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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也扬:小资产阶级问题

更新时间:2018-06-04 17:14:46
作者: 王也扬 (进入专栏)  

  

   摘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其历史条件要求社会生产力必须高度发达,唯此马克思、恩格斯才设想出阶级斗争的两大主角——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可是俄国和中国,比西方生产力落后。于是,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和中国化,都遇到了一个共同问题:小资产阶级问题。列宁及毛泽东运用革命“两步走”策略,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成功地驾驭了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仍然非常之大,成为许多历史事件的因缘。

  

   1976年3月3日,中共中央将毛泽东与侄儿毛远新的多次谈话,以正式文件下发全党。这是毛泽东逝世前最后对党内的长篇指示,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份政治遗嘱。毛泽东主要谈及与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内高层同事之间围绕“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路线所发生的分歧,说“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他得出结论:“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①]这里有两个值得注意的观点:一是上述这些与毛有分歧的人被指“属于小资产阶级”;二是认定他们亦即“代表资产阶级”。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本人在党内斗争中也多次被指为小资产阶级,且每次都极大地刺激了他。譬如1929年中共红四军七大决议批评毛“小资产阶级色彩深厚”[②],造成其前委书记落选并离开军队,毛对此曾长时间耿耿于怀。又如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给毛泽东的意见信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语,惹得毛勃然大怒,引发了“一场阶级斗争”。 参加庐山会议的陶铸评论彭信认为,“从我党的历史上看,如果真正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所产生的左的错误,那确实是难以纠正的”。[③]这大约也是毛泽东绝不能接受彭信的原因。

  

   陶铸为什么说从“党的历史上看”,其领导人如果犯了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性错误,就会有“难以纠正的”严重后果呢?小资产阶级问题,对于中共革命来说,究竟是一个怎样的问题?笔者愿意做些研究。

  

   一、原本不是问题的严重问题

  

   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小资产阶级问题原本没有成为多么重大的问题。《共产党宣言》说,我们时代的特点是阶级对立的简单化,“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④] 可见马恩设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最后的斗争”时,小资产阶级作为独立的社会阶级已经分化得几乎不存在了。马恩论述小资产阶级,主要侧重它在分化过程中“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⑤]的特点,其有可能倒向无产阶级,也有可能倒向资产阶级。他们“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替工人说话的,这样就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所以“革命的工人政党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关系是: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去反对工人政党所要推翻的派别;而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企图为自己而巩固本身地位的一切场合,工人政党都要对他们采取反对的态度。”[⑥]在马恩眼里,这个消亡中的阶级的政治主张“在它以后的发展中变成了一种怯懦的悲叹。”(《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还把这句“怯懦的悲叹”写成了“可怜的哀愁”) [⑦]总之,小资产阶级“无可奈何花落去”,小资产阶级问题也只会越来越小,不会越来越大。

  

   然而马恩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设想,并没有在唯物史观规定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实现。后来发生在俄国和中国的共产党革命,其社会经济状态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对此,人们似乎只记住了列宁关于经济后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成功的论证,即所谓链条最容易在薄弱之处断裂的“一国胜利论”。那么,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共产党革命,会发生什么问题呢?俄国和中国的历史作出了回答。小资产阶级问题变得越来越大、十分严重,便是一例。

  

   由于生产力落后,阶级分化亦滞后,使得俄中两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整个社会中都不占多数。列宁说“俄国是个小资产阶级国家。大多数居民都属于这个阶级。”[⑧]他又说 “我国的无产阶级不但是少数,而且是极少数”[⑨]。与俄国相比,中国的经济及社会分化更落后,毛泽东说,“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⑩]他把这种分化滞后型社会,描述为“两头小中间大” [⑪],这看上去象一个橄榄状,而马恩原论那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相互直接对立”的社会,却好似一个哑铃状。

  

   接下来的问题是:在无产阶级“是少数”的社会,其革命力量来自哪里?革命对象又如何确定?特别是共产党将怎样以小博大,砸碎旧的国家机器,胜利地取得政权?对此,列宁在实践中这样来解决:一是打造精兵,即“无产阶级先锋队”——以少数职业革命家为核心的高度集中、具有“铁的纪律”的布尔什维克党;二是运用策略,分“两步走”,先“麻痹”、利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同路人”,争取社会大众支持,推翻沙皇专制统治;掌握政权后,再“不停顿地”向社会主义迈进。[⑫]

  

   列宁的策略,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获得成功。但当布尔什维克政权露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形时,“少数”还是招致了多数反对,残酷的内战随之爆发。其时对俄共(布)威胁最大的,不是沙俄旧军官,不是立宪民主党等上层资产阶级分子,也不是协约国武装干涉,而是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所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敌对势力,他们煽动的彼得堡工人罢工、喀琅施塔得士兵起义和安东诺夫农民暴动,几乎摇撼了布尔什维克的根基。乃至1918年列宁被刺,据说也是社会革命党人所为。列宁告诫全党:“小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比邓尼金还要危险。”[⑬]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无产阶级当前最凶恶的敌人”。[⑭]于是“无产阶级出鞘的剑”[⑮]勇建奇功,有记载内战期间被肃反委员会(即“契卡”)处决的反革命分子,超过战场上所消灭的敌军。

  

   布尔什维克赢得了内战胜利。社会上的小资产阶级敌对势力基本肃清。但列宁患病和逝世以后,俄共(布)党内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先是托洛茨基反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遭三人联合反击落败。接着斯大林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闹掰,季诺维也夫与托洛茨基形成联盟,对抗斯大林、布哈林,被驱逐出党。继而斯大林又反对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最后因基洛夫被刺事件,引发新一轮“肃反”[⑯],致使当年领导十月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成员有一半遭处决;1934年联共(布)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被杀和自杀的则超过三分之二。

  

   我们看到,在绵延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俄共(后改为联共)党内斗争中,老布尔什维克们剑拔弩张,互相攻讦的说辞竟然完全一致——指责对方为小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代理人:1924年5月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决议,定性托洛茨基反对派是“党内小资产阶级倾向”[⑰]。接着托洛茨基又被斯大林等人指为“孟什维主义的代理人”[⑱]。 1927年4月季诺维也夫在《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中,批评斯大林、布哈林让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决定是“彻头彻尾的孟什维克主义观点”[⑲]。 1928年6月,托洛茨基著《中国革命的回顾及其前途——它给东方各国及全共产国际的教训》一文,抨击斯大林等人在中国搞阶级合作,是“置小资产阶级的孙中山主义于马克思主义之上”[⑳]。 同年11月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说布哈林也是“托洛茨基主义”、“改头换面的孟什维克”,“两者都是小资产阶级倾向”[21]。

  

   上述布尔什维克党领袖之间的相互指责,首先在理论上可以解释得通。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来分析,所有被指责的对象,几乎全部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22],他们如果不能改造成为无产阶级战士,则自然是小资产阶级分子,而小资产阶级又“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变成阶级敌人的可能性。其次在事实上,十月革命后,小资产阶级敌对势力确对布尔什维克政权威胁最大、斗争最激烈,即使不拿马克思主义来说明,“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也属于常识。列宁活着的时候,对俄共(布)党内斗争曾经指出:“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由于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占有巨大优势,由于战祸频仍、经济破坏、疫病流行、连年歉收必然使人民极端贫困痛苦,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情绪就表现出特别严重的动摇。这种动摇表现在时而倾向于巩固同无产阶级的联盟,时而又倾向于资产阶级复辟……因此,‘工人反对派’以及同他们类似的分子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和无政府主义的动摇的表现,实际上在削弱共产党的坚定的指导路线,实际上在帮助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敌人。”[23]当时党内的“工人反对派”多为工人出身的革命家,列宁尚且如此批评,其他一系列斗争便不难理解。后来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样宣称:“我们党的历史是同各小资产阶级党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作斗争并把它们打垮的历史。”[24]该《教程》“结束语”总结了六条党的历史经验,其中关于阶级斗争的两条最主要经验,便是如何战胜党外与党内的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分子及其代理人。[25]可以说斯大林的这部书,是一部如何同小资产阶级敌对势力做斗争的教科书。

  

   也许基于国情,也许现实环境过于残酷,列宁对小资产阶级问题的观察角度与马恩有所不同。《共产党宣言》描述的是小资产阶级如何大批地加入无产阶级:“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而且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26]而列宁在1920年所撰《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则口气严峻地强调“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他说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而凶猛十倍,加上“小生产的力量”和“国际资本的力量”,其将变得“更强大”,因此“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最无情的、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殊死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27]

  

   1929年4月,斯大林在联共中央全会上发表著名演说(即《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认为当时国内粮食收购方面遭遇的困难,是富农等“城乡资本主义分子抵抗社会主义的进攻”,“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并指“布哈林集团”是“嚣张起来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代表,“布哈林认为,为了达到消灭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应当熄灭,应当取消。恰恰相反,列宁教导说,只有通过顽强的阶级斗争才能熄灭阶级,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要比无产阶级专政以前更加残酷。”[28]于是苏联掀起了斗争激烈的反富农运动。

  

十年后,这种“更加残酷”的阶级斗争进一步获得证明: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被查都是境外敌对势力派遣的“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对他们开杀戒完全正当!斯大林检讨说,“我们全体布尔什维克毫无例外地都犯了这种过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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