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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象:在左右和进退之间——文革中的聂荣臻

更新时间:2020-05-08 18:19:18
作者: 萧象  

在左右和进退之间——文革中的聂荣臻

  

   1966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标志文化大革命正式兴起的一次决定性会议。聂荣臻参加了这次会议,并投下了对运动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的赞成一票,表示自己对文革运动的拥护支持。

   诚如《聂荣臻传》所言,聂荣臻拥护文革,是“出于对毛泽东的信任”。如果从1932年聂荣臻从白区转入苏区,开始接受毛泽东的领导算起,毛、聂战友兼上下级关系几十年。在这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聂荣臻一直紧跟毛泽东,拥护毛泽东,在毛泽东领导下,从瑞金到延安,从晋察冀到北京城,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一步一步从胜利走向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建国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虽然出现过较为严重的领导决策失误,也发生过令人心痛的党内激烈斗争(据悉,59年庐山会议之后几位老帅曾在聂家抱头痛哭),为工作原因聂荣臻也受到过毛的批评与引其不满,但并没有动摇他对毛泽东权威的坚定信任。长期革命斗争胜利的经验让聂荣臻已形成一种深刻的历史认知,这就是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代表。

   除此之外,另有一层因素需要指出,这就是会上受到批判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中,至少罗瑞卿的被打倒下台,让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等几位军中老帅大出了一口恶气。多年来罗因大权在握,雄心勃勃,老帅们多受怠慢与轻视(《邱会作回忆录》,第378页),长期积压的憋屈愤懑因得消解而心情大快。“搬掉凶神,解放元帅!”(同前,第395页)叶剑英当着部下的这句道白,也同样表达了聂荣臻的心声。

   可以说,信任毛泽东和工作会更得心应手这双重因素决定了聂对批彭罗陆杨为前奏的文化革命的拥护态度。

   正是因此,接下来,在毛泽东为进一步发动文革,并从组织上解决接班人问题而在同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除林彪上升为党内第二号人物外,聂荣臻,与徐向前、叶剑英一道,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前,聂在政府是副总理,在军队是军委副主席,而党内职务为中央委员,进入政治局迈上新台阶,聂荣臻达致政治人生的最高点。这说明一方面毛泽东推动文革运动需要借重政权支柱的军队力量,另一方面也表示对一段时期以来聂等老帅积极态度的认同赞赏,同时对其未来抱进一步的期待。

   聂荣臻从1956年11月起一直主持国防科委工作。在其主持期间,国防科技发展迅速,成就巨大,最引世瞩目的就是发展出了“两弹一星”。国防科委系统集中了国内最顶尖的科学家和研究员,拥有大大小小知识分子20多万,可谓知识分子的大本营。作为中共党内第一代留学出身的高级领导,又长期与知识分子打交道,聂对知识分子多有爱惜之心。早在1961年,为贯彻“双百”方针,聂荣臻主持出台《科技工作四十条》,对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发挥了积极作用。

   《五▪一六通知》一出,聂便预感到知识分子命运的即将变化。出于对国防科技领域的知识分子有所保护的想法,6月下旬他会同陈伯达等研究起草了《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待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几个政策界限》的文件。但不知何故,文件上报之后,被束之高阁,没能获得批准通过。《聂荣臻年谱》认为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阻扰”,让人难以理解。因为陈伯达乃文革小组组长,他会自己打破本人参与起草的文件?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还是一线的刘、邓,毛仍在外地,江青初登文革舞台,势未成焰,恐难产生足够的影响力,可以阻扰聂帅与陈伯达一同起草的文件。文件之胎死腹中,很可能是不合时宜,对知识分子有所保护的文件主旨与《五▪一六通知》制定的运动目标(之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及其学术权威——不相一致。

   聂荣臻设法调整思路,努力跟上运动的节点。67年上海发生“一月风暴”,影响播及北京城,中央各部纷纷起而效仿,七机部造反派于一月下旬也决定夺取本部“走资派”的大权,因“一月风暴”夺权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赞赏,聂荣臻对这一行为也表示了准许。

   然而,夺权从根本上说就是打倒并取代原有的党的领导而另起炉灶,不仅背离了党的组织原则,也侵害了包括领导者自身在内的党的利益,聂在内心深处是并不赞成的。尤其是,随着刘少奇、邓小平被停止工作实际意味着垮台,社会出现“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运动对象从最初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开始向一大批党政军高层蔓延,他们中不少人被揪斗,遭批判,甚至受到人身迫害,就连新晋政治局常委的陶铸也未能幸免于难,意外被打倒下台,更是聂荣臻所不愿看到,不愿发生的,何况他本人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这样的一种背景,加上陈伯达和江青因陶铸垮台事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所释放的信息,局外人过度解读,于是发生了著名的“二月逆流”事件。

   1967年2月中旬,在中南海怀仁堂由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碰头会上,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四位元帅三位副总理)等,就有关坚持党的领导、稳定军队和善待老干部等问题,与中央文革小组发生激烈争斗,对当下运动做法表示强烈不满,指责文革小组成员是在乱党乱军乱社会。其中,尤以谭震林和陈毅的言辞最为激烈和尖锐。谭震林用不无悲愤的语气地说道:“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陈毅则将满肚子积怨倾泻而出:“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主席最起劲!他们没有反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毛主席?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毛泽东听闻会议内容汇报怒不可遏,雷霆大发,认为这是否定文革,不能容忍,甚至放言要重建一支解放军,率领林彪重上井冈山打游击。政治局因此连续七次召开政治生活会,对谭、陈等四帅三副展开批评。此前1月20日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军委碰头会上,徐向前和叶剑英两元帅为揪批总政主任萧华问题,意见分歧,拍案而起(叶用力过猛,伤及掌骨),大发脾气,令与会的江青、陈伯达等为之震惊。因毛泽东提出当前从上到下有一种“反革命复辟现象值得注意”,这两起大闹事件遂作为反革命复辟的逆流,被合称为“二月逆流”(四人帮垮台后,“二月逆流”被改称为“二月抗争”)。

   聂荣臻在“二月逆流”中不算突出,但他说了一句被人记住的话,叫“不教而诛”。这是他针对中央文革“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反动保守分子,进行打击迫害”而提出的批评。他说:“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批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

   所谓的“联动”,乃是“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简称。由原北京红卫兵东城、西城、海淀纠察队演变而来,成员多为高干子弟,怀有强烈的“自来红”思想。因其父母成为运动对象遭受批斗而产生失落和不满,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具有某种反抗性;同时与对立面发生冲突,使用暴力,制造红色恐怖,并六次冲击公安部,震动京城,影响一时。鉴于此,毛泽东1月下旬在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机关开展文化大革命意见的报告上,专门批示:“加上一条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教子女”,形成《军委八条命令》。聂之批评中央文革“不教而诛”,当由此而发。

   比较谭、陈的愤激尖锐,聂的言辞应该说算是节制。这诚然是周恩来2月初私下给几位老帅和副总理预先发出过告诫,要他们在当前方兴未艾、大势所趋的运动面前,“戒慎戒惧”“遇事三思”,“不要说过头话,不要做过头事”,在聂身上起了作用,也可以看出聂在极为错综复杂的运动时期持稳谨慎的处世之道。

   “二月逆流”受到批判,聂荣臻也因此遭遇来自国防科委系统群众组织所贴标语的“万炮齐轰”。但尽管如此,对其个人政治影响一时似无大碍。他一如既往行使职权,出席会议,接见群众,批阅文件。直到一年后“杨、余、傅事件”发生,聂荣臻被指为黑后台,受到批判,真正陷入政治旋涡,遭遇人生的黯淡时光。

   1968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关于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职务的命令》。三位军中高级将领毫无征兆、甚至连自己都莫名其妙地突然被解除职务,就像不久前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位文革干将突然被抛弃一样,显示了运动发展的变幻无常,出人意外,和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藉祭出(抛出)替罪羊威慑(抚慰)人心以应对危机的处置方式。

   从中央文革随后召开首都十万军民的“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以及江青在会上发言,可以看出,“杨、余、傅事件”是与“右倾翻案风”的“二月逆流”挂钩的。而杨成武的一大罪状乃是“山头主义”,这山头,为华北山头。康生更提出杨成武有“黑后台”。

   聂荣臻为“二月逆流”中人,更是晋察冀华北山头的盟主,所谓“黑后台”,则不言而喻。于是,聂受其牵连,卷入其中,在所难免。从4月1日起聂荣臻被停发了应发的重要文件和电报,意味着其政治信任和待遇被降格,开始排除在政治核心圈外。

   聂感到了一种强大而无形的政治压力,遂就“黑后台”问题写给毛泽东一信,请求面谈。数天后周恩来电话转告聂荣臻毛在其来信上的批示:“荣臻同志,来信受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聂心有不甘,又到林彪处当面问林:“杨成武究竟是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把他打倒?”林的回答竟是一句“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了”。我们知道,杨是聂的部下,同时也是林的部下,且杨与林关系堪称亲密,更一度被视为林的接班(《邱会作回忆录,第433页》)。林以这样一句不着边际、不成理由的回答作为解释,是否有某种不宜为外人所道的难言之隐?

   国防科委系统再次出现“炮轰聂荣臻”的大字报。据悉,毛泽东为此说了一句话:炮轰是客气的(恽仁祥:《我所亲历的国防科委文革》,第62页),可见毛此时对聂不满的态度。

   到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又一次掀起批判“二月逆流”的新高潮。聂荣臻受到的批评和责难,不仅来自江青、陈伯达,同时也来自周恩来。周恩来在会上列举了聂从历史上到文革所犯系列错误,对其进行批判:

   (1)聂荣臻在国防科委支持一派压一派,结果使七机部长期武斗;(2)百团大战,很积极,执行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也很积极;(3)借口保护干部子弟,说我们“不教而诛”,实际上是关心“联动”;(4)对赵尔陆被逼自杀负有责任;(5)搞“多中心论”,闹独立王国,在晋察冀就是如此;(6)由于独立王国的指导思想,造成国防工办、工政和国防科委的对立。(司马清扬、欧阳龙门:《新发现的周恩来》,第八章,pdf)

   此前,在国防科委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对代表选举标准之一——拥护以聂副主席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不同意这一条就不能选),进行过批评。

   聂荣臻和周恩来相识于1920年代初留学欧洲时期,南昌起义失败后,部队退走南粤,周恩来发烧病重,是聂荣臻和叶挺联系当地党组织用担架抬着周转移到海边,然后乘一叶小舟将周运至香港,送进医院;进入苏区前,聂一直在周的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可以说,聂、周既是亲密战友,也是生死之交。

周恩来在全会上对聂荣臻错误和问题的揭露与批判,反映了聂荣臻文革初期难为人知的一些作为。但由于相关档案与资料的缺失,难以验证比对,我们不能确定聂荣臻对其中问题究竟负有怎样的实际性的责任,而有的问题,以今天的眼光,毋宁说是正确的。这些错误和问题被拧出批判,上纲上线,固然可以认为是周恩来一定程度上迫于形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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