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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世中 陈雅凌:法律异化研究

更新时间:2012-06-20 17:20:30
作者: 周世中   陈雅凌  

  

  【摘要】法律异化是指法律这种人类创造出来的本用于服务人类的社会规范,因为一些原因反而成了走向人类对立面的一种异己力量的法律变化。其表现为依“法”迫害、合法伤害、非法侵害、人们对法律的异己感和积极寻求法律的替代品等多种形式。法律异化的人为因素是人的异化,客观因素是法律本身的悬空与不切实际、法律规范限制性的僵化、司法的“证据中心主义”和法律运行的程序主义等。克服法律异化的路径有以人为本,确保良法的产生;加强民主法制建设,防范主体的自我异化;运用宏观、全面的社会治理手段防范法律的异化等。

  【关键词】法律异化;法社会学;成因

  

  法律不但是现代社会文明的表征,而且还是现代社会文明的重要内容和推动力量。然而,随着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到来,法律时常变得不近人情,要么不为人们所理解,要么成为走向人的对立面的帮凶。一些形形色色的法律事故在带给人们困惑与痛苦的同时也引起了人们深深的思索。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们不仅要明确法律在其中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而且应该努力避免法律异化的可能,从法律社会学的视角来探讨这一问题将会给我们一个异常丰富的收获。

  

  一、法律异化思想的学理评述

  

  西方的法社会学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法社会学家。他们对法律异化问题进行了或直接或间接的论述。

  马克斯·韦伯(MaxWeber)是德国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公认的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韦伯以社会学的视角,运用价值中立、因果分析、理想类型等方法,对法律异化问题进行了精深独到的研究。他根据形式性和理性这两个标准把法律分为形式理性之法、形式非理性之法、实质理性之法和实质非理性之法四种类型;并指出形式理性法是法理型统治的基础,是世界性的现代法律类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形式理性法有着一套完备且系统化的成文法体系,它能够使人们以此为依据,来预测他人的行为,明确自己行为的性质和后果,进而合理地规划和安排自己的行为。韦伯认为这种形式理性之法是促进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而其他类型之法是难堪此任的。与形式理性之法紧密相联的是官僚制度,因为形式理性之法是通过官僚制度来发挥作用的。但是,人类生活的理性化也使得人类陷入了一个以权力统治和理性为根基的“铁笼子”里。套用哲学术语说,就是这种形式理性之法和现代官僚制度异化了。因为这种建立在排斥信仰和道德情感等实体价值之上的形式理性之法要求一种一般化、普通化的规则治理,很少顾及各种特殊情况,这就使得形式理性背后可能潜含着实质的不合理性;同时因为文化与价值的多元,一方面会导致多元的价值内部本身发生冲突,另一方面也可能会颠覆实体价值理性的统治地位。另外,这种几乎完全按规则依流程运转的个人有如机械上流水作业生产的商品一般,鲜有个性的张扬和创造性才能的发挥。被囚禁在其中的人变成了“制度化”的人,他们越来越需要“秩序”的安排和指引,如果有一天这种秩序发生动摇,他们就会惊慌失措;如果他们被某种力量从这种秩序中抽离出来,获得了完全的“自由”,他们就会感到束手无策、无所适从。如何有效地克服这种“铁笼”可能造成的僵化与实质不合理,韦伯认为必须求助于“科里斯玛”式的特殊权威来进行干预,以确保那种形式规则治理的灵活性和具体的针对性。同时,韦伯也意识到,必须要防止科里斯玛滥用职权而成为暴君,这就需要将这种人格化的统治予以制度化和程序化。从中我们不难发现,韦伯的社会治理陷入了一种“法治-科里斯玛统治”的循环过程中。{1}45-124

  罗斯科·庞德(RoscoePound)是美国20世纪著名的法学家、社会法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梳理庞德的法学思想,我们认为,其中有关法律异化的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社会控制工程法学思想当中。庞德把法学类比为一门社会工程学,并把这个“工程”看作是一种活动、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些知识或一个固定的建筑体系。他说人们对于工程师才能的判断应该是从他所从事的工程的质量优劣来判断,而不是看其工作是否符合一种传统的理想形式。同理,法学家、律师、法官等法律工作者,应当研究法律的实用性和其“效果”,他们所做的一切都要为实现法律的根本目的着想,而不是去空谈什么“理智”或“意志”。因为在庞德看来,法律的“实用”、“效果”和“根本目的”是促进和增量社会文明的前提。庞德的这种思想几乎贯穿了其法学研究的始终。庞德以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理论为其学说的指导思想,其社会控制工程法学思想把法律当作社会控制的一种工具,虽然其目的是增量社会利益、增益社会文明,但是因为法律这种工具掌握在不同的统治者手中,就有可能发挥截然不同的作用--如果法律被掌握在极度利己和残暴的统治者手中,那么它就成了危害社会文明的刽子手,这样的法律也就成了异化的法律。法律之所以异化,依庞德的法学思想来看,其深层的原因是因为人们不同的需求与欲望带来的人们或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冲突,{2}32-48而每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会为满足自己的需求与利益尽最大的可能,甚至不惜牺牲别人和社会的利益,这种冲突再加上利益主体实力强弱的不同,往往就会造成强者利用法律这个工具对弱者利益的侵害,这时的法律当然也就被异化了。

  尤尔根·哈贝马斯(Juergenhabermas)是德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传人,当代西方最重要和最有建树的思想家之一。哈贝马斯把现代西方的法律分为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形式法和发达资本主义时期的福利法两种范式。这分别与韦伯的形式理性法和实质理性法含义大致相当。他认为形式法具有以下一些特征:(一)它以个人主义为基础,从“理性人”出发,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二)强调近乎绝对的财产权和订立合同的自由权;(三)坚持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分立,并强调分别由私法和公法来调整,旨在防范和抵制政府滥用公权侵犯私权;(四)国家扮演的只是消极“守夜人”的角色。形式法因为具有这些特征,有力地促进了自由资本主义的极大发展。尽管如此,哈贝马斯还是清醒地看到了形式法的缺陷和其可能的异化:(一)从孤立的个人出发,从而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二)只关注形式平等,对事实上的不平等重视不够;(三)形式法表面平等和自由的背后是一些缺乏竞争能力的弱势人群的饥寒交迫、甚至于被淘汰,而这是被形式法所忽略了的。{3}322

  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这种形式法越来越不能促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了,哈贝马斯将经资本主义国家调整后的法称为福利法范式。在福利法中,政府运用法律机制积极地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强化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注重事实自由与实质平等,政府的角色也相应地由“守夜人”转变或“警察国家”。简言之,福利法试图通过诸如此类“实质化”的举措来超越形式法的局限,以保障私人自治和个人自由。但是哈贝马斯还是敏锐地发现了福利法的不足和其可能的异化:(一)福利法涉及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这就可能导致政府权力的扩张与膨胀,从而限制和压缩私人自由的空间;(二)因为政府要管理的事项过多,而立法机构的立法是难于应对种种千变万化的社会情势的,如此行政机构不可避免地将要自我变相立法,并执行自己所立之法,这也就是哈贝马斯所谓的“自我编程”现象,而这是背离立法的民主精神和法治原则的;(三)因为福利法也是从个人的视角出发,所以事实上其与形式法的终极目标是一样的,都是保障个人自由和私人自主,这也注定了它将面临形式法一样的困境;(四)福利法简单地把正义理解为分配正义,把权利理解为可以分得的份额与物品,这就歪曲了正义和权利的真实含义。{3}322-325在哈氏看来,福利立法导致一个悖论:它的本意是保障个人自由,确保私人领域的私人自主,但是却侵犯了个人自由,妨碍了私人生活。{4}402-407这实质上是法律的异化。

  从总体上看,西方法社会学家为我们研究有关法律异化问题提供了丰厚的理论资源,但他们也存在着不足,如他们更多的是从法的本质和功效及限度等方面去研究法律,而很少或几乎没有直接涉及到法律的异化方面,这就使得我们对法律异化的认识保持在一种远观的状态,而没有正面和直接的认识。如有的学者认为权力容易被滥用、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为防止权力的滥用,应该用权力来防止和制衡权力的滥用。这种观点的学者只是论述到了权力的滥用和异化,而没有论述到法律的异化。虽然法律是权力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法律与权力相比还是有着许多自身的特点。例如韦伯的“科里斯玛”式的特殊权威论,这种观点看到了法律“异化”的法律原因,也看到作为主体的人在其中的原因--官僚科层制度,但是其问题解决之道却又陷入了一种“法治-科里斯玛统治”的循环过程中了。社会法学大家庞德指出法律是控制人的本性,减少人类社会摩擦与耗损,实现社会控制和增益社会文明的重要工具,然而因为人类的欲望和需求的不同引起人们利益的冲突,进而可能会导致法律这种社会控制的工具会被人滥用和利用。这种观点分析到了人因为需要和利益的冲突而在法律“异化”中的内在根源作用,但是它没有看到在法律异化中法律本身的原因。哈贝马斯以有关妇女的立法为例,论证了不论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形式法还是发达资本主义时期的福利法,因为其自身的局限性都可能会对人们的利益造成损害,{5}520-529如何避免和克服法的这种伤害,他指出建立在一种理想言谈情境基础上的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理性沟通的程序主义法范式是一种理想的办法。哈氏为我们指出了一条克服法律异化的原则性的方法通道,但是究竟该怎样具体去操作却是难以掌控和把握的。

  

  二、法律异化的内涵界定

  

  异化在哲学史上有三层含义:一是矛盾或向对立面转化的意思;二是主体产生出反对自己的异己力量的意思;三是通过异化劳动表示剥削剩余价值的意思。{6}17《现代汉语词典》把异化定义为:“(一)相似或相同的事物逐渐变得不相似或不相同。(二)哲学上指把自己的素质或力量转化为跟自己对立、支配自己的东西。”{7}1492基于这样一些认识,我们可以把异化或异化理论概括为以下三个部分:首先是在人或某物中存在着某种理想化的状态(如善的人性、某物好的性质与状态),这种理想状态是维护该主体的尊严(人)和价值(物)所必需的;其次是那种理想的状态因为一些原因变质或丧失了,并走向了其主体的对立面,成为反对自己的异己力量;三是通过努力(当然主要是人的努力),人或物的那种理想状态失而复得,即完成了对异化的扬弃。“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8}138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异化的理论中人是居于主导、核心地位的,人的需求、价值和意义是衡量人或物及其他是否异化的标准和尺度,对可能异化的人或物也只有作为主体的人才能避免和克服。{6}23

  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只身生活在孤岛上的鲁宾逊无需法律及其他任何行为规范的约束,可以为所欲为,但是生活在人与人互动的社会中的人们出于物质生活(因为资源有限)、安全、秩序及其他需要的考虑必须要有一个规则体系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法律作为这样一个行为规范成了现代民主制社会文明的表征和重要的推动力量。但是,法律也可能异化、走向人的对立面。

  法律异化可以说是哲学上的异化在法律领域内的具体运用。关于法律异化目前学者们主要有以下一些观点:一是从阶级性和社会性来论证法律的异化,把法律的异化看成是阶级性的增强与社会性的削弱。持该观点的学者辩证地考察了法律的发展历程,指出:“原始社会的法是未异化的法,其未异化表现在无阶级性上;阶级社会的法是异化的法,其异化表现在其社会性的削弱,阶级性的增强;未来共产主义的法是复归的法,其阶级性将逐渐消失,社会性将逐步增强,并占统治地位。”{9}57二是把法律对人们的限制与束缚冠之以“法律的异化”。胡玉鸿教授对此论述到:“法律应人的需要而产生,然而法律却往往沦为专制的工具;法律关注的应当是人们的现实生活,然而由于所谓的‘精英话语’却使法律远离民众的日常行为;法律应当便利人们的社会生活,然而法律却赋予个人太多的理性负担;法律本为人们聪明才智的创造物,然而我们却一再要求本质上属于非理性行为的法律信仰。……如果可以借用哲学名词,完全可以将这种状况称之为‘法律的异化’。”{10}三是神本法律观、物本法律观、社本法律观和人本法律观的理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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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律科学》2011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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