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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琼子:一个造反派的遭遇和他的觉醒

更新时间:2012-10-02 14:28:59
作者: 碧琼子  

  

  杨建平是柳铁工务段的一名工人。一名文革受害者,也是一名文革史料的搜集整理者。

  文革中他是一个造反派。

  这词儿,常常被许多人当成文革罪恶的代名词。

  四月的那个下午,杨先生电话中的声音一如既往,淳厚,中气十足。我以为一如往常,他又挖掘出什么新的史料,高兴地告诉我。

  “我得了肠癌,已手术”。他淡淡的说。

  “不谈这个。”在听了我一声惊呼又一堆无用的废话后,他轻轻地打断我,“对于生死,我看得很淡。能活到今天,已经很不错了。这些年,我断断续续的搜集文革资料,寻访当事人,积累下来,也有一两个手提箱。我若不在了,当心家人会拿去当废纸卖掉。我把它存放在弟弟那里,你有机会到这里来,就来翻翻这些材料,有用的,就把它带走……”

  “都会有用的。”我说,“过几天我来看您,把材料一并带走。”

  “你不要来,路太远。以后我让弟弟专程送来也是可以的。但你一定要看看这些材料。这是我的遗言。”

  一个普通工人,把打捞搜集本地文革资料作为自己晚年的事业,在患重病之后,又把这些资料郑重的托付给人,并以此作为自己的遗言。我不能不感到其中沉甸甸的分量!

  认识杨建平是在大约四年前。那之前,因为经历的许多人和事,我在对文革自我反思中,也渐次的萌发出做一点地区民间文革研究的想法。待到动起手来,方知自己当年参加的是“书生文革”,对许多重要史实竟一片空白。更惭愧的是,多年来我一直耽于自己的灾难,对这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当年经历的更为深重的苦难,知之甚少。这时我得知,柳铁地区有一位工人师傅,近年来一直默默地搜集文革资料,他就是杨建平。我得以认识他,并从此得到他的许多帮助。

  当是时,我仅知道他是当年轰动一时的“521事件”(即所谓“521抢劫援越子弹”,被七三布告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柳铁地区的造反派因之覆灭,这是一段真相尚未彻底浮出水面的公案,此不赘述)的报信人,并因此坐了七年大牢——我一直以为是法院判决。因为,即使在我看来,坐过七年大牢,总该是有过一些出格和过线的事的。

  在对历史的反思和真相的探寻中,我渐次的对造反派这个词儿感兴趣。这个当年高唱着“我们和毛主席心连心”,后来又作为文革罪恶的代名词,以冲锋队的形象反复出现在影视作品中的文革组织,究竟是怎样产生的,都干过些什么,他们和中央文革是什么关系,它的参加者,当年参加造反的心理因素是什么,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在审视和叩问自己的同时,开始对一些典型的造反派个例进行采访。

  杨建平当然是对象之一。

  “文革的这段经历,太丰富,也太复杂,我想自己写。”他说,“我至少要写五万字。”

  交往中,我渐次了解了他的遭遇,并超出预期的震惊。

  文革前,杨建平是柳铁工务段的养路班班长。年轻,积极向上,是工务段的优秀共青团员。他初中毕业于重点中学铁一中,在工务部门又算是较有文化的。

  1963年学雷锋,杨建平是单位上的标兵。后来得到铁路局颁发的一尊焦裕禄石膏像做奖励,这在当时是很大的荣誉。

  四清运动开始的时候,他又是四清积极分子。

  在他的前面,不说是一片玫瑰色。至少是一片坦途。

  “四清”深入展开,工作队给他开证明,让他到单位上去查人家的档案,看哪些人有问题,找岔子拿出来批斗。

  渐渐的,杨建平感到这样不对,对这种做法很反感。人家现实中并没有问题,为什么要去挖地三尺,找人家历史上已经做过结论的事呢?

  538工区有个巡道工,是个穷得伶打光的人。三十多岁还没有结婚。1960年大饥荒,有一个流浪女孩从538经过,他就把她带回来做女儿抚养。五六年过去,那女孩长大了,愿意嫁给他,两人就成婚了。他工资低,为了养活家人,就在住地附近的荒地开荒,种菜,后来又养了鸡鸭,养了猪。

  四清开始后,工作队把他打成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说“农民都不能私自种地养猪,你是工人还这么做,不是复辟资本主义吗?”就开会斗争他。还开会斗争他的妻子。后来职工斗她不便,又组织家属和十几个学生斗。那女人是流浪女出身,平时见了生人说话都脸红,哪里见过这等场面?回家就上吊自杀了。

  杨建平很同情这对夫妇,对工作队的做法产生怀疑。

  文革开始了。广西地处偏远,柳铁的文革,比起文革的发源地京都,要慢一大拍。是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更确切地说,是从毛泽东贴出《我的一张大字报》开始。这些地处边远地区的人们,感到直接听到了伟大领袖的号令,他们根据这张大字报的调子,开始造四清工作队的反,批判四清工作队执行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这正与杨建平的认识合拍。他参加了造反派,批判四清工作组。他年轻,有文化,群众听他的话,他又因此成了小头头。

  年轻的心不懂政治,更不懂中国特色的政治家。杨建平不可能知道,四清工作队的做法,曾得到毛泽东的大力称赞,号召大力推广。四清工作队的做法,也是历次运动的惯例。而此时毛泽东突然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绝不是他同情北京被虐杀的郑兆南们,更不是他听到了柳铁那个巡道工冤死的妻子的哭声,领袖的伟大战略部署从来就气势磅礴,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他要忽悠起百姓,假群众之手,以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借口,搞掉他假想的政敌刘少奇。而言而无信,出尔反尔,正是他的一贯作风。

  而此时杨建平参加造反派,完全是源于年轻的心里一腔正义的诉求,却走进一桩旷世的大阴谋,大不正义,大血腥中去。

  他从这里出发,走进文革,走进七年牢狱,走进后来的十几年贱民生涯。

  1967年8.24,周恩来代表中央对广西文革表态,“422是革命造反派”,这给了杨建平很大的鼓舞,他劲头更大,也就陷得更深。而到1968年的8月,形势就发生了180度的大逆转。

  8月16日,柳铁军管会有人找杨建平,说要找他谈话,找到后把他带到柳铁公安处。一个叫于成全的科长(后来得知,此人专管杨建平案情,在铁路局革委会成立后,任革委会保卫组副组长。再后来,因故被清除出公安队伍,安排到柳钢。在柳钢,他伙同他的儿子一起强奸了一个女孩,被判刑七年)恶言相向,呵斥杨说他犯了罪。杨不服气,发生争执。于成全当场动手打杨建平,毒打,抓住他的头往墙上撞……打伤后无人理睬,更没有人给他看病。随后就把他送到拘留所了。随后多次被单位领回批斗毒打。

  1969年四月,柳州铁路局成立第二专案组,专门清查所谓几个反革命事件。杨建平被从拘留所解押到二专所在地铁路局党校参加’学习班”,一切仍按拘留所人犯对待。1970年元月二专结束。负责人张某(原对立派组织头头)宣布杨建平回原单位,由原单位领回。但三天之后的元月6日,却又被送回到看守所。(原因被解释为“没和单位协商好“)一直被关押到1975年。

  在拘留所,杨建平多次被公安人员和看守毒打,被踢得像皮球一样在地上滚来滚去。几次被单位领回批斗,被斗必遭毒打,经常打得满脸是血,又被拉到马路边,在烈日下跪在路边示众……说到这些经历,病中的杨师傅,堂堂汉子,仍忍不住泪流不止!因为那是对肉体的残酷摧残,对人格的野蛮践踏!而且,直到今天,仍没有人对那一切说个错字,更没有人对此道歉和反思!

  奇怪的是,很长时间一直没有人来询问他的案情。直到1972年三月,才由单位来人“提审”,问的却是杨建平的“思想收获“——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杨建平的案情其实已清楚,那就是:他无罪!要拖延他的释放,只好从态度上找借口——果然,后来以”态度不好“为由,拖延到1975年8月一日才释放,共无端关押七年。

  释放时的结论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团籍,”释放证上写的则是:“犯反革命罪,免于刑事处分”。没有明说剥夺他的公民权利,但那可怕的结论已足以让他堕入贱民的阶层。

  

  杨建平究竟犯了什么罪呢?

  

  文革是一辆疯狂的战车,在一系列邪恶理论的忽悠下,呼啸不已。不幸上了这辆战车的人们(他们自以为得了天条,一厢情愿的自封为“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再也停息不下来。毋庸讳言,杨建平也犯了错误。

  五月的一天,他从柳州车站经过。看见这里停有一辆装有武器的军车。当时在广西各县郊,已开始对造反派的大规模围剿,全副武装准备进城武斗的农民,已驻扎在柳州郊区不到三公里处。而此时,离周恩来代表中央表态422是革命造反派,广西军区作出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的检查不到九个月。此时已满脑子文革思维的杨建平,顺理成章的把军区支持和直接参与下对造反派的大规模军事围剿, 看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扑“,他把车站停有军车的消息告诉了自己的派别,参与了抢夺的策划。后来,这列军车被抢,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出于派性,他参加过武斗,参与殴打过另一派的一个工友。但这正如后再他在申诉中所言,”没有任何为了个人利益而做的要不得的事。”

  但这些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犯的错误和罪行是两个概念。正因为如此, 即使在当时,四人帮治下的专案组,在挖地三尺的严格审查后,对他的处置也是释放回原单位。说白了,就是即使在当时,在所谓“刮十二级台风”的严酷背景下,也无法给杨建平定罪。

  释放后的杨建平很快发现,自己已完全回不到原来。一连串的歧视压制接踵而来,几乎无所不在,让他透不过气来——

  工作中有重大立功表现人家视而不见;

  国家政策明文规定的加工资权利被无端剥夺;

  到农村看对象,因路远误工一天,回来后及时补假,仍被批斗;

  文革前他本是工会会员,此时借口要重新登记,剥夺了参加工会的权利;

  所到之处,人们指指戳戳,不明真相的孩子朝他吐口水,扔石块……

  与此同时,他的所有亲属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株连——

  父亲1965年已退休,1968年因为儿子的问题,突然被扭送到单位的“牛鬼蛇神队”关押,又被无中生有的污蔑为“敌特电台台长”,被挂着牌子到处游斗,监督劳动,多次被毒打。而且一直到后来也没平反(因为不是正式拘捕),就这么被打被斗关牛棚,白白折磨了十年。

  杨母本来是街道委员会副主任,1968年因儿子问题被诬蔑为’地主婆‘,“伪军官老婆”“走资派黑干将”,走在路上突然被人捆起,抓去挂牌游斗,被逼挂着牌子站在菜场旁边的高凳上示众达十几天,经常被毒打得鼻青脸肿,浑身是伤……

  妹妹1965年进厂当学徒。系共青团员,受哥哥影响,被延长转正定级时间,冬季补助也被取消。

  弟弟是共青团员,1968年下乡,每次招工都因哥哥问题’政审”过不了关而泡汤,直到1975年杨建平被释放,才得以招工。

  ……

  文革就是这样,把一个本来积极向上的青年工人,一个优秀共青团员,变成了造反派,又变成囚徒,变成贱民。而且,连带他的全家亲人,一并变成了贱民或另类,“黑五类或黑五类子弟”。

  在1968年——1980年左右的十几年里,在那个省份,有数百万这样的贱民。

  一直对那些为了自身特权和利益,顽固的拒绝民主,却借口国民素质差,因实行民主必将天下大乱的鬼话义愤填膺。因为,我们的国民,是最驯良最隐忍的国民。面对如磐的重压骤然加身,如墨的黑暗漫无边际,他们大多只是默默地承受,咬着牙隐忍,希望以自己的顺从,获得施害者的些许宽容,或者青天开眼,熬到出头之日。很少去探索原因,更少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习惯了接受一种被安排的生活。一旦事情有了转机,他们一方面欢天喜地,感恩戴德,一方面又惊悸犹存,害怕稍有不慎,又引来灾难加身。于是他们慎言或者讳言自己当年的遭遇,好像那倒是他们自己的不好见人的耻辱。他们的苦难令人深深同情。他们今天的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但也有另一部分人。

  杨建平或许属于少数的那一部分人。他不甘于强加在自己身上的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他坚守着事实和常理,不断的上诉,一直没有停止自己的思考和抗争。

  杨建平从被关押到释放,涉及他的处理和定性,正式和非正式组的结论一共有五次:

  1968年10月12日,遭单位批斗毒打,定为“打死打伤解放军、妇女、小孩多名”的“现行反革命杀人犯”(纯属无任何事实根据的污蔑);

  1970年元月3日,铁路局第二专案组宣布结束,对杨建平的处理结论是“回原单位”;

  1975年八月一日,柳州铁路局党委75字070号文件,将他定性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团籍,”释放证上是:“犯反革命罪,免于刑事处分”;

  1979年柳铁分局党委第十五号文件又改为:“犯严重政治错误,免予处分,恢复团籍,补发拘留期间工资及附加工资”;

  1980年6月30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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