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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也扬:腐败问题与去台后的国民党

更新时间:2011-05-12 15:10:12
作者: 王也扬 (进入专栏)  

  

  腐败问题一直是国民党的痼疾。去台湾以后,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又成为民众痛恨的焦点,并且催化了岛内政治的演变,直至国民党下台。了解去台后的国民党,从其腐败问题切入,可谓抓住了纲。

  

  一

  

  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全岛人民曾热烈欢迎自己的“国军”前来接收。可是不久,国民党独裁、腐败的劣迹便引起民众的反感。1947年2月27日傍晚,国民党专卖局缉查员在台北街头查抄私烟摊,一名中年寡妇下跪哀求不要没收她的东西,被蛮横的缉查员打倒在地,旁观的路人很是愤慨,围住施暴者责问,又遭缉查员枪击,当场死亡一人。第二天,数万民众上街示威,要求“惩凶”,后酿成全岛范围的“民变”,国民党当局动用武力血腥镇压,导致一万多人丧生的惨剧,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二二八”事件,它在台湾人民心中埋下了深深的恨。

  大陆失败的教训,被蒋介石总结为是集权不够。于是到了台湾,国民党变本加厉地实行一党专政。在“反共戡乱”的旗号下,从1949年5月19日起,台湾开始了长达38年的“戒严”,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被“冻结”。老百姓只要有一句话不慎,就可能以“通共”罪逮捕枪毙,“白色恐怖”笼罩全岛。当局对思想言论的控制更是无以复加。《自由中国》杂志因宣传民主思想被封,发行人雷震入狱,杂志支持者胡适受到批判;作家柏杨、李敖等也皆因文字获罪而判重刑。

  国民党迁台后,从大陆带去了大量的资金和人才,加之有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援助、投资,在后来的和平环境里,台湾经济创造了不俗的表现,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但经济发展的“一俊”难遮“百丑”,不受制约的权力被金钱包围,更使腐败大发其酵,台湾社会官商勾结贪污丑闻不断,且愈演愈烈。

  亦官亦商,是台湾社会非常普遍的现象。国民党长期执政下的公营企业成了官员们的近水楼台。在现代法制社会,当职官员是不得在商界兼职的。但台湾的“公务员法”却有许多空子可钻,使得官员们几乎没有不兼职的。如“经济部”工业局长尹启铭、“国贸局长”林义夫兼任“中船公司”董事;矿业司长曾四安、“能源会”执行秘书易洪庭兼任“中油公司”董事;商检局长许鹏翔兼任台糖公司监察人;“财政部”政务次长王政一兼任“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行政院”政务委员杨世缄兼任中华电信公司董事等等。一些退休的高官更是把公营公司当作最佳去处,继续在那里领高薪、坐专车,如“国有财产局”局长刘金标退休后担任台开公司董事长;前“国防部长”蒋仲苓成为农民银行董事;“总统府资政”赵自齐虽年近90高龄仍出任“中国商业银行”监察人。台湾的私营公司为了拉官员来兼职任职,从而凭借他们的关系给企业谋利也费尽心机。台湾最大的航运企业长荣集团就以聘用大量交通部门官员闻名,其航空公司副经理楼维华是前民航局副局长;海运公司董事长林省三曾是航政局官员;前航警局局长裴震、高速公路局秘书室主任唐耘秀等都被长荣公司聘为顾问。台湾各大私营公司都建有供官员吃喝玩乐的俱乐部、招待所,以便于和这些手中有权的人物套关系,连自命不介入政治的王永庆也在台塑集团大楼13层建有招待所。官员的亲属子女经商或进入大公司则是政商联盟的又一方面,这在台湾相当普遍。至于曲折隐密的各种关系网,就难以说清。这些在在成为台湾社会腐败问题日益严重的背景。在台湾,当官没有不发财的。以李登辉为例。其家族原非富户,出国留学靠的是公费和奖学金,回国后任教期间是个寒酸的书生,但自进入国民党官场便迅速致富,变成一个拥有多处豪华别墅、多张高尔夫球证,在海外有秘密账户的亿万富翁。

  国民党历来党国不分,许多公营企业和物业作为“党产”,其巨额利润归党任意支配,更是成为金权结合的典型。国民党的党产,包括党中央投资与控股的企业和党的各级机关所拥有的房地产,以及海外资产。党营企业以七大全资控股公司为骨干,它们是中央投资公司(重点投资金融、电子、石化、综合、海外);光华投资公司(重点投资能源、科技);启圣实业投资公司(重点投资建筑业);建华投资公司(重点投资专业事业);景德投资公司(重点投资保险业);华夏投资公司(重点控制文化媒体);悦升昌投资公司(负责海外投资)。到国民党下台前,这七大控股公司主控的企业有66家,投资的企业超过300家,如果算上海外资产,国民党可掌控的资产达万亿。这样大笔的资产,长期以来由党主席亲自指点的人员来管理,别人无权过问,外界也难以监督,形成党库国库不分,贪污黑幕重重的局面。李登辉曾任用他的私人密友刘泰英掌管党产,不仅刘本人暴富成为亿万富翁,而且跟着沾光的不知凡几。如刘泰英把党营事业的10亿捐款给了润泰集团负责人尹衍梁的家族医院,而刘与尹原来是生意合伙人。刘把成亿的钱给党内领导作政治经费,更是一笔笔糊涂账。党营企业还常常通过贱卖贵买,把好企业好物业让给关系户,自己收进一些赔钱企业和问题物产,这看似不合经济逻辑,其里面却藏着多层利益。直到李登辉下台,刘泰英才以经济犯罪被绳之以法。党营企业引起民众严重不满的原因还在于,国民党长期靠政权的力量,以这些企业为依托谋利,最后又未进“国库”而流入党政高官及其关系人的腰包。国民党据台后,其各级机关所有的地皮物业往往是无偿或廉价侵占的;党控制的文宣单位又常年靠政府预算补贴。在“解严”前,这些传媒都带有垄断性质,尤其“中国广播公司”、“中国电视公司”有巨额广告收入,获利甚丰;政府还把业务直接委托给党企或党政合资经营,通过种种特许,形成垄断和独占;这些党营企业还利用其特殊地位,在股市上,翻云覆雨,操纵投机,大赚特赚。总之,党产的黑箱黑幕比比皆是,弊案一揭一大串,国民党的腐败包袱越背越重。

  台湾“立法院”因其掌握预算审查与法规立案通过、否决等权力,成为金权交易的集中场地,而所谓的“立法委员”们绝大多数是国民党员,又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人长期不改选,所以也难受民众的监督,于是放肆地以权谋私,臭名远扬。台湾资深记者王铭义曾把“立委”们的金权交易活动概括为八大类:

  “承包工程”。这是最寻常的一种获利方式。从“立法院”的办公用品采购,到官方重大军事、民用工程项目,其金额动辄十数百万,甚至上亿,“立委”们都拼命插手,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关系,或以亲朋好友的公司,或以空头公司名义抢到承包权,再转包出去,从中抽取一到两成的差价、佣金。这么空手一倒,权力就变成了金钱。

  “掮客买办”。“立委”往往充当商家代理,在官方和商家之间牵线搭桥,尤其是军事采购资金巨大,国际军火商通过“立委”们的活动,与政府上层沟通,争取标的成功,而从中帮忙者均可获得可观的回扣。

  “利益护航”。“立法院”审议的法规法案,都牵扯到不同集团的实际利益,这些集团无不积极游说,或阻止或促进某项法案的审议、修改和通过。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泰集团的蔡辰洲进入“立法院”后,以其家族掌控的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名义邀请刘松藩、王金平等“立委”到海外旅游,为“立法院”审查通过“合作社法”、“银行法”铺路,曾引起社会哗然。后来以蔡为首的“立法院”所谓“十三兄弟会”还被揭出曾以2000万元收买“立委”,来争取信托公司可经营银行的不定期存款业务。随着工商界“立委”不断增加,这种用立法特权谋商业集团利益的现象愈发严重。如与汽车行业关系密切的“立委”,极力干预汽车进口税的调整,以维持保护税率;经营钢铁业的“立委”则联手操控公营“中钢公司”的营运计划,并想方设法参与其下游企业的“共同经营”;有银行、证券业背景的“立委”就千方百计想对银行、证券业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塞进有利于自己的私货。

  “共存共荣”。这是指“立委”与行政官员之间进行权力和利益交换的一种关系。本来“立委”的权力是用来监督政府的,但这种权力如果没有制约也一样可以谋私。譬如行政官员最在意的预算案的通过,为了让“立委”高抬贵手,便向他们施以实惠,于是双方共同获取利益。

  “人头租用”。“立委”在社会上的公司挂名兼职,而一些搞非法活动的公司也拼命拉“立委”当名誉董事长之类,以掩护其不正当经营。这些挂名兼职者还有替公司向政府部门打通关节,或骗取投资人信任的作用,自己则从公司拿一份高薪。

  “五鬼搬运”。“立委”用亲属或朋友名下的公司先同公营公司建立某种合作,再运用职权关系帮助这些公司从公营机构低价购入土地,然后通过合法程序变更地目,使公司资产瞬间暴涨。这种做法既安全,获利又高

  “声东击西”。“立委”经常借审查行政部门预算或表决有重大利益关系的法规之便,声东击西,让有关单位办事,给回报,从中得到各种好处。其中尤以向金融单位施压,为亲属或友人公司搞贷款,最易得利。也正因为权力干预金融,使台湾金融机构坏帐问题严重。

  “暗渡陈仓”。“立委”等政治人物通过掌控不同名目的基金会,把从各种渠道得到的资金,暗渡陈仓,最终转为个人消费,由于基金会可以免税,又能够广泛拉赞助(特别是不少资金是由当局拨款资助的,每年用于这方面的预算达几百亿,)往往成为政治人物们的“聚宝盆”。

  

  二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主席,三年后又当选“总统”,成为台湾地区的最高领导人。蒋经国作风务实,常深入民间,头脑也清醒,他上台后推出所谓“政治革新”,大力反腐倡廉,任用新人,提高行政效率;同时对社会矛盾,采取相对温和的解决办法,并明确提出以“一步一步来”的渐进方式向民主与法制过渡。这样,台湾社会开始步出专制独裁的“白色恐怖”时代,进入到比较开明的“威权政治”时期。

  蒋经国生活朴素,深恶腐败,他要求自己的子女不得经商,规定各行政部门停建办公用房、严禁公款吃请、官员不得出入娱乐场所,并派警察到这些地方去检查。他还下令设置“贪污及经济犯罪防治中心”,亲自过问一批经济犯罪的大案要案处理,惩办了“行政院政务委员”兼“中央银行总裁”徐柏园、“行政院研发委副主任”王正谊、“高雄市长”杨金虎等人的贪污案件,其中王正谊还是蒋家亲戚(蒋经国的表弟),此人曾在蒋介石身边任机要秘书多年,因收受营造厂巨额贿赂而事发,蒋经国毫不留情,下令逮捕并判无期徒刑。然而,国民党的腐败是体制问题,靠“严规”、“严打”难以根治。1985年,全台湾最大的信用合作社--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因官商勾结,非法放贷,造成巨额亏空而倒闭的事件爆发(经查“十信”发放的150亿贷款中,无法收回的不良贷款竟有70亿元,亏损额高达80亿元,给广大储户造成巨大损失,严重冲击了社会稳定),“十信”理事长蔡辰洲是该案主犯,他与国民党上层的关系盘根错结,案件牵连到国民党许多高级官员,导致蒋经国最亲密的助手、国民党秘书长蒋彦士被迫辞职。舆论认为,这是自当年上海“打老虎”失败后,蒋经国反腐败的又一大失败,败是败在制度上。“十信弊案”对蒋经国刺激很大,他终于向党内发出了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治理腐败,那么“党员都会流失”,总有一天“人民会抛弃党”的重话。

  利用黑社会和特务统治,来维持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是国民党的老传统。大陆时期,国民党特务暗杀《申报》主编史量才和民主派教授李公朴、闻一多,曾造成社会大哗,民心大失,加速了蒋氏王朝的败亡。来台后长期任职情治系统的蒋经国不会不知这种黑幕的弊端。但恰恰在他主政期间,又发生了国民党特务勾结黑社会暗杀旅美作家江南的事件。1984年10月15日,《蒋经国传》作者江南(即刘宜良)在美国旧金山家中车库被枪杀,江南生前曾撰文对国民党当局多有批评,美国警方很快查明刺客是台湾“竹联帮”头目陈启礼等人,他们是按照台“国防部情报局”的指示所为,进一步查下去又牵涉到蒋经国的儿子蒋孝武。此事成为国际间轰动的大丑闻,给当时与美国已无外交关系的台湾当局和蒋经国本人以极大困扰。蒋经国不得不下令严厉查处,结果“情报局长”汪希苓和陈启礼等凶手被判无期徒刑,蒋孝武则被变相放逐到新加坡而退出政坛。此事也使蒋经国进一步感到,如果不加快“民主化”进程,他推行多年的革新事业及其自身历史形象有毁于一旦的可能。

  当时中国大陆所发生的一切: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亿万民众迅速脱贫致富,社会政治迈向民主与法制的轨道,更是给了蒋经国以促进,使他看到了祖国统一“既不是梦想,也不是幻想”,如果有一天台湾能与日益强大的大陆结合,则“中国会有伟大的未来前途”。关键在于如何建立一个可行的政治架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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