以说我们的公共精神沦落了。

  市场经济的发展对精神领域带来冲击,使得社会的信任度在下降。而社会的信任度一旦下降,诚信度也随之下降。社会管理也就步履维艰。现在的中国人为什么活得太累,依我看主要是:

  太看重位子,总想着票子,倒腾着房子,放不下架子,撕不开面子,眷顾着孩子。所以,英格尔·哈特对幸福指数研究后发现: 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幸福感都下降了。根据世界经济合作组织( OECD) 2011年发布的一份涉及40

  个国家的“生活质量报告”统计数据显示,丹麦、加拿大和挪威是生活满意度最高的国家,而中国和匈牙利并列倒数第一。中国的经济发达了,为什么老百姓感到并不幸福呢?我想,主要是我们的物质丰富了,而精神层面的发展没有跟上。实际上,我国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根源,都是因为人们感到不幸福、不快乐所致。

  

  三、科学与信仰的辩证关系

  

  当今,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在下降,主要是因为人的自我价值受到两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是社会环境的影响。当今社会很容易根据一个人所占据的社会资源来判断他的社会地位。在诸多社会资源中,最重要的是钞票与权力。这种社会判断对中国的影响很大;

  另外一方面就是自我认知。自我认知实际上是一种信仰。信仰的核心是什么?没有任何外人在场、外力在场的情况下的一种精神与行为准则就叫信仰。有时候我们看到红绿灯,一看没有警察也没有汽车,但是红灯,假如这时又是夜里两点钟,你走不走? 你会不会等那一分钟的红灯? 如果你等红灯变绿灯再走,说明你有信仰,你信仰这个交通规则——红灯就是不能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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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阅江学刊》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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