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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刚:什么是历史?

更新时间:2011-05-10 15:06:10
作者: 彭刚  

  

  历史学对于自己的学科边界,有必要保持足够的警醒与谦卑,历史学家工作的性质是什么,历史学能够和不能够做到的事情是什么,这样一些问题是历史学家所不能回避,而需要加以思考的。

  

  历史学家只能通过文本才间接地接触到过去,但真实不妄的过去对于史家的制约和束缚,却不断通过史料展现出来。历史学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学科规范、历史学家的技艺,乃是其生命力和合法性的来源。

  

  如同所有别的学科一样,历史学的发展,经常需要历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们,不断地对自身的学科前提进行反思。"什么是历史"这一问题,因而就历久弥新。它涉及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历史学家与他所研究的历史之间的关系等诸多方面。在我看来,通过对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发展轨迹的考察,可以将对这一问题的追索和解答,归结成三种路向,它们分别是重构论、建构论和解构论的历史观。

  

  

  重构论:历史的本来面目可以重建和还原

  

  历史学从19世纪领受来的一笔重要遗产中一个核心的成分,是认为历史学要以求真、以重建和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以达到客观性为自己的目标。

  

  在欧洲,相比于18世纪,19世纪是一个历史的世纪。对于启蒙运动的反动,带来了历史意识的萌生和发展。历史学得到长足发展,逐步走向专业化,成为一门现代学科。这是历史学从19世纪所领受来的一笔重要遗产。

  

  这笔遗产中一个核心的成分,是认为历史学要以求真、以重建和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以达到客观性为自己的目标。这就是后来美国史学家比尔德所说的,历史学家们的"那个高贵的梦想"。可以说,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重构论"的历史观。奠定历史学专业化规范的兰克,本身固然是一个思想面相很复杂的人物,但他留给后世历史学家的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他那句"如实直书"的名言。

  

  20世纪初期,实证主义风靡之时,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学终究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发现属于自身的规律。不少历史学家,否认历史中存在着类似于自然科学领域中的规律,但他们也认为,在求真这一目标和达到真实客观的能力上,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并无分别。因此,就有了伯里的名言:"历史学就是科学,不多也不少。"

  

  历史学要实现那个"高贵的梦想",跻身科学之列,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对史料的竭泽而渔的收集和严格精详的考订。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不同于别的学科--过去人类的活动,已经消失殆尽、往而不返了。可是,人类的活动留下了各种各样的史料。收集和考订史料,可以帮助我们确立过去的事实。过去的事实不断积累,就会自然而然地将它们相互之间的关联、将历史过程的模式和意义呈现出来。另一个条件,是历史学家在从事研究和写作时,需要排除主观因素,不将自己民族的、政治的、个人爱好的偏向掺杂进去,他必须尽可能地客观、中立,不偏不倚。

  

  这样两个条件的集合,仿佛就可以成就历史学的客观性。兰克说过,他写的宗教改革的历史,要让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能接受。后来主持"剑桥现代世界史"的阿克顿爵士也要求,滑铁卢战役的写作,要让法国人、德国人、荷兰人都满意。历史学家像一面虚己以待的镜子,清晰地反映史料中所呈现的事实,就成了历史学家工作的一幅完美图景。也正因此,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持有类似信念的历史学家中,颇有人怀着几分自得、再加上几分失落地表示:在有的研究领域,史料已经收罗齐备,研究已经足够深入,历史学家的诸般技艺已经使用殆尽,后人再也无事可做了。这就有了阿克顿"终极历史"的说法,大概的意思是,每个历史学家的工作完全可能与别人隔行如隔山,你研究古希腊的货币,他研究希特勒的战争决策。但归根结底,大家研究成果的积累,都在指向揭示人类全部文明在过去的真实面貌的"终极历史"。

  

  重构论的历史观,有如下几点蕴含:历史事实蕴藏在史料之中,不偏不倚而又具有足够技艺的历史学家能够将它揭示出来;历史事实的积累自然就会呈现出过去的本来面貌和意义;人类有着一个单一的、统一的过去。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历史学家们相信"宏大叙事",相信过往人类的历史终归是按照某一线索发展而来的统一体,不管这一线索能否被人们认识到;另一方面,是历史学家工作的日益专业化,学院派的历史学家和其他学科的专家一样,变得对越来越小的事情知道得越来越多。

  

  这样两个方面的情形,奇妙地结合在了一起。"兰克虔诚地相信,如果他自己照管着事实,老天爷就会照管着历史的意义",卡尔对兰克的这一番讥评,正是此种情形的传神写照。

  

  建构论:历史学家要以自己的精神"重新复活"历史

  

  在建构论的历史观看来,历史学家的理论装备、思想高度、移情体验的能力等等主观因素,非但不是警惕防范的对象,反而构成了历史研究的要素。

  

  常识上,我们可以把历史分为三个不同的层面:真实发生的历史、史料中的历史、历史学家所写就的历史。在重构论的历史观看来,历史学家通过研究史料而得出的结果,最终就会展现出真实历史的面貌,三个层面的历史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屏障和无法克服的隔阂。问题在于,这三者之间是否有所分离,而不像重构论所设想的那样融洽无间呢?

  

  历史学研究的是什么?大概许多人都会不假思索地回答:过去。可是,照英国史学家埃尔顿的说法,"历史研究不是研究过去,而是研究过去所存留至今的痕迹。如若我们的所说、所思、所为或所经受的任何东西没有留下痕迹的话,就等于这些事实没有发生过。"就像古诗中说的"事如春梦了无痕"那样。重构论认为历史学要还原过去的本来面目,但大概没有人会天真到认为,人们可以毫厘不爽、分毫不差地还原过去。只是,人们往往会不自觉地认定,凡是真正重要的、有价值的过去的那些片段,总是会留下让我们的研究可以凭借的痕迹的。

  

  可是,情形真是如此吗?我们来举几个例子。墓葬是我们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材料,而能够在墓葬中保留大量反映当时制度、文化等因素的墓主,只是社会中处于优势的极少数人,就"沉默的大多数"而言,我们往往缺乏足够的凭借,来推断相关的情况。例如数量多达八千麻袋的明清内阁档案,清末时已被醇亲王下令销毁,若非罗振玉、陈垣等人的努力,恐怕早已化为纸浆。这些档案对于明清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史料的形成和流传保存,都有太多的制约因素和偶然性。很多重要的东西留存下来,实在是非常侥幸的事情。同样可以推断的是,还有太多重要的东西没有留存下来,以至于我们连它们的重要性何在都无法追寻了。对于"重建过去本来面目"的说法,似乎需要加上更加严格的限制。

  

  除了形成和留存的偶然性之外,史料是否像一块玻璃板,能够让我们清晰地透视过去呢?史料是人们制造出来的,它不可避免地会带上特定的视角。卡尔就说过,我们对古希腊的了解是有欠缺的,主要原因在于,对于那个时期希腊的叙述是由雅典的一小部分人作出的。斯巴达人、波斯人、雅典没有公民权的那些人对于希腊是怎么看的,我们无从得知。"我们看到的这幅图景是预先为我们选择好、决定好了的。"史料的偏向性和偏狭性,注定了它虽然未必不能让我们看到过去,却注定了我们透视史料而得到的图景,难免是在不同程度上被扭曲的和模糊不清的。

  

  重构论认为,事实就摆在那儿,等着历史学家去发现。卡尔的说法却是,事实本身不会说话,是历史学家让事实说话。我们可以说,历史学家有着他的关切,有着他自身的问题意识,他的这些主观因素投射到过去的某些侧面,才让在幽暗深处的某些事实凸显出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的命题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其中的一个内涵就是,历史学家总是从当前生活出发、从自己的关切出发,将眼光投向过去的。卡尔在他的名作《历史是什么?》中,得出的答案就是:"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史家与史料和事实之间的关系,就并非重构论所设想的那样,前者消极地反映和呈现后者,而是双方的交互作用。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就都强调,历史学家要以自己的精神去"重演"、"重现"、"重新复活"历史人物的思想和精神世界,才能真切地把握过去。

  

  二次大战后,历史学出现了社会科学化的趋势。社会科学化史学的发展至今未衰,只是远不像它风头最劲的时候那样具有排他性了。在不少受到社会科学影响的历史学家看来,没有社会理论的观照和概念化工具的介入,人们就无从真正了解过去。可以说,这种思路也着眼于强调,特定视角的介入,是人们把握过往历史的不二法门。

  

  建构论的历史观的要点在于,历史学家必须从特定的视角,以自己的精神体验、理论观照、概念工具来介入历史研究,建构自身的历史图景。与重构论对主观性戒备森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建构论的历史观看来,历史学家的理论装备、思想高度、移情体验的能力等等主观因素,非但不是警惕防范的对象,反而构成了历史研究的要素。

  

  解构论:历史就是人们写作并称之为历史的书籍

  

  历史学家在将自己的研究写成历史文本时,必然将自身的思维模式、意识形态立场、审美倾向等因素,或明或暗地注入其中。

  

  解构论的历史观,实际上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因为后现代主义史学把历史和历史学"解构"成了纯粹的文本。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于历史学和史学理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海登·怀特可说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家中的领军人物。我们先来看看怀特的这种说法:历史学乃是一种"言辞的结构,其内容在同等程度上既是被发现的,又是被发明的。"这话的前半截,说的是历史学家的工作所产生的成品,也即历史学的著作和论文等等,是历史文本,是一种语言制品。后半截中,说这种语言制品的内容中有被发现的成分,也有被发明的成分。"发现的成分"很好理解,历史学讲求的是无徵不信,无一字一句无来历,历史文本中这样的成分是被发现的,从史料、档案中发现出来。"发明的成分"指的是什么?难道是说历史文本中也有无中生有、编造出来的成分吗?当然不是。一份历史文本,纵然其中字字句句都有史料的依据,都以客观中立的姿态出现,但正常情况下,历史学家在面对一个主题进行研究,并形成自己的历史文本时,他总是在自己所可能使用的相关于这一主题的史料中,选取其中一部分,并舍弃另外的(往往是更多的)部分,来构成自己的历史图景;他总是要给其中所蕴含的某些事实赋予更重要的地位,而将另一些置于较为边缘的位置;他总是会给自己所建立的历史图景选定一个起点,确定一个终点;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选择、编排、加工、定型的成分,正是"发明"一词所要表达的意思。

  

  我们看到,怀特对历史学的关注,集中在了历史文本的特性之上。在我看来,解构论的历史观,就是将历史学文本化了。所谓的文本化,至少有着以下两点蕴含:

  

  第一,历史学家的工作对象是各种各样的史料,这些史料主要是各种文献,也包括考古发现、宫室器皿等物质性的遗存,它们都可以归为广义上的文本,而且,最终它们都要以语言形式进入史家的研究。而史家最终的工作产品如专著或论文,也都是以语言制品的形式出现的。就此而论,历史学家永远无法真正直接接触到过去本身,而只能借助于各种历史文本而对过去有所言说,因而,文本性就是历史学家的全部工作所无法脱离的樊篱。这并不意味着,解构论者就必定会否认曾经有过真实不妄的过去,但他们所强调的重点在于,历史学家无从直接接触到过去,也无法以一个真实的过去来与各种历史图景进行比较,从而确定后者的真伪优劣。

  

  第二,历史学家不同于自然科学家,没有一套自己的专业语言。用怀特的说法,可以说,他们使用的是"日常有教养的语言"。由于日常语言或自然语言不透明的特性,历史文本并不能真实再现过去,它不可能毫无扭曲和不加损益地将历史的本来面目传递给读者。历史学家在将自己的研究写成历史文本时,必然将自身的思维模式、意识形态立场、审美倾向等因素,或明或暗地注入其中。历史文本在陈述事实的表象之下,蕴涵了选择、想象、创造的因素。这一点,正是怀特奠定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基础的《元史学》一书所要论证的论点。

  

  历史学的文本化走到极端,就不难得出怀特的弟子、史学理论家汉斯·凯尔纳如下的结论:"历史就是人们写作并称之为历史的书籍"。

  

  历史学的真谛究竟何在

  

  历史学在其长时期发展进程中所积累起来的学术规范、史料对于史家的束缚、各种帮助史家收集和考订史料的技能、历史学家建立自身历史图景时所展示出来的巧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zhe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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