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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朝晖:从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状况看儒家修身传统的现代意义

更新时间:2012-02-22 16:10:33
作者: 方朝晖 (进入专栏)  

  

  精神贫困的现代人

  

  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心理门诊开始在我国大行其道,各种各样的心理诊所或门诊火爆,尤其以节假日期间为甚。每逢象“五一”、“国庆”之类的长假,医院的精神疾病门诊量就会剧增。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1989年以后开设了心理治疗门诊,以后就不断增加门诊量,还是供不应求。“去年我们一天的门诊量是230个,今年平均到了330个。”里面的一位工作人员说。[1]据一家健康咨询中心2006年对患者的统计,患心理疾病比例最高的是感情问题,包括恋爱、婚姻、家庭等问题,其次是工作、事业、前途类问题,列第三的是子女类问题,包括高考落榜、网迷厌学、家长忧虑等等。[2]

  2005年,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简称“中人网”)联合国内众多知名媒体启动了“2005年中国员工心理健康”调查,调查显示[3]:在所有参加调查的人中,有22.81%的被调查者存在比较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被调查者经常频繁地出现的心理健康问题有:精神上的压力;感觉不开心、郁闷;觉得自己不能担当有用的角色。调查给出了不同学历、不同行业、不同职业、不同职位、不同地区的人群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精确数据。其中,80年代及以后出生的人,比其他年代出生的人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比例更高。

  青少年、特别是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也引人注目。《新闻晚报》(上海)2003年7月23日报道,进入暑期,上海心理咨询中心的青少年心理门诊也和盛夏的天气一样热,每日一大早就有排队挂号的,恋物癖、抽动症、孤独症……。据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等提供的信息,我国儿童、青少年行为问题的检出率为12.97%,有焦虑不安、恐怖和抑郁情绪等问题的大学生占学生总数的16%以上。另外,我国17岁以下未成年人约3.4亿,有各类学习、情绪、行为障碍者保守估计约3000万人。其中小学生心理障碍患病率为四分之一左右,突出表现为人际关系、情绪稳定性和学习适应方面的问题。大学生中,16.0%至25.4%的有心理障碍,以焦虑不安、神经衰弱、强迫症状等为主。而且近年来,儿童、青少年的心理问题有上升的趋势。[4]中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5]主要表现为喜怒无常,情绪不稳,自我失控,心理承受力低,意志薄弱,缺乏自信,学习困难,考试焦虑,记忆力衰退,注意力不集中,思维贫乏,学习成绩不稳,难于应付挫折,青春期闭锁心理,并在行为上出现打架、骂人,说谎,考试舞弊、厌学、逃学,严重的出现自伤或伤人现象。

  另据根据卫生部提供的数据: 上世纪8 0 年代以来,我国精神疾病的患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截止到2001年,中国重性精神病的患病人数约1600万,患病率为13 . 47‰。病人总数为1600万,其中精神分裂症高居首位, 约600万,相不于每60户居民中就有一例,在强迫症等轻性精神病中,北京地区调查显示,患病率为35.18‰。根据在北京召开的世界精神病协会年会发表的数字,目前中国有5 %的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13‰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世界卫生组织研究显示,在中国,疾病负担较高的25种疾病中,精神疾病占5项,分别是抑郁症、双相情感疾病、精神分裂症、强迫症、自杀。精神障碍所造成的负担,在目前中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第一,已经超过心脑血管、糖尿病和恶性肿瘤等疾患。中国各类精神疾病约占疾病总负担的1/5。另外,目前中国精神病患有低龄化、女性化、白领化等趋势。我国90年代对7 个主要省市的调查表明,约有27%的女性患有精神障碍。目前,30岁以上的都市女性患抑郁症的比率正在上升。广州市精神病院院长马催分析,这与社会上出现的新现象有关: 比如离婚、婚外恋、下岗、性骚扰等。而且女性由于生理因素,感情丰富、敏感、多虑,苦恼长期无从排遣,不知不觉就陷入到抑郁症中。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商人、成名文艺工作者、三资企业高级职员、机关公务员等出现在各种心理咨询门诊。[6]

  为什么今天人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消费和娱乐的手段越来越丰富多彩,而人们的精神心理问题却反而越来越严重了呢?

  稍加分析可以发现,问题出在现代人不注重精神修养之上。用今天流行的话说,就是浮躁、急功近利、缺乏信仰等等。

  著名学者梁漱溟在谈及对人生的理解时,曾经表示,人是世间极可悲悯的一种动物。这是因为人来到世上,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染上各种毛病;诸如爱出风头,贪慕虚荣,自命不凡,自以为是;又比如自私自利,蝇营狗苟,贪得无厌,不能自制;我们发现自己“在男女的关系上,见面不动心好难!他不知怎的念头就起了……”[7]。一个人如果资质平庸,内心世界也许会平和些;但如果资质聪明的话,比如有点才气,往往更加复杂难办。因为这样的人往往自认事事处处强于人,也比别人更加爱面子、好出风头,在欲望方面也更不易自我满足。正是基于上述对人的本性的认识,梁漱溟提出人生在世,时刻也不能放松一件事:“忏悔——自新”。

  梁漱溟先生是现代新儒家的杰出代表之一,上面的内容见于他早年的一本名叫《朝话》的书。他所谓的“忏悔”和“自新”,是指人要学会自我认识、自我控制,克服性格弱点,培育健全的人格。这一思想正是从儒家修身传统中来的。其中“自新”一词就来源于儒家经典《大学》等书。在此,我们涉及到儒家修身传统的实质和内容。按照儒家的观念,人的性格生来就完美无缺的很少,所以每个人都需要不断自我修养和自我完善,这个过程用儒家的话来说就是“修身”。

  今天我们所使用的“修身”一词,较早见于《周易》、《大学》、《中庸》、《庄子》等先秦典籍。“修”,修理、加工之义;“身”,指性格、人格素质等。“修身”一词,本义就是磨练人格的意思。我们时常使用的“修养”一词,来自于“修身”和“养性”两个术语。“修”需要雕琢,“养”指慢慢培养,“修”和“养”是相互对应、相辅相成的。本书有一章以“存养”为主题,专门讲儒家“养”的思想。从狭义上讲可以将“修”与“养”区别开来,从广义上讲两者同属于儒家“修身”范畴。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现代人,也许在工作忙碌之余,或遭遇不幸时,会暂时意识到自己的性格修养问题;但是通常情况下,他们总是给自己的人生安排了太多的事情,没有闲暇去考虑如何改变自己的性格;在他们的心中,生活的负担、工作的压力太重了,哪有专门精力去修身养性!

  但是,古人与我们不同。古人认为,修身养性永远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值得在人生的任何阶段把它当作一项主要工作来做。他们视修身为一门专门的功课。无论一个人从事什么职业,专攻什么领域,追求什么理想,都不能不学这门功课。与其他功课相比,这门功课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需要每个人用一生时间来学习,永远也不能废弃。

  世界上真的有这么一门功课,值得我们用一生来学习,时刻也不能放松吗?古人的回答是肯定的。古人认为,人的一生,从成家到立业,从读书求学到功成名就,从为人处世到经世济民,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自己的理想,是否能够真正活得有意义,主要取决于在修身方面做得怎么样。所以《大学》提出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儒家经典《大学》进一步引用《诗经·淇澳》中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八个字,来分别分别形容为学与做人。其大意是,人的性格好比是一块原始粗糙的玉石,要想使之成为精美的艺术品,需要反复不断地雕琢。朱熹曾经这样来形容这一过程:

  治骨角者,

  既切而复磋之。

  治玉石者,

  既琢而复磨之。

  皆言其治之有绪,

  而益致其精也。

  (《四书集注·大学章句》)

  按照朱熹的解释,人格的培育和完善,就象雕琢玉石、研磨骨角的一样,也需要艰苦的自我磨砺和精益求精过程。总之,不能一切听命于本能,需要人有意为之。虽不排除有些人,从来不做修养的功夫,人格也很高尚;但是,对于多数人来说,都需要类似于加工玉石的切、磋、琢、磨的过程。

  有些人将自己性格的不成熟,归咎于没有良好的环境、名师的指点或丰富的阅历等。不过,需要明白,环境、教育和阅历并不代表一切。无论一个人的环境或阅历怎样,人格的成长和完善最终还必须依赖于每个人自己有意识的努力,其中包括在思想上对自己的警戒,在意念中对自己的克制,在心理上对自己的调整,在生活中对自己的限制,在事业中对自我的定位,等等。正因为如此,儒家认为修身需要时时讲,日日讲,月月讲。尤其是宋代以来,一代又一代学者投身于其中,殚精竭虑,辛勤摸索,使修身成为一个独立性非常强的专门之学,有汗牛充栋的言论,和博大精深的体系。遗憾的是,今天的教育体制,从不教授古人在这方面所积累的宝贵思想,几乎将它们统统抛弃了。

  可以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证明儒家修身思想的合理性。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前384——前322年)是伦理学这门学科的创立者,他虽然站在认知主义的传统来研究伦理问题,但是他的个别重要结论,却与儒家修身思想殊途同归。亚里士多德认真研究了“美德”(virtue)的本质,特别指出德性不同于知识。设想你没有数理化知识,可以通过听课和书本学习获取它,这完全是一个理论学习的过程。但对于美德来说则不然,你没有的美德,光靠上课和学习理论是无济于事的。知识可以通过学习得来,而美德通过实践训练来获得;对于德性来说,“习惯的养成”比什么都重要。“习惯的养成”在英文中有时写作habituation。亚里士多德说,比如说石头不能自己往天上飞,哪怕把它往天上扔一万次,它也不会因此而学会自己往天上飞。但是对于人来说,原先没有的美德,可以通过反复实践和训练来获得。德国伦理学家包尔生也指出,正如绘画、雕塑、音乐等艺术只能依靠艺术家而不是美学家来完成,再高明的美学体系也演绎不出生动具体的艺术作品来,德性和人格只能靠道德的天才们在实践中来完成,而不可能指望伦理学的理论。[8]这些观点与儒家“切磋琢磨”的修身思想是一致的。

  

  庠者,养也

  

  今天我国的教育体制,是完全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其精神实质是培养学生文、史、哲、数、理、化等各个学科的知识。因而,现代学校教育的精神实质在于知识学习,而不是人格教育和德性培养。即使其中有一些道德教育课程,也往往成为不受人重视的“点缀”,事实证明这些课程多数并不成功。然而,这种模仿西方建立的学校体制,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盲目地学习西方,废除了传统的国学,成为今日中国社会一系列精神道德问题的根源之一。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知道,在西方,人格教育和德性培养,主要是通过家庭和教会来完成的。学校与教会的分离,道德教育与知识教育分而治之,乃是西方教育传统的主要特征之一。今天西方语言中的“学校”一词,来源于古希腊,本义为“闲暇”,“希腊人是这样考虑的:一个人有了闲暇时间,他就利用它进行思考,寻求事物的来龙去脉。对于希腊人来说,闲暇与追求知识之间的联系是不可避免的。”[9]希腊人最热衷的学问“哲学”,本义也是“爱知识”。可见西方学校教育的传统是重知识,不重德性。但是如果我们认为西方人不重视或放弃了德性教育,就完全错了。相反,教会承担了人格培养和德性教育方面的主要任务。今天,我们到欧美国家的任何一个地方,哪怕人口只有几百人的小镇,也能看到三、五座不同的教堂。很多西方人都是从小跟父母一起,在教会的熏陶下长大的。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和道德感,是在父母和教会的教育下慢慢形成的。教堂所组织的、旨在培养人们如何做人的读经班和研讨活动,可以说不计其数,我本人在国外期间就亲身参预过。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既然不可能全盘接受西方的基督教传统,让宗教成为全社会最有效的道德教育手段,却又将中国古代的人格和德性培养传统从现行教育体系中取消了,这不是学习西方教育体制的一个败笔吗?

  我们大概也知道,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内容,本来是以培养健全的人格为宗旨的;即使是治国平天下,也是为个人的自我完善为目的的。孔子曾谆谆告诫做学问的根本目的为“为己”而不是“为人”(《论语·宪问》),《论语》中孔子每次与弟子讨论“学”,都是指待人接物和性格修养。儒家经典《大学》一书,就是教人如何成为“大人”之学。“大学”是针对“小学”而言的。按照朱熹的说法,“小学”包括“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而“大学”,今天或许也可以说,指使你成为一个与天地并立的、大写的人的学问。我愿借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大学”就是使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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