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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清:性别分层的法律蕴涵

更新时间:2015-01-21 00:02:53
作者: 张清  

   【中文摘要】性别不平等、性别歧视、女人的“隐而不见性”,都深深地根植于社会结构之中,深受财富、威望和权力之影响。当社会发生变化之时,一切都在改变。人类的性包含了很多社会、文化、历史因素的,性正是被这些因素所构建、所塑就的。自宋至清,无论是寡妇、女儿还是妾的财产继承权都不可和男子的继承权相提并论、同日而语,这俨然是性别在财产方面的一种分层。性别暴力是一种男性支配的表现,不是天生的性欲,当一个文化贬抑“女性化”特质时,男性就会借由性别暴力和其他形式的支配来贬抑女性。性法律是性分层和性迫害最强有力的根据。因此,性别在法律上得以分层,并成为性别不平等、性别压迫的来源、媒介甚至工具,尽管这种分层是不完全的。

   【中文关键字】性别分层;财产;权力;法律蕴涵

   【全文】

   在任一种被检视的情境中,女人在哪儿呢?

   如果看不到女人出现,为什么?

   如果女人出现,她们都在做些什么?

   她们是如何体验她们的情境的?

   她们对情境的贡献是什么?

   该情境对她们的意义是什么?

  

   一、女人的情境:基于分层理论的检视

   研究性别的女性主义理论常常会首先设问以上几个问题,然后通过描述进而提出解释抑或概括性的结论:女人出现在大部分的社会情境中,在看不到女人的地方,不是因为女人缺乏能力或兴趣,而是因为有许多故意的力量将她们排除在外,在看到女人的地方,她们扮演的角色非常不同于一般人对女人的概念(例如,被动的妻子或母亲)。事实上,不论是在妻子、母亲或在其他一系列的角色上,女人已经和男人一起积极地创造出许多受到研究的情境。虽然女人积极出现在大部分的社会情境中,但学者、大众、社会行动者,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对女人的出现视而不见。而且,虽然女性的各种角色在大部分社会情境中是很重要的,但是她们却与男性的角色不同,不仅比较无权而且也低于男性。女人的“隐而不见性”( invisibility)只是不平等的指针之一。[1]换言之,与男人相较,女人的隐而不见性、不平等、角色差异—这些大致可以用来描述女人的生活—深刻地受女人的社会位置影响。[2]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改变女人的社会位置入手,从而使她们出现在她们该出现的情境中,并扮演她们应该扮演的角色。

   社会分层理论告诉我们,每个人的社会位置是指他/她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这取决于他/她所处的社会阶层,分层之于性别的意义可以在此找到其理论支撑。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不平等现象是以“等级”的形式存在的。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等级内部还有各种独特的等级。到了19世纪,人们广泛使用“阶级”和“阶层”概念来描述社会中人们的地位等级,这反映了时代的变化。由前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逐渐形成两大敌对的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K.马克思和F.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与阶级斗争作出了独特的分析,在理论上有着重大的贡献。社会学家M.韦伯研究了马克思的阶级分层观点,提出一套不同的多元社会分层理论。西方社会学史上,最早提出社会分层理论的是德国社会学家韦伯。韦伯提出划分社会层次结构的三重标准,即财富—经济标准,威望—社会标准,权力—政治标准。韦伯认为,财富指社会成员在经济市场中的生活机遇,这就是个人用其经济收入来交换商品与劳务的能力,即把收入作为划分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经济标准。社会标准指个人在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中所获得的声誉与尊敬。在西方分层理论中,常常按照这个标准把社会成员划分成不同的社会身份群体。所谓社会身份群体,是指那些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生活方式,并能从他人那里得到等量的身份尊敬的人所组成的群体。政治标准指权力,韦伯认为,权力就是“处于社会关系之中的行动者即使在遇到反对的情况下也能实现自己的意志的可能性”。权力不仅取决于个人或群体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也取决于个人或群体在科层制中的地位。[3]

   在两性平等的语境之中,社会经济政治地位的性别差异始终是研究者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社会经济政治地位的性别差异,从本质上说,反映了不同性别所拥有的有价值的社会各类资源的质和量方面的差别,出现了性别分层的现象,而性别分层是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的侧面。[4]国内学者已经开始关注性别分层问题,但仅仅是开始。从现有的研究来看,性别分层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以性别视角研究男女两性社会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状态,旨在揭示社会分层结构,特别是工业化的现代社会分层结构中普遍存在的两性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现象,以及将女性群体边缘化、弱势化的地位排斥现象。二是以社会分化为视角,研究女性群体内部的阶层分化问题。[5]就形成性别分层的原因和机制这一更深入的层面来看,两个假定得到了研究者的普遍认同:第一,社会经济地位的性别差异,实际上是对社会价值物(指各类社会资源)占有在不同性别间差异的反映;第二,不同性别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性别在社会资源配置中是否具有优势。换言之,两性社会经济地位获得受到社会资源配置的影响,探究性别分层的原因和机制,必须关注两性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状况、境遇及其运用各种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能力。[6]有研究者将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的影响地位获得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社会资源配置关系)归纳为三种:权力授予方式(再分配方式),即由国家行政权力及其一系列制度安排配置社会资源,普遍存在于1949~1978年改革前的社会结构中;市场交换方式,主要依据商品交换及其市场规则进行社会资源的分配,主要在1978年以后的改革及其现代化的社会转型期;社会关系方式,即将人们之间亲密和特定的社会关系视为一种社会资源,借助特殊主义的社会关系机制,作用于不同群体成员间的地位分配及地位获得。[7]

   由是可见,性别不平等、性别歧视、女人的“隐而不见性”,都深深地根植于社会结构之中,深受财富、威望和权力之影响。然而这种不平等的存在和等级制度的出现,是否还有生物因素呢?性有等级吗?

  

   二、性等级制度的历史脉络

   一些动物中存在群体成员被划分成不同的等级,每个等级占有不同的性交机会的现象。在那些存在着性等级现象的动物群体里,如灵长目动物,处于不同等级之中的雄性成员,与雌性交配的权力和机会都是不一样的。群体中最强壮的雄性首领,占有了与大多数雌性成员进行交配的权力和机会。但是这种权力不同于性独霸或性垄断。动物学家研究发现,最强壮的雄性首领并不占有与群体内所有雌性的交配权力,往往也并不把所有其他雄性排除在交配之外。它只是占有大多数的权力和机会,其他雄性也可以得到一些交配机会,只是相对地较少。群体内的所有雄性成员,实际上是在交配的权力和机会方面,被分成了不同的等级。雄性首领所占有的,实际上只是交配的优先权,而不是绝对的排他权。

   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性等级现象依然客观存在,它不是由人为划分形成的,但是这种性等级已经不再是仅仅依据生理上的强壮程度。在人类最早的社会形态中,最雄壮的和最强健的男性,性等级也最高。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生理上的优越逐渐被财富、地位、声望等条件所替代。区分性等级的标准和条件,逐渐脱离原有的动物基础,而且人类女性也逐渐地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主动选择的权力和机会。性等级的存在和区分标准的变化,使人类的婚姻产生了不同的历史形式。在依据生理强壮程度区分性等级的时代,大多数男人与女人都不可能拥有结婚的机会。在后来的农业社会里,性等级的区分主要以财产数量为依据,因此婚姻的实质也是一种买卖和占有。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后,性等级日益依据个人的多方面条件而定,而不仅仅是由财富决定。[8]

   在福柯的眼中,一整套性的亚群体早已诞生,他们尽管同过去的性行为放纵者有着某种联系,但并不相同。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他们散布在社会的毛孔中;他们不断受到骚扰,但并不总是法律的骚扰;他们经常被监禁起来,但并不总是在监狱里;他们也许有病,但常常遭人物议,被当成某种危险的受害者,被当成某种怪异的邪恶的牺牲品,但是他们同那种邪恶一样,有着邪恶甚至犯罪的名声。他们是智力早熟的儿童、早熟的小女孩、暧昧的男学生、可疑的仆人和教师、残忍的或癫狂的丈夫、与世隔绝的收藏家、有着怪异冲动的漫游者;他们出没于教养所、流放地、裁判所和庇护所;他们带着自己的邪恶去看医生,带着自己的病态去见法官。这就是数不胜数的变态者的家庭,他们与罪犯为伍,与疯子类似。[9]

实际上,“酷儿”( queer)这种称谓及其对它的带有否定意味的评价就是性等级的标志之一。有人认为,“酷儿”( queer)就是同性恋,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酷儿”这个词的确与同性恋有一定联系,但它又超出了一般同性恋的内涵。西方自称为“酷儿”的群体,对此有一个很形象、很幽默的自我诠释:“直线的弯曲”—如果社会传统习惯把异性恋(男女之爱)称之为“正常的”,即标准的直线的话,那么与之有别的就是“直线的弯曲”了。在这一意义上,“酷儿”所指的是在性、性关系方面超越常规的那些个人和群体。可见,“酷儿”在内涵与外延上比一般同性恋更为包容、更为广泛,即除了同性恋之外,还指其他方式的对“规范”的性和性关系模式的超越。毫无疑问,在性、性关系方面的超越或越轨总是十分引人注目,往往成为社会舆论和大众传媒津津乐道的话题。[10]在这里,“直线”和“弯曲的直线”其实就有了高低之分、等级之别。具体而言,这就是以性和性关系方式的“正常”与“不正常”作为标准,来对人进行“身份”的划分与界定,这就像根据阶级、种族、地域、男女来进行“身份”的划分那样,其结果是根据性、性关系模式所确定的社会分层和人的“身份”,由此也形成了不平等、歧视和排斥。根据父权制传统下的性、性关系模式,男女之爱、特别是“纯粹”为了恋爱结婚、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建立家庭的性和性关系,被看做符合规范要求的、正常的。而以此为标准来衡量,如果是同性之间的爱、隔代的或跨代的爱、各种虐恋方式的爱等,就被看做越轨的,被冠以“不规范”、“不正常”之后,甚而被看做“变态”、“乱伦”,[11]还势必遭到社会道德评价上的贬抑,即被认为是错乱的、下流的、令人厌恶的。在欧洲中世纪,同性恋甚至被认为是极度罪恶的,动辄要被送上绞刑架。具有这些“非常规”性取向、性关系、性行为的个人及群体,因此常常被视为“另类”而遭到排斥,不得不处于性等级关系的最底层。[12]

   当社会发生变化之时,一切都在改变。人类的性包含了很多社会、文化、历史的因素,性正是被这些因素所构建、所塑就的。在这一意义上,“酷儿”理论所指认的是在性方式上反对同化,反对等级划分,突出自我风格,对抗复杂的性压迫网络。福柯的研究,进一步说明必须对性进行历史和社会的分析,并通过批判传统的异性恋霸权主义,清除性的等级制度对人的束缚,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差异的、非常规的性和性关系模式。到20世纪70年代,科学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和支持了这样的宽容。精神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最终都从专业的角度纠正了对同性恋和其他性关系差异方式的偏见。其实“给予个人最大的选择空间”才是“酷儿”的本质内涵,在笔者看来,它本身就是对性等级制度的一种嘲讽。

  

   三、财产与性别分层

财产是性别分层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原始社会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礼品的赠送、接收和交换在社会交往中的重要程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chenjingz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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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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